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行山东麓，河北省西部边陲，深藏一座历史悠久的小县城——井陉县。公元前205年，韩信率兵攻击赵国，用计突破井陉口、生擒赵王歇，史称“背水一战”。而今，郑大圣导演带着他的剧组来到这里，也在此进行了“背水一战”。

文| 张晓迪 万思男

对于大众来说，郑大圣是略感陌生的名字，但在业内，他和他的作品为人熟知、称道。

“大圣”并不是艺名，因为生于猴年，所以取名“大圣”。他来自于电影世家，外祖父是戏剧家黄佐临，外婆是舞台、银幕双栖明星丹尼，母亲是著名的第四代导演黄蜀芹，父亲郑长符是业内屈指可数的美术师。他1990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而后又获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硕士学位。

入行20余年，郑大圣导演的作品不算多，但只要出手，绝不辜负电影本身，因此，他的作品常常被定义为“知名度不高，却饶有深意，值得细细品味”。

去年，郑大圣带来了最新电影作品《村戏》，获得第31届金鸡奖最佳摄影奖，并获得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配三项提名，以及第54届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提名。不同于同样采用黑白画面呈现，获奖诸多，但是票房惨淡的《不成问题的问题》，《村戏》没有采用传统院线发行的方式，而是通过持续的点映活动进行放映，让观众不仅能够观看，更能探讨这部电影。

对于郑大圣来说，热议远比热映更加重要。

历史只是幕布

《村戏》改编自作家贾大山的三部短篇小说《村戏》、《花生》和《老路》。电影的黑白色调、斑驳老房，将观众带入到1982年发生在太行山腹地的一段陈年旧事。

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夕，村民们等待“分地”，包产到户，王支书要恢复老戏演出，迎接领导，由此引出一连串的利益冲突、感情纠葛。

电影开篇便是全村组织排演上级领导钦点的《打金枝》，但是到最后观众也没能看到这出“村戏”，这里既没有深明大义的“唐太宗”，也没有吵吵闹闹又和好如初的小夫妻，更没有村民迎接改革开放的喜悦，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疯子”，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一场发生在大山坳里的人生大戏：

疯子王奎生，原是一名非常正直的看青人（看管农作物秧苗），他自己的女儿到地里偷花生，被他亲手意外打死。在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时代，他被村里树为典型，还要去当众宣传自己大义灭亲的光荣事迹，以此为村子换来救济粮，王奎生从此疯了。为了“回馈”疯子，村支书让他负责看管村里最好的九亩半地。十年后，分地开始，全村人都盯上了这九亩半地，谁也不愿再缅怀疯子曾经的“事迹”......

在考究的光影、流畅的镜头、凌厉的构图中，无戏可唱的《村戏》最终引发的是对历史、对人性的重新审视。

谈到对这部作品的再创作，郑大圣表示，“贾大山先生的文字很有意思，特别朴素，却能够反映出人们在时代下的悲欢洪流。他的小说都很短，但是很耐读，他隐去不写的部分，会比他写出来的东西要多得多”。作为电影艺术，郑大圣要做的，就是把隐去的部分挖掘呈现出来。

为了塑造鲜活并符合那个时代的故事及人物，郑大圣前后易稿12次，每次开会探讨角色，他都会用第一人称，把自己代入到一个个人物当中，“只有这样，我才能体会到他在那一刻会怎么做。”

整部电影主要选择用黑白方式呈现，采访当天，记者问到这个问题，郑大圣思索片刻，指着咖啡厅墙上的一排照片说，你看那几张黑白照片，他更加纯粹，是独立于时间之外的，而彩色往往会比较具体，会落在某一个时间里。并且，北方的冬天偏素净，尤其是八十年代初，除了红和绿，本身就没有什么色彩。

这部电影仅有的色彩，便是那种高饱和度的“红”与“绿”，穿插在令人揪心的往事片段之中。

郑大圣偏爱用历史为背景表达自己的态度，不仅是《村戏》，《天津闲人》《危城》等都是如此，他觉得借历史进行表达更自由，但并不是为了历史而历史，因为那不过是幕布、是背景。

山坳褶皱里的背水一战

因为是一部历史题材的农村戏，郑大圣一开始就决定不用明星，甚至不启用职业演员，因为演员再化妆、再努力也演不出40年前，封闭山坳里的农民状态。他要寻找最原汁原味的农民出演，还得会唱戏。

但非职业演员的问题是，面对镜头可能不够自然，并且彼此不熟悉也很难演出那种祖祖辈辈生活在一起的感觉，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会唱戏、且彼此非常熟悉的“民间剧团”，为此，他带领剧组遍访河北，直到遇见第九个“民间剧团”时，郑大圣终于感觉，找到了。

而找合适的拍摄地是比找演员更困难的事情，在那个几乎被“埋没”的山坳里，他们“国道走完，走省道，再走县道，再走乡镇自己集资修的土路，最后走进只有放羊人才知道的羊肠小道”，终于找到一座适合的村庄，也正因这里地处偏僻，交通极其不便，经济匮乏，所以没有各种电线、广告牌、瓷砖房的“乱入”，甚至还遗留了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落后贫瘠的梁家村保留着上个世纪的风格，这正是《村戏》所需要的。

影片中，村民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对一块“九亩半”花生地的分配上，郑大圣对这至关重要的一块地要求很好，它得视野开阔，土地肥沃，群山环绕，此外还要满足拍摄必备条件，人、车、设备能进得去。郑大圣带着剧组翻山越岭，几度绝望。

在一次奔波一天，依旧毫无收获的傍晚，团队驱车返程，突然，美术指导喊停，说要到前面的山上再最后看一眼。当时已是太行山里的深秋，天已经冷了，谁知过了不久，美术指导赤裸着上身，兴奋的拿着衣服跑上来向大家挥手。

说到这里，郑大圣导演面对记者也激动起来，挥起自己的手，眼中闪着亮光，“他说，大家快过来。我们赶紧跑到那个山顶上，眼前豁然开朗，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

回忆起这段经历，郑大圣依旧难掩兴奋，他说，那天在回去的车上，大家都累得迷迷瞪瞪，忽然两只喜鹊从车前掠过，美术指导就顺着喜鹊飞去的方向，看到它们仿佛停在某处，便意识到那里一定有一棵大树，鸟才能停下来休息，有大树说不定就有一片开阔的土地，果不其然。

有如神助般找到了“九亩半”地，地里却没有现成的花生，怎么办？现种。但当时已经将要入冬，寒冬里是不可能长出花生的，于是，拍摄计划不得不分成两部分，先把“九亩半”之外的戏份集中拍完，等来年地气回暖，火速把花生种上，再进行补拍。

时至今日，回想起这段经历，郑大圣都感叹，当时真的就是背水一战。

其实当下的电脑特效已经足够先进，用特效做花生苗是比真的种花生要方便的，但郑大圣表示，“你很难做到那种生动，尤其是风吹过的时候，每一株禾苗，每一片叶子的颤抖是不一样的。”

然而种花生也并不像郑导想象的那么简单，首先，为了赶拍摄进度，他们得“逆季种植”，为此，剧组请来了“农博士”。等禾苗终于长出来后，大家发现同时生长的还有更加茂盛的野草，大家不得不再来一场“野草与花生的歼灭战”。

“农博士告诉我们，不能急着除草，得先喂一遍水，让野草喝饱全长出来，然后斩草除根，之后才能再下一遍水给花生喝。”通过这场战争，郑大圣感叹，终于学会什么叫真正的斩草除根了。

没网少电，拍摄反而变得更加纯粹

《村戏》的拍摄过程是极其艰苦的，在偏僻的太行山间，落后的井陉县，全组150余人分住在个个老乡家中。无法想象的是，在社会已经逐步智能化的当下，全村连台热水器都没有，剧组不得不买了一批热水器装上，为了抵御山里凛冽的寒风，郑导还建议大家尽量少洗脸，避免被吹伤。

虽然环境艰苦，但郑大圣笑说，“我们一共在那拍了三十三天，大家都说挺难得的，现在还有这么一个安静的地方。”

当然，在晚上连电都没有地方，剧组也不得不安安静静，也正是因为这份安静，大家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到电影上来，聚精会神的，一道一道程序进行，不用赶场地时间，不用赶明星的档期，可以从容的进行拍摄。

郑大圣坦言，其实电影原本就该这么做，只是在商业运作模式普遍的今天，这种最原始、最纯粹的拍摄方式，反而显得难能可贵了。

和《村戏》一样，郑大圣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游离于所谓主流市场之外的，面对被媒体反复问到的为什么？郑导说，“对我来讲，我特别想把它拍下来，也必须把它拍下来，哪怕没多少人看。因为对一段不远不近的历史不遗忘，尤其是不假装遗忘是重要的，即便没多少人看，我存着就成。”

在《村戏》电影宣传海报上，郑大圣亲自写了这样一段话，“我的创作意图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有可能延伸的思和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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