本文轉自:青海法治報

婚宴客人都走了,熱菜還沒上完

婚禮攀比之風緣何愈演愈烈

趙麗 楊博圖

新婚大喜,擺上幾桌好酒好菜招待親朋好友是傳統習俗。可如今,這一習俗在一些地方逐漸變了味兒——攀比、昂貴、浪費。繁瑣的婚禮步驟,動輒十幾萬元甚至幾十萬元的婚禮花費,讓不少年輕人直呼“壓力山大”“辦不起婚禮了”。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於2023年7月至9月開展的一項專項調查顯示,結婚花費的平均值高達33.04萬元,是2023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2萬元)的8倍多。

大量菜品一口未動

少有打包浪費嚴重

32歲的吳先生去年10月舉辦了婚禮。吳先生來自內蒙古自治區的一個小城市,因爲工作地與家鄉距離較遠,便舉辦了兩場宴席,一場是在工作所在地舉行的結婚儀式,一場是在家鄉舉辦的答謝宴,兩次婚宴都由雙方父母幫忙操持。

據吳先生介紹,結婚儀式花費近4萬元,宴請的人數相對較少,大概100人,其中宴席花了2.4萬元。這個標準的婚宴屬於其工作地所在城市的中等檔位。

吳先生髮現,婚禮儀式進行一半後,服務員就開始上菜,雞鴨魚肉及各類蔬菜,賓客們一邊喫一邊觀看婚禮儀式。等儀式快結束時,賓客們差不多酒足飯飽,可熱菜還在繼續上,最後剩下一桌子菜,有的菜品連動都沒動。儀式結束後,有個別親友將沒有動過的菜打包帶回去,更多的則是浪費在餐桌上。

在老家舉行的答謝宴,宴請人數約400人,花費4萬餘元。按照老家傳統,答謝宴一般要擺兩天流水席。

吳先生給記者算了一筆賬:父母在老家請了當地廚藝出色的婚宴團隊,租了兩個室外臨時婚宴大棚,兩天花費6500元;宴請了40桌親友,每一桌落座約10人,準備宴席的食材花費大約2.5萬元。喜煙、喜酒、喜糖、喜茶等費用加起來1萬餘元。這些費用還沒有包括親戚朋友幫忙的人工成本和紅包。

山東省某市市民劉先生在今年3月參加了一場婚宴,每桌八九個人有近20道菜品,大家開喫後,熱菜上菜速度很快,幾乎沒人動涼菜。熱菜越上越多,桌子上沒有地方擺,客人招呼服務員把涼菜撤下去,在空出來的位置放熱菜。

“這意味着,涼菜沒怎麼喫就被浪費了。”劉先生覺得很可惜,被浪費的還有不少熱菜。

大家都知道婚宴浪費嚴重,感覺可惜,那麼少上幾個菜行不行?記者在採訪中瞭解到,儘管明知道會浪費,但多數新人及其家庭還是騎虎難下,擔心檔次低了丟面子。

“在父母眼中結婚是一件高興的事,也是一件關乎兩個家庭面子的事。那麼多親朋好友來了,如果婚宴檔次低了,菜少了,也不好看,所以硬着頭皮也要把婚宴的檔次搞上去。”吳先生說。

同樣是去年結婚的張先生至今記得,剛辦完婚禮時,他和家人喫了一個多星期的剩菜。他說當時也考慮過浪費的問題,想少花點錢,少上幾個菜,但這個想法遭到雙方老人的強烈反對。

儀式複雜費用昂貴

很多物料用完就扔

婚慶公司的花費爲1.1萬元,禮服和婚車大概1萬元。這是吳先生婚禮的“硬性支出”。

“不論請多少人,‘四大金剛’必須有,包括攝影、攝像、主持人和化妝師。”吳先生說。

在這個“剛需”上,來自河北省的劉女士支出超過8萬元:婚慶現場佈置花費2.3萬元,婚紗禮服花了2.7萬元,“四大金剛”聘請費用要3萬餘元。

記者瞭解到,關於婚禮的籌備,目前新人往往有兩種選擇,一種是依靠自己和家人,多方比價後去聯繫婚慶公司和婚宴場地等;另一種選擇婚慶策劃公司,婚慶公司大多提供一站式策劃服務。

如果選擇一站式婚禮,則意味着新人不用多方聯繫,只需備好婚禮當天所需的煙、酒、糖、茶即可,婚禮司儀、造型師、攝影師、現場佈置和婚車等完全由婚慶公司承辦。以北京爲例,多家婚慶公司的價格表單顯示,一站式策劃價格在6萬元至10多萬元之間,婚宴一桌價格在數千元甚至上萬元。

來自四川省的李女士去年9月舉辦了婚禮,她直言婚禮流程像一個消費主義的陷阱:籌備過程複雜,婚禮流程繁冗,婚禮儀式上有很多浪費。

“舉辦儀式、請婚禮車隊花了幾萬元,包括婚禮司儀,我不止一次想自己上臺主持一下就好了。還有一些酒水紅包,也是不小的支出,如果不考慮父母的意願,我其實不太想舉辦婚禮。”李女士說。

李女士對於舉辦婚禮的要求是“性價比高”,把預算定在三四萬元。她諮詢了很多婚慶策劃機構,選擇了報價最實在的。

“我不需要水晶、吊頂等裝飾,現場喜慶大方就行。那些動輒報價10萬元的,難免有忽悠人的成分。”在與婚禮策劃師溝通過程中,她主張能用假花不用真花、能租賃不購買的原則,儘量節約成本。最終,她的婚禮還是花了6萬元,“儘管超了預算,但這個費用在本地並不算高。有兩個朋友的婚禮和我的時間相近,他們僅婚禮現場佈置就花了10多萬元,最後很多東西都是用完一次就扔了”。

總有些“不得不花”的錢,這是李女士對於超預算的總結,比如婚禮當天,主持人在沒有溝通的情況下帶來3個督導,婚禮結束後每人收費500元,“不知道他們是來幹什麼的,但這個錢也不能不給”。

還有些東西在籌備婚禮時不買遺憾,買了用不完,如氣球、喜字、貼花、門口簽到臺等,這些花費1000多元的裝飾品只能用在婚禮當天,剩下很多,“扔了可惜,不扔又沒處放”。

親子兩輩觀念衝突

攀比之風愈演愈烈

與李女士一樣,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希望擁有簡約簡潔的婚禮,然而施行過程並不順利。

來自江西省南昌市的姚女士今年26歲,正在籌備婚禮,備婚開始之際,姚女士對見證自己愛情的結婚儀式充滿了期待。

然而,隨着備婚過程不斷推進,她與父母的分歧越來越多。確定婚期、婚禮場地、宴請賓客名單……每一個細節都很難與父母達成共識。

姚女士想和自己的未婚夫旅行結婚,旅程結束後在各自的家庭所在地辦一場答謝宴,邀請親朋好友簡單赴宴,不再舉行傳統結婚儀式。

但父母的想法與其大相徑庭。他們希望女兒的婚禮排場大,儘量多宴請賓客,這樣面子上纔會好看,也能收回更多份子錢。

“自己的婚禮自己不能做主,又很難說服父母。辦場簡單的婚禮,父母會覺得我不孝順,大辦婚禮其實會多出許多不必要的開銷,包括但不限於‘認親錢’‘出門錢’之類的。”姚女士無奈地說,目前正在與父母拉扯,婚期也遲遲不能確定。

對於出生在河南省北部農村地區的韓先生來說,婚禮更像一把巨大的枷鎖,“這項支出正在成爲繼彩禮後,又一根壓倒家庭的‘稻草’”。

他告訴記者,按照當地習俗,婚宴包括訂婚宴和結婚宴。婚宴不僅包括煙、酒、菜,也就是酒席支出,還有其他類支出,比如給女方親屬、司儀、媒婆、婚車司機等發放的紅包,還要準備串親、婚宴的各種禮品、各類服飾、婚紗照等。

“現在婚宴方面的支出之大驚人,以前訂婚宴參宴人員基本是直系親屬,如今演變成規模宏大、講排場的訂婚現場,還多了請司儀、錄像的習俗,此外,煙、酒檔次也越發奢侈,花費大幅度上漲。”韓先生說,結婚宴上的花費,多體現在菜品上,菜多得根本喫不完,每桌花費至少上千元,還不包括菸酒。

“迎親車也有講究,要求爲偶數量,要求一長排佈滿紅花的婚車。接親過程中的拜堂裝飾現在基本已被婚慶公司外包,婚慶公司提供裝飾、主持、攝像、剪輯等一系列流程,商業化過於嚴重。”韓先生說。

不斷完善村規民約

婚俗禮儀簡約適度

今年1月,華中師範大學教授黃振華課題組發表了《農村大齡男青年婚配狀況》調查報告。黃振華告訴記者,婚禮支出的確給不少家庭特別是農民家庭造成了困擾,在一些經濟欠發達的地方,婚宴中的鋪張浪費反而更突出,因爲這些地方尤其是農村地區比較看重人情。

河南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王運慧認爲,婚宴浪費問題久治不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傳統文化層面的因素,又受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還有餐飲行業相關服務缺失問題。

“在中國傳統文化裏,面子文化可謂根深蒂固。不少人爲了裝點臉面,婚宴就要講排場,認爲排場和標準不夠,就會受到他人的輕視和疏遠。爲了獲得這種臉面,就會造成餐飲上的浪費。”王運慧說。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認爲,婚慶行業的高消費,主要原因包括需求驅動、社會觀念、商業化傾向、市場供給方競爭以及信息不對稱等多方面因素。有些人將豪華婚禮視爲身份和麪子的象徵,商業化傾向導致服務價格攀升,市場競爭促使供給方提供更高端的服務,同時信息不對稱也導致部分消費者難以理性選擇。

受訪專家認爲,可以從完善村規民約推進移風易俗入手,逐步改善這一現象。

黃振華說,比如在村規民約中增加婚禮婚宴不得鋪張浪費等條款。但需要注意的是,村規民約要真正發揮效用,必須得到村民一致認可,且不能違反法律法規。爲此,在制定相關條款時,一定要廣泛徵求村民意見,並通過會議討論、表決、簽字等方式確立下來。

“爲增加效力,最好制訂一些激勵或者懲罰措施,並由村裏有威望的村民或村幹部執行落實。”黃振華提出,不能單一通過外部力量進行遏制,更多地要靠內生力量去改變一些地方風俗,比如通過在村莊內部組建紅白理事會等,有意識地引導村民簡化婚姻程序,節約婚禮的支出成本等。

他介紹,湖北省隨州市廣水市李店鎮飛躍村就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當地成立了一個紅白理事新風會,專門負責遏制婚喪嫁娶中的社會陋習,在其管轄範圍內,要求喜事新辦、喪事簡辦、小事不辦,不得大操大辦,取得的效果還不錯。紅白理事新風會的成員都是村裏威望高、熱心公益的村幹部和村民,在當地,他們的話更有分量,更具說服力,也能更好地化解這類問題。

記者還注意到,爲倡樹簡約適度的婚俗禮儀,各地民政部門積極推進結婚頒證服務、集體婚禮等制度創新。設立室內、室外頒證場地,大力推行集體婚禮、慈善婚禮,邀請政府領導、社會名人、模範代表等作爲特邀頒證員,鼓勵邀請雙方父母、親朋好友到場見證婚禮活動,組織新人共栽“甜蜜樹”、共育“幸福林”。

對於婚宴浪費現象,王運慧建議,要充分利用各種載體讓大家瞭解食品生產的艱辛和節約糧食的重要意義,引導人們理性消費、文明餐飲。同時全力推動移風易俗,抵制出於面子、人情的婚宴消費和講排場拼酒量的商務宴請,逐步樹立節儉型餐飲消費倫理觀,也可通過改變用餐方式建設更加理性的餐飲文化,從而遏制餐飲浪費。

文/圖均據《法治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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