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大家很熟悉,跟慈禧是一伙的。他生性残忍狡猾,不过表面上却是很温和的。有人说荣禄是一匹狼,看准一个目标,就会扼住他的喉咙,一击毙命。

这种说法有点夸大荣禄的能力,其实他说白了,就是慈禧身边一个给力的奴才。他狠是狠,但若论城府,笔者看真不是那么厉害,主要是他的对手太弱小。

袁世凯曾经愤怒地说“诛荣禄如诛一狗耳”,不过这话是他晃点谭嗣同用的,激发他的愤怒。其实老袁也很矛盾,当时谭嗣同连夜来找他,他真是吓得魂飞魄散。变法?老袁觉得那是找死。

这就不得不提一个人——康有为。当时康有为义正辞严,慷慨陈词,将年轻的光绪帝忽悠出一腔热血。但他忘记了,光绪帝身边的人都是慈禧的,没有慈禧的人马,光绪帝就是一个空架子。

当时康有为说变法的时候,荣禄温和地问他:“变法这个事情恐怕不容易吧?老祖宗的法制一下子就能变了吗?”他其实是试探,如果康有为有脑子的话,他会这么说:“是啊,阻碍很大,摸着石头过河吧。”再说几句不会损害荣禄集团利益的话,这事起码有商议的意思,荣禄也不定会下死手。

康有为怎么说的,只见他瞪圆了眼睛,气宇轩昂的说:“变法有什么难?杀一两个一品大员,变法成矣!”

荣禄那个气恨交加啊,简直恨不得让康有为当场就死,杀一品大员?那不就是他吗?康有为等于说,只要灭了你荣禄,变法就成了。

荣禄笑眯眯地说:“好,好。”然后走了。

当康有为冲到袁世凯家慷慨激昂演说的时候,袁世凯表面应承,心想:“这人疯了。”

老袁后来写道,康有为的眼神让他很恐惧,他觉得这人精神已经不正常了。

我们知道,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可以当学者,可以当哲学家,可以当纸上谈兵的理论家,但唯独不能搞政治。搞政治是俗人中的俗人才能搞,因为政治是人际关系,讲究“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康有为纸上谈兵这一套,根本不可行,完全是心血来潮。换句话说,他根本斗不过荣禄。

在维新派眼里,荣禄是个老狐狸,是非常难对付的,他要是像载沣那样无能或者奕匡那样既贪财又无能,那事情还好办。

荣禄还当这皇帝面说,姓康的不可用,让维新派很忌讳。

但是变法崩了以后,平息老佛爷怒火的是荣禄,保住维新派其他人士的也是荣禄。

荣禄并不是狡猾,残忍,而是够人情练达,够世俗。

他深谙世俗人交往那一套,知道康有为这些小子搞不成什么大事,并且也痛恨康有为针对自己。

所以,不是荣禄太厉害,太精明,而是维新派太书本化,太意气用事。

荣禄是个名气小,实力大的人,他很神秘。他存在在严丝合缝的清朝内部,好像什么事都有他,但又很神秘。

荣禄有个很奇怪的举动,戊戌六君子被斩首后,荣禄说:“乱党既已伏诛,中国一切编发自强的事情,可以捡要紧的举行。”这是什么意思?这说明他认为变法是有进步意义的,可以举行一部分,只要不动摇老祖宗的根基。

但刚毅等人就竭力反对变法,说变法的人应该都杀了,变法不可为。

有人评价荣禄“一善恶中间人”,我认为很恰当。

荣禄在清廷的地位不可谓不高,他的资历平庸,但官居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大臣,他为何能取得如此官位,又如何成慈禧的左右手呢?

接近当权者没那么容易,旗人也是人才济济,很多人的资历都不错。荣禄有个好爷爷,他的祖父在镇压叛乱中死了,皇帝修了“双忠祠”作为纪念。

朝廷信得过荣禄的爷爷,也信得过荣禄,所以荣禄有一个好仕途。

荣禄也走了“结亲”路线,荣禄的两个妹妹,一个嫁给崇绮,这个是晚清唯一的状元,一个是昆冈,皇室宗亲,地位很高。这两个妹妹为荣禄拉拢了人脉。

荣禄的两个女儿,一个是礼亲王的儿媳,一个是载沣的福晋,载沣是晚清的摄政王。

荣禄有这些人脉,还不能保证爬上去,还有他长袖善舞的交际能力。

一个人要想让别人重视你,就必须对别人有用,荣禄或者不是一等一的聪明人,但他绝对是个有用的人。

他与李鸿藻结交,经常为他办事。他写信给陕西巡抚鹿传霖,与他结交,帮他办事,鹿传霖一开始是江苏巡抚,后来以勤王的名义进入军机处,荣禄是出了力的。

后来荣禄进入官场,对李莲英十分巴结,也懂得投其所好。

一个人的成功不是没有道理的,同样,一个人的失败也是有道理的。

比起康有为,荣禄更多了一份世俗的圆滑,他在官场行走,靠的正是他的这份圆滑和谨慎。

荣禄对改革的态度是支持,但他认为要徐徐图之,不能操之过急。

荣禄关注军事改革,在康有为提出废除科举之前,荣禄就上奏请添练洋枪部队,酌筹饷项。不同的是,荣禄有详细的计划,而康有为却没有。

所以,荣禄的确不能算一个好人,也不能算一个能人,但至少,他是一个明白人。

1903年,荣禄走完了他那算不上幸福的政治人生,留给世人的,是一个模糊的身影,一个近于神秘的形象。

此时,离清朝灭亡只有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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