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最为强大的历史时期，日本派出很多聪明人，到中国来学习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并将学到的精髓收集起来，然后琢磨如何用来改革日本现状。

正是因为周边小国的谦虚好学，才让他们摆脱了蒙昧状态，变得比周围其他国家更加强大。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强大，它的一切就成为周边国家模拟的目标，比如语言。现在我们能看到一些留学生在中国大学学习语言，实际上也是为了更好理解和应用中国的文化。

但我们不知道的是，在唐朝，全世界的人都来唐朝学习中国语言，而汉语就是世界的官方语言，虽然它很难学，很难记忆和理解，但仍然有许多国家的聪明人趋之若鹜，为什么？

一个强国，能够带给人们莫大的归属感，人都渴望强大而鄙视弱小，模拟强者，也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强。

大航海时代开启后，英国强势崛起，而中国却渐渐没落。清政府自视甚高，认为天朝上高根本不必向蛮夷学习，更不关心他们在干什么，甚至英国传教士将高科技的东西呈现在清朝皇帝面前，他也只是付之一笑说：“奇淫技巧罢了”，这种盲目的骄傲和短视，导致中国越来越落后。

而与此同时，英国的突然崛起，以及英国对地球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殖民，也将英语野蛮地灌输到殖民地去，那些英属殖民地，比中国人更早会使用英语交流。

二十世纪，当英语逐渐成为世界主流语言的时候，中文的影响力越来越微弱，不但如此，汉语还成了一些“半洋人”批判的对象。

近代就是有那么一群知识分子，出国喝了两瓶洋墨水，就以为自己掌握世界先进文明的精髓，回国后喊出：“除非灭掉汉字，中国才能富强”的口号。

鲁迅也这么认为，他对汉字的态度是这样的，他说：“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鲁迅在解读新文字一书中说：“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如果不去除它，只有自己死。”

其实鲁迅说的并非是“汉字”而是指“八股文”，那些装腔作势的酸腐文字，让人们为了雕虫小技和华丽辞藻而写作，甚至说话都“之乎者也”，无比拖沓。很多人以饱读文言文为荣，到处炫技，全无踏实的学习态度。

那个时代的进步读书人，急于寻找中国落后的症结，他们忽略了一点，中国落后的症结不在“汉语”，更不在“汉字”，而在于统治者的愚民政策，统治者故意用“八股文”降低百姓智商，扼杀文人创造力，因为他们需要一帮愚昧的国民。

鲁迅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他想要推翻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却找错了推翻的对象。汉字是多么伟大的发明，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为《唐诗》、《宋词》的精妙而赞不绝口。

即使不太理解汉语的外国人，对《唐诗》、《宋词》的唯美也啧啧称奇，有人将诗句翻译成英语，读起来虽然错彩镂金，但韵味全无，就这样外国人还喜欢得不得了，尤其是对李白这种大诗人更是充满喜爱。

中国的古书一度畅销国外，首先《易经》就是国外命理师最爱读的书籍，《孙子兵法》又贯穿了两次世界大战，很多将领都熟读此书；《道德经》也是各国追捧的读物，而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能进行得轰轰烈烈，与中国的王阳明和朱舜水的启蒙密切相关。

中国的文字能承载住汉朝的辉煌、大唐的繁荣、宋朝的精致，为什么就是中国衰落的罪魁祸首呢？而在近代很多知识分子由于接触“洋文化”，成了“半个洋人”，就生出了对汉字的不满，忽视了汉字的文化传承，以至于在国际重大场合都没人想起中国人专用语言。

近代国际会议上发生了一件事情，知道的人很少，但当时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一九二九年，日内瓦会议召开，中国代表叫蒋作宾，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士。

轮到中国讲话的时候，蒋作宾一反常态用了汉语，而之前的中国代表都使用英语，这让全场都懵了，他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为何一种从未听过的语言潮水一般涌入耳朵。

会议结束后，一个日本代表看见蒋作宾在外面散步，赶紧走过去握住他的手说：“敬佩您的勇气！能在国际联盟说中国话，以后我们日本也要这样。”国外报纸纷纷报导这个消息，他们震惊地到处奔走呼告，说：我们第一次听到中国话。

后来在伦敦召开的国际会议中，日本代表却用日语发言了。

人的运势有涨落，国运也是如此，当鸿运当头，所有人巴结着你、捧着你，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别人会模仿你、迁就你，而当走背运时，就要按照别人的规章制度、小心翼翼地活着。在中国国运不振的时候，很多人都想放弃本国的语言，而蒋作宾却能大胆使用本国语言，这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最起码的尊严。

谄媚从来不能换取喝彩，而只要不放弃自己，就能赢得世界的尊重，哪怕你再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