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正在活的是你的第二次生命，在这次生命中，你可以弥补或修正第一次生命中所有的遗憾或错误。这次，你想怎么活？”

我问潇潇。

近几年来，他正处于失意之中，工作上没有方向，情感上没有着落。更让我担忧的是，28岁的他，觉得活着没有意思。我问他这个问题，是想激活他的内在动力，哪怕只有一点点。

感觉人生虚无，丧失生活动力，这种现象我在10几岁的中学生身上看到过，在30岁左右的年轻人身上看到过，也在50岁左右的中年人身上看到过。我也和许多人探讨过这个问题，发现活出生命意义的人，真是少之又少。

活着没意思，存在之虚无，已成为当今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都有。也许只要人类存在，这种现象就存在，只是现在更为普遍。

10年前，许又新教授就关注到这种现象，并将其称之为“无聊神经症”。

被“无聊神经症”感染的人，一般具有如下特征：在认知上，认为生活没有任何意义；在情绪上，主要是一种弥散性的空虚感；在行为上，很少主动抉择，如果有的话，也是沿着费力最小的方向进行。总的来说，他们只是随波逐流，缺乏真正的和深刻的满足感。

近年来，由徐凯文老师提出的“空心病”的概念，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类“病人”普遍具有的一种想法是：我也不是非要去死，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活着。

为什么“无聊神经症”或“空心病”高发？两位老师从传统文化、应试教育体制等方面作出剖析。经过与多人的交流，我认为存在之虚无的疯长，也离不开这两种“土壤”的培育。

一是父母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让年轻一代不必再辛苦努力养活自己，从而丧失了必须做什么的外在需求；

二是父母替代选择，按照自己的愿望为子女铺好了一生的道路，让孩子丧失了应该做什么的内在动力。

这双重丧失，让孩子的梦想无处安放，灵魂无所依凭。

“我们这么拼死拼活地干，就是让孩子不必再受自己曾经受过的苦！”这是很多父母朴素而美好的愿望。但父母的辛苦工作，却造就了一个个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孩子。

有时，父母的努力，不仅剥夺了孩子受苦的机会，也抽空了孩子成功的动力。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东西。

我活着有什么意思？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这些问题，只有人类会思考。地里的庄稼，在街上流浪的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但它是如此重要。想明白这些问题，不仅让你活得有滋味，有时还能救你的命。

在70多年前，弗兰克尔就系统思考过这些问题，并给出了漂亮的回答。他的思考和回答，在今天依然有着重要价值。

他认为，人类对生命意义的追求是其主要的动机。基于这种理念，他发展出了被称为“心理疗法的第三个维也纳学派”的“意义疗法”。

弗兰克尔本身的经历，就是追求意义、活出意义的一本教科书。

二战期间，他被纳关押在素有“死亡工厂”之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三年中，他受尽种种磨难，辗转四个集中营，可谓九死一生。在集中营这种极端的环境中，大多数人都认为，如果不能活着回家，所遭受的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而弗兰克尔的想法却是，如果这一切苦难没有意义，根本就不值得遭受。

这种观点对我极有启发。如果我们先看到一件事的意义，就会更有动力主动去做，而不是被动承受。主动去做，是生；被动承受，是死。

20年前，我有过一段极其痛苦的亲密关系，对方是一个极度偏执的人。在那段关系中，我备受折磨，痛不欲生。我一度幻想着，如果能遭遇一次事故，让我失去那3年多的记忆就太美好了。此后很多年，我都想不明白上天让我经历那段痛苦的关系意义何在，我从中找不到任何价值。

直到有一天，一个姑娘来找我做心理咨询。她的经历与我当年的经历极其相似，仿佛踩着我的脚印一路走到我面前。我很深地理解并共情到她，我对偏执性人格障碍的研究也很好地帮助到她。那一刻，我当年的经历的痛苦才产生了价值。如果我在与偏执者共处的时候，就知道很多年之后可以帮助到一个姑娘，也许我的痛苦就会少很多，对那段经历的接纳度就会高很多。

后来，我又为这事找到了一个意义：等女儿恋爱时，我可以帮助她提前鉴别偏执狂。

“个人一旦成功地找到了意义，那他不但会感到幸福，还会具备应对磨难的能力。”弗兰克尔还说，“那些知道自己的生命中还有某项使命有待完成的人，最有可能活下来。”在集中营里，他想象着自己是在研究监狱心理学，以及出去后为大家作集中营的课题演讲的画面。他借此熬过了再艰辛的时刻。他不仅活下来了，还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他自豪地说：“而现在看来，集中营的幸存者中似乎没有谁比我活得更长，也没有人的智力成果能够超越我”。然后，他又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我在那种境遇中的生命是否完全没有意义？”

当然有意义！上帝保存着你所有的眼泪。从更宏大的视角来看，我们经历的一切，都有意义。只是有些意义，也许要在很多年之后才浮现。有些意义，甚至你一生都没有机会看到。比如孙志刚。在他经历死亡的恐惧时，他不知道自己的死彻底消除了中国的收容制度，推动了社会法制的进程。

你该为自己独一无二的生命负有什么样的责任？

我问潇潇的那个问题，是弗兰克尔多次问他的病人的一个问题。

他还让我们思考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不是你对生命有什么期待，是生命对你有什么期待？

你必须好好思考：你不是一棵麦子，也不是一条狗，作为一个人，生命对你有什么期待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他人无法替代的，并且你的生命也不可能重来一次”，弗兰克尔说。

人与人，不是命不同，是使命不同。

在这个世界上，你独特的使命是什么？

一旦你找到了自己的使命，你的生命就镀上了神圣的人性的光辉。

弗兰克尔说，我们可以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来发现生命的意义：

一、通过创立某项工作或从事某种事业；

二、通过体验某种事情或面对某个人；

三、在忍受不可避免的苦难时采取某种态度。

我对此的理解是，投入地做一件事，投入地爱一个人，有尊严地应对苦难，都可以让我们发现生命的意义。

工作可以给予人成就感与价值感，这也是意义的重要来源。

在每一个领域里，都有一些传奇般的人物。最近在“吴晓波频道”读到一个传奇销售员的故事。他在23年的工作生涯里，总共卖出1.6万架飞机，平均每天卖出2架价值8000万美元的飞机，在职期间至少让公司盈利超过一万亿，这相当于阿里加腾讯一年的营收。这个人就是空中客车集团的销售总监约翰·雷义（John Leahy），他被《华尔街日报》称为“活着的传奇”。

工作中的意义不在于你获得多少财富，也不在于你做什么工作，而在这份工作赋予你或你赋予这份工作什么价值。

我曾听一位医生满怀情感地讲述我国的医疗水平与日本的差距以及他的探索，也曾听一位厨师津津有味地讲述一种食品的做法，还曾听一位的哥饶有趣味地讲述他与乘客的温暖互动。从他们语调中，眼睛里闪烁的光彩中，我能读到“意义”。

在所有的工作中，最容易让人产生价值感和使命感的工作是那些影响他人的工作，比如教师、医生、心理咨询师。昨天刚刚与一位从事早教工作的来访者，交流她的工作是“教育”还是“服务”。她说，之前尽管有模糊的认知，但从来没有清晰地想过自己的人生使命，我们的交流，将让她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很多人不明白，一个人的成功和人生的意义，不是看他从这个世界上攫取了多少东西，而是看他给予这个世界多少东西。

投入地爱一个人，也会让我们自己的生命有意义。

《了不起的盖次比》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盖茨比的豪宅里每周举行盛大宴会，吸引各色人等前来寻欢作乐。但他本人却很少置身其中，更多的时候是，他俯视着那些热闹的人群，寂寞地想着自己的心事。盖茨比挥金如土的行为，只为一个女人——黛熙——他曾经的恋人，能够前来参加宴会。而这一切，黛熙一概不知。后来，在尼克的帮助下，盖茨比终于见到了黛熙。他与黛熙的丈夫摊牌，让黛熙在两人之间做出选择。在开车回家的路上，黛熙撞死了丈夫的情人，盖茨比心甘情愿为她“顶包”。他却被黛熙的丈夫出卖，最后被黛熙撞死的那个女人的丈夫开枪打死。

那个他用生命去爱的女人，不仅没有参加他的葬礼，连一声问候都没有。很多人都说盖茨比“不值”。但尼克认为，盖茨比对爱的执着让他与那些有钱人有着根本的不同。尼克对他说：“他们都是烂人，那帮混蛋全部加起来也没有你高贵!”

我同意尼克的观点。有时候，我们对一个人的爱，让我们升华了自己，荣耀了爱情。

有尊严地应对苦难，并因此造福他人，是我们看到的最彰显人类尊严与人性光辉的事情。弗兰克尔本人的经历，就是人类历史中永恒的人性纪念碑。

还有更多这样的故事。

艾琳是一名33岁的美国女孩，在她的努力下，以她为名、预防儿童性侵的“艾琳法”（Erin’s Law）已在美国31个州通过，并被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在联邦层面签署。这些成就却有一个不幸的源头：从6岁到13岁，艾琳曾遭到邻居和亲人的长期性侵。

“我在高中时曾面临一个选择，是自暴自弃、让不幸的回忆永远影响我的人生，还是尝试做出改变，做些积极正面的事。我自己选定的目标，就是帮助性侵幸存者打破沉默，帮助我们之中最年幼、最脆弱的那群人。”艾琳说。

因为一己苦难，而去关注同样遭遇的人，我对这样的人充满敬意。海特把这种行为称为“创伤后成长”。因为这种成长，很多人的人生，比灾难之前丰富、有意义的多。

“人越是忘记自己——投身于某种事业或献身于所爱的人——他就越有人性，越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弗兰克尔说。

有一次，有人请弗兰克尔用一句话概括他本人生命的意义。他把回答写在一张纸上，让学生们猜他写下了什么。经过安静的思考，一名学生的回答让弗兰克尔大吃一惊。那名学生说，“您生命的意义在于帮助他人找到他们生命的意义。”

“一字不差”，弗兰克尔说，“你说的正是我写的。”

我为自己找到的意义是：帮助更多的人成为更加美好的自己。

我写的正是我正在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