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曾国藩与江忠源:从流星到另一流派|湘军干纪图鉴【4】

曾国藩与江忠源:从流星到另一流派

  • 江忠源,晚清最早做到省部级干部的湘籍将领,也是最短命的湘籍巡抚;
  • 他不属于湘军体系,自成一个流派;

和王錱一样,晚清湖南还有一位军事流星,他就是江忠源。

学术界对江忠源的研究不多,但许多湘军爱好者对他与曾国藩的关系却很热衷,只不过大多以猎奇来出新,以猜测来代替结论。

江忠源(1812-1854),字岷樵,湖南新宁人。于道光十七年(1837)考中举人,后入京参加会试,可惜没有中榜。道光二十四年(1844),江忠源通过大挑被任命为教职,返回家乡。

所谓大挑,是乾隆年间定下的一种选官制度,目的是给那些考中举人却又屡考进士不中的人以进入仕途的一个机会,每六年一次,由吏部于各省举人内公同挑选,重在形貌与应对,一等以知县用,二等以教职用。江忠源只被定为二等。

有人说,江忠源考中的是武举,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文举和武举是两个系统,如果是武举,一般会标明武举人,那江忠源也不可能与郭嵩焘一同参加进士考试,在大挑中被任命为文官教职。这根本不算什么谜团,不必看到某本民间笔记的记载却信以为真。

有人称江忠源是湘军鼻祖,也有人提出曾国藩和江忠源的友情后来也发生交恶,这些似是而非的观念,都是没有从原始文献中细心疏理之故。

附着在江忠源身上有很多传奇故事。

道光廿四年八月,江忠源因准备会试留居京师,由曾氏密友郭嵩焘介绍求见曾国藩。江忠源“素以任侠自喜,不事绳检。公与语市井琐屑事,酣笑移时。江公出,公目送之,回顾松焘曰:‘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既而曰‘此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烈死。’时承平日久,闻者骇之。江公自是遂师事公。”

当时在座的郭松焘听到曾国藩的这番评价也“骇之”,问“何以见得?”曾国藩捋须而言:“凡人言行,如青天白日,毫无文饰者,必成大器。

这里所谓江忠源拜曾国藩为师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

有人说,以他的资质和才学,考个进士应该不成问题。但他为了护送客死京城的朋友回藉,三次误了考期,断送了功名,这也纯粹是胡扯。事实上,江忠源护送朋友的灵柩回乡只有两次,一次是在道光二十五年,先是新化孝廉邹兴愚在京久病而死,后是八月湘乡孝廉邓鹤龄出京后病死于途中。江忠源只好委托人人送邹兴愚灵柩归陕西,自己护送邓鹤龄灵柩回湖南。第二次是一个叫曾如龙的同年客死京城,江忠源“归其丧”。

道光二十七年(1847),瑶人雷再浩在新宁黄背峒聚众作乱。江忠源组织团练镇压,击破叛军巢穴,擒杀雷再浩,被擢升为知县,赴浙江候补出缺。道光二十九年(1849),江忠源担任秀水县知县,因政绩卓著,受到浙江巡抚吴文镕的赏识,后补任丽水县知县。道光三十年(1850),咸丰帝即位,诏令部院九卿举荐贤才。江忠源在时任礼部左侍郎曾国藩的推荐下,入京朝见皇帝,但不久便因父亲去世,辞职守孝。

曾国藩不仅托四弟国潢从京城带回挽联一副、白金二十两献祭。同时劝他办团练:

粤西盗贼方炽,足下所居,逼迫烽火,团练防守,未可以已。或有企靠谋勇,招之从军,则苫块(居父母之丧-笔者注)之余,不宜轻往,斯关大节,计之宜豫。

这里,曾国藩劝其不要夺情从军,但不久因左景桥上书言兵事中谈及江忠源,结果赛尚阿便奏调江忠源赴广西。等到曾国藩知道时,来不及阻止,赛尚阿业以出发。曾国藩又致信江忠源,劝其托疾以辞,“上不违君命,下不废丧礼”。但是,江忠源已经募勇五百进入广西。

这五百乡勇没有经历有效训练,属于团练。可以说,江忠源是晚清湖南第一个组织团练的人,也是第一个出省征战的人,还是第一个因功做到省部级干部的人,第一个与太平军作战而牺牲的将领。

1851年,在围攻永安之战中,清军二位统领向荣和乌兰泰在围城必阙还是围城必锁的问题上发生争执,江忠源调解不成,便称病回乡。假如这一次采取了乌兰泰围城必锁的策略,那太平军基本上到此就结束了。

1852年,太平军进攻桂林,江忠源闻讯后,再次募勇一千,刘长佑星夜赶往桂林,三败太平军,解桂林之围,被提升为知府。

紧接着,江忠源追歼太平军至全州,在蓑衣渡设伏炮击太平军,炸死南王冯云山。

然后,江忠源一路追击太平军至长沙,与城内守军共同保卫长沙,并打死西王肖朝贵于天心阁下。

1853年,江忠源升任湖北按察使,北上继续与太平军作战。不久,奉旨赴向荣的江南大营帮办军务。

行至九江时,听说南昌被围,便主动请求先救江西,坚守南昌九十余日,太平军被迫撤围而去。不久,江忠源升任安徽巡抚。

太平军再次围困武昌,江忠源率部解武昌之围,将大部留在湖北,只率一千七百楚勇东向庐州,路上身染重病。太平军攻克桐城、舒城,庐州告急。庐州知府胡元炜谎称城中兵力、军饷充足。江忠源便留下一千兵马守卫六安,带病前往庐州。抵达庐州后,方知城内总共不过三千人马,而且粮草、军火短缺,但此时庐州已被太平军重重围困。江忠源虽知自己被胡元炜所骗,而且庐州难以保全,但仍不肯弃城退守。十二月,胡元炜私通太平军,太平军获知城中虚实,炸毁江忠源亲自驻守的水西门,攻陷庐州,江忠源先是自刎未遂,继而投水自杀。死时年仅42岁,是晚清湘籍将领中一颗闪耀的流星。

江忠源属不属湘军将领?

毫无疑问,在当时江忠源并非湘军将领,在曾国藩出师东征前,江忠源是作为清廷指派协助钦差大臣赛尚阿、乌兰泰征战太平军;曾国藩出师东征时,江忠源已经战死。

江忠源显然不是湘军的创始人,必须明确一点,在清朝,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人都可以组建军队(包括团练),首先,必须经过清廷许可,其次,组建者必须是官员。有了第二条,基本上就排除了王錱、罗泽南成为湘军创始人的可能性。江忠源属于在籍官员,但他组织的是团练,与后来的湘军没有直接关系。后来的“楚军”是以其部属为骨干而形成的另一个独立系统。

有人称,湘军是狭义的湘军和广义的湘军之分。其实,这种分法是后来人的想法,在当时,湘军并无广义狭义。如江忠源,虽然和曾国藩的湘军关系紧密,却始终是独成一统,无论是江忠源还是曾国藩都明确地称其为“楚军”,以示区别。

其实,江忠源在湖南办的团练,虽然名其为“楚勇”(注意:不是楚军),只是为了与清朝正规军相区别,人数也不多,而且是匆促成军。那些认为江忠源是湘军创始人的人,是由于完全不明白楚勇的来历。楚勇与湘军虽然开始同为团练出身,但二者之间没有交集,二者自成体系,即使是营制都不一样。

对此,曾国藩非常清楚,他在江忠源战死后为其写《江忠烈公神道碑》中才明确称其为“江家军”。在江忠源出征湖北、江西、安徽时,曾国藩每次应其请而募兵救援时,都将所募兵勇交给其弟统领。

所谓“江家军”,其实就是江忠源的弟弟和亲戚。“江家军”的成员包括江忠源的三个弟弟:二弟江忠浚,字达川。三弟江忠济(1820- 1856),字汝舟。四弟江忠淑,字幼陶。还有二个从弟:江忠义(1830- 1863),字味根。江忠信(1837- 1856)。三个族弟:江忠珀、以及江忠朝、江忠著。

另外,还有二个新宁人,是江忠源的亲戚。一是刘长佑(1817- 1887),字尔眷,号子默,又号印渠,出身拔贡。曾国藩认为他是一个“朴讷书生”,后来官居总督。

二是刘坤一(1830- 1902),字岘庄。出身廪生,他比刘长佑要小13岁,按辈份却是他的族叔,师事刘长佑。曾为江忠源家之塾师,后亦官至总督。

咸丰三年正月,太平军离武昌沿江东下。江忠源率楚勇四百随张亮基至武昌。曾国藩留江忠济、刘长佑、李辅朝领江忠源旧部一千人驻长沙。

三月,曾国藩派刘长佑等镇压衡山、安仁匪乱。

七月,江忠淑领楚勇二千援南昌。

十月,江忠源写信给曾国藩,希望左宗棠、刘蓉等出而相助,与曾国藩一起,共同东征。

十二月,江忠浚率湘勇一千五百人到庐州援助处于困境中的江忠源。

江忠源死前,“江家军”实力并不出众,立功并不多。但在其死后,“江家军”开始显示其重要性,而且基本上是听从湖南巡抚骆秉章的调遣。

咸丰四年三月,骆秉章檄在籍知府江忠济,募楚勇二千来长沙。江忠济病,强行带病率勇至长沙,驻营北门。

闰七月,江忠淑攻陷通城。不久,因病回籍。骆秉章调江忠济接统其军。

咸丰六年四月,江忠济在通城被太平军何名标大败,全军三千人全军覆没,江忠济战死,时年三十八岁。

十月,二十四岁的江忠信在桐城被李秀成击毙。

咸丰十年四月,萧启江病死于成都。

咸丰十一年八月,清廷赏丁忧记名道江忠义二品顶带,署贵州巡抚,未到任前,由江家军成员、提督田兴恕兼署。十一月,湖南巡抚毛鸿宾奏准留江忠义在湖南剿贼,以资统率。十二月,江忠义急于到贵州出任巡抚,不愿在湖南与太平军作战,经其亲友反复开导,责以大义,他不得已,勉强从事,意实怏怏不快,称旧病复发,兼又择吉葬母,嘱毛鸿宾代为请假,迳自回籍。毛鸿宾要参劾他, 得到曾国藩的支持,指责江忠义“年少资轻,不学无术”,请将他撤职。于是江忠义被撤去了署贵州巡抚之职。

同治元年十一月,曾国藩奏调江忠义率三千人赴安徽,与安徽布政使江忠浚同驻庐州,两人谊本兄弟,屏蔽江淮。接着,曾国藩又因江忠义和安徽巡抚李续宜关系疏远,与左宗棠关系亲近,又请江忠义先赴江西,与左宗棠联络配合。

同治二年十一月,署广西提督江忠义病死于江西吴城,年三十岁。

同治八年,江忠珀进剿贵州,中炮而死。

江家军除了江氏兄弟、刘氏叔侄外,还有席宝田、萧启江、田兴恕、刘培元等将领。

江家军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出了好几位总督、提督,升迁之快也是曾国藩湘军将领所难以企及的。江家军的活动空间更多的主要在湖南、广西、江西等,与湘军东征后侵入湖南的太平军部、出走之后的石达开部作战。

但是,由上可知,“江家军”并不是江忠源的私人军队,江家军立功主要是在江忠源死后,自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江忠源集团。非要说集团,那只能是骆秉章集团。因此,本人认为,称其为“楚军”更妥当。

曾国藩比江忠源大一岁,官场资历却非江忠源可比,但因为曾国藩认为江忠源是个人才,因此一直鼎力相助。曾国藩奉旨帮办团练后,与江忠源的“楚军”关系可以称“友情客串”,互不隶属,江忠源直接受朝廷指挥。这期间,江忠源虽然委托曾国藩在湘募勇,其意仅仅是因为友情信任而托其帮忙而已。

有人拿曾国藩对江忠源见死不救大做文章,甚至归因于曾国藩嫉妒江忠源只用一年多时间就从知府升到巡抚。

这无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仅是咸丰三年,即使是曾国藩出师东征后相当一段时间,谁也没有想过这仗要打这么久,有几次,曾国藩甚至以为南京指日可复。莫非曾国藩希望江忠源战败,将立功机会留给自己?假如曾国藩真的嫉妒江忠源立功升官,他一开始何必保举之?他在衡阳与王錱商量募勇一万时,明确表示要送归江忠源指挥,难道此时他不知道,有了这一万人,江忠源必成大功?咸丰三年十一月,当获知江忠源任安徽巡抚时,曾国藩急忙向其推荐弟子李鸿章,又写信给李鸿章,嘱他与江忠源之楚勇合成一军,并要他邀请自己点名的几位“天下奇士”入江忠源幕。同时考虑到江忠源的军饷,他又指点江忠源安徽的财源主要在淮北盐务,而署盐运使正是曾国藩的亲家郭沛霖,嘱其与郭联络,否则仅靠捐输,是不可行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壮大江忠源羽翼,全力助其成功,何来嫉妒一说?

曾国藩对江忠源的请援,并非没有救援,其弟江忠浚所率的两千“楚勇”就是曾国藩派出的,但是在离庐州数里之遥被梗,无法救援。对于曾国藩训练未成、船炮未齐,绝不轻出的做法,不仅吴文镕,就是江忠源都非常理解。可以说,他不敢仓促奉旨援皖,与不仓促救湖北吴文镕是一个理。

江忠源之死,只能说与其“节烈”的性格有关。因为升迁太快,立功太急,受不起失败的打击而自杀。

曾国藩原本没有出省打仗的想法,一方面,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战争会持续十余年之久,很多人都认为太平军指日可灭;另一方面,是在朝廷多次催促曾国藩率部出省救援的情况下,随着形势发展才决定东征的。曾国藩直到江忠源战死前,都一直按兵不动,一是因为训练未精,器械未齐,二是认为江忠源有能力平乱。

湘军东征后,与“楚军”的关系很微妙。曾国藩很难调动“楚军”人马。可能的一个原因是曾国藩没有地方实职吧。当然这纯是主观猜测。

其中以刘长佑为最,刘长佑自始与曾国藩保持着距离,维持着表面上的尊重和谦卑,咸丰十一年四月,曾国藩在复刘长佑的信中写道:“来示称谓过谦,万不敢当。阁下但知谦之为美德,独不畏人之疑其伪乎?”

后来,曾国藩向刘长佑商调蒋益澧,写道:“来函称谓更降,虽不敢议君子之不诚,而颇疑贤者之不恕,自处于谦而长人之傲,谁其服之。如有善政,彼此互相师友;如有过失,互相规诫。去称谓之浮文,求切磋之实益,何如?何如? 芗泉若来,只须带勇三千,先与左帅合军。如办理得手,再令添兵独当一面可也”。

从刘长佑对曾国藩的称谓上,就可看出他对曾国藩是抱着疏远的态度的。其意图其实更可能是想保持楚军的独立性。

“楚军”之席宝田部开入江西作战,曾国藩如实地承认他们之间有门户之别,谆谆告戒其部属李榕:“阁下至饶境当可与席观察会晤,尤望妥为联络。渠军系楚勇流派,有江眠樵、刘印渠之风,于湘、霆(指鲍超)之外,另有家数,阁下亦可兼取其长。”

后来湖北巡抚胡林翼有意将湖南籍将领所率军队统称为“楚军”,其目的就在于消弥各湘籍将领之间隐隐存在的“隔阂”。

后来左宗棠在曾国藩保举下自募一军,也号称“楚军”,本质上也是企图承续江忠源的人脉,名义上归曾国藩指挥节制,事实上左宗棠并不肯听从曾国藩的调度。

因此,将左宗棠归入湘军将领,也是时人后人不了解其个中实情所致。

那么,曾国藩与江忠源是否发生过交恶?

从现有文献中看不出二人出现友情交恶的情况,一方面,曾、江二人见面机会不多,曾国藩出山后,江忠源忙于率军出征,而且二人真正发生直接关系的时间只有一年左右,主要在咸丰三年。

江忠源自杀前,还上疏请求三省造舟治水师,又曾寄信曾国藩,“坚嘱广置炮船,肃清江面”,正是听从江忠源之谋,曾国藩便开始在衡阳专力治水师。其实,此谋乃曾氏至交郭嵩焘给江忠源的建议。

曾国藩与楚军将领关系之所以如此,应该不存在利益冲突,大家的理念基本一致,就是曾国藩与左宗棠之间的理念也是一致的,主要原因是性格差异,湘军将领可以说人人都有个性。他们之间没有发生明显分歧,就在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着一致的共识。

另一方面,江忠源死后,其弟江忠浚等多次请求曾国藩写神道碑。假如真的交恶,其弟断不会如此。曾国藩还亲写挽联:

百战守三城,章贡尤应千世祀;

两年跻八座,江天忽报大星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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