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伟 教授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杜氏中国文化讲席教授（Du Family Professor of Chinese Culture）。研究领域以明清时期的小说戏曲为主，涉猎思想史、文化史、出版文化和阅读史等。

近三十、四十年来，国内学界对传统蒙学的兴趣方兴未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收藏的《新编对相四言》（以下简称《新编》）也因此引起了有关学者的注意。过去的几年间，更有来自英国和其它国家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向哥大的东亚图书馆查询有关该书的讯息。有鉴于此，哥大东亚图书馆决定将它影印出版，以飨读者。承蒙上海书店出版社的密切合作，以及程健馆长和唐晓云社长的共同努力，这本小书现在终于呈现在读者面前了。

（一）

中国传统蒙学书籍种类非常丰富，其中的“杂字”类是一种常见的启蒙识字读本，将常用字（偶尔也收入双音节的词）汇集成册，通常根据类别来组织，为了便于记诵，有时也连缀成韵。据现代学者张志公的研究，“杂字”大致起源于南北朝时期，至宋代广为流行。不过在“杂字”这个统称之内，也往往根据读者的年龄、性别、地区和职业的需求，进一步做出区分，如《益幼杂字》、《妇女杂字》、《山西杂字必读》和《日用杂字》等等，有的读本还包括了行为规范和道德说教的成份。常见的“杂字”以四言为主，与《千字文》相近似，但有的也采用五言和六言等其它形式。

在杂字类识字读本中，哥伦比亚东亚图书馆藏《新编》有好几个突出之处，因此也格外引人注目。

首先，《新编》的刊行年代很早，大致出自十五世纪前半期，其中的部分内容或许可以追溯到宋、元时期，是我们今天所见最早一部“杂字”类识字读物。这一点，不少学者都谈到过，详见下文。

其二，《新编》所收字词具有异常突出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特征。它一共收录388字，其中包括224个单字，82个双音节词。全书从“天地雷雨”开篇，止于“粪斗笤帚”，以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名物为主要内容，绝无道德训诫的成份，也看不出明显的结构顺序。 编撰者以普通的初学者为对象，而没有具体针对他们的身份、性别、家庭背景和职业需要，来选择字词。 也就是说，这样一本规模不大的看图识字的入门读本，包括了当时的常用字词，因此，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生活的基本视野，应该说是大有益处的。通过这样一册读物，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在编者的眼中，究竟哪些语词是当时社会生活所必不可少的，也是在识字的初级阶段就必须掌握的。正是在这一点上，这本《新编》具有特殊的价值。

今天的读者，恐怕在掌握了两、三千个常用语汇之后，也未必就明白“铮”、“钹”、“摘镊”、“锡旋”究竟何指。还有一些例子，如上“竹”下“成”，上“竹”下“更”，上面一个“竹”字，下面三个“田“字等等，都涉及到当时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竹制品，在后世或其它地区也并不常见。至于“一撒” 、“荅护”等蒙元时代的服饰，当然就更不知所云了。而它们竟然被收在这样一本识字入门读本当中，成为当时的基本词汇！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特征，是《新编》大量收入了双音节的词汇，尤其是双音节的名词，反映了它们在当时普遍使用的情况。这一点也表明，《新编》作为一本初级识字读本，具有辅助当时日常生活的实用功能，对初学者进而学习白话文也不无裨益，而不仅仅是为了阅读四书五经服务的。至于这类识字读物是否用于教学，或用于哪一类的学校，尚有待史料的发现和证明。

其三，《新编》特意在题目上点明“对相”，强调了它图文对照，看图识字的特色。该书一共收图306幅，对于当时的读者识字读书，尤其是理解字词的准确涵义，助益良多。而我们今天的读者，如果想要了解当时的名物制度，以及广义的“物质文化”，就更离不开这些图像了。当然，其中的一些图像，古今通用，未必受到一时一地的影响。但像建筑、家具、器物、包括生产工具和生活器皿，还有身体面相和衣著服饰等类别，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时代和地域的印记，或暗含了图绘者的选择和解释。

像“灶”、“炉”、“壶”、“匙”、“铲”、“钳”、“惵（碟）”、“瓶”、“盏”、“柁”、“梳”、“篦（写成上“竹”下“比”）、“钱（面铸吉语“天下太平”，当为南宋钱币）”、“衣”、“衫”、“三穿”（以及一系列鞋帽服饰，如“毡袜”、“油靴”、“毡帽”、“幔笠”等），都莫不如此。其中的蒙古元素，尤其是“荅护”、“一撒”、“脚绷”等等衣著，最具时代性和地域性，若无图像参照，今天的读者恐怕完全不得要领，和实物根本对不上号。

根据图像，对《新编》中的这类字词做出考订，最早见于张志公先生1977年发表的《试谈〈新编对相四言〉的来龙去脉》。他在参照了其它文献之后，得出结论说：“荅护”是蒙古语dah的音译，在《事林广记》和《元史·舆服志》中，作“答胡”、“搭护”和“答忽”等，指“一种翻毛的羊皮大衣”；“这种蒙古衣着，在元代很流行，并且就用蒙语称呼它，成为一时风尚。元代以下就不怎么流行了。”关于“幔笠”一词，他引用元代至顺本《事林广记·服用原始》，指出“笠子”虽出自北部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但“今世俗皆顶之。或以牛尾、马尾为之，或以棕毛，或以皂罗、皂纱之类为之。”他还拿图像做比较，发现《事林广记》的“笠子”图与《新编》的“幔笠”图，一模一样。因此，他的结论是，“笠子”是总称，因质料不同而名称而稍有差异，但是和汉族自古有之的“箬笠”（《新编对相四言》中也有，名“斗笠”，系江南俗称）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笠子”在元代盛行，连儒生晋见皇帝时都戴它。到了明代，“笠子”不再是一般通用的帽子，成为歌舞戏曲演员扮演某种人物（主要是少数民族）时的头饰。

上面这两个例子也表明，汉字究竟以怎样的方式，接纳外来语言，并将它们融入汉字的常用词汇。“荅护”通过音译，“笠子”通过组织新的双音节词组，补充和改造已有汉字“笠”的涵义，但殊途同归，显示了汉字书写系统的内在弹性和适应外部世界变化的潜力。《新编》中图像的重要性，美国学者傅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1894-1986)也早就注意到了。他认为其中士子的服饰符合宋代而非明代的特点。这些意见都可供读者参考。

《新编》中迄今最受学界注意的是“筭子”和“筭盘”二词。最初争议的问题是算盘起源于何时，或何时开始流行，以此来推算《新编》成书年代的上限。当然，也有人反过来立论，根据该书假定的成书年代，来推测“筭盘” 起源和流行的时期。涉及到这样两个问题的争论，《新编》的另一个版本《魁本对相四言杂字》可能更为重要，因为后者所据底本的刊行时间，相对确定，下文还会说到。关于算盘的历史起源和发展衍化，中国算学史的专家所论甚详，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王重民先生或许是最早注意到《新编》中的这两个概念和图像的学者，他在1939至1949年期间，陆续写成宋、元、明善本书提要4000余篇，其中就包括了《新编》一书，但他认为明初人布算，仍多用筹（即“筭子”）。至于算盘，始见于景泰元年吴敬之的《九章详注比类算法大全》，至万历二十年程大位的《算法统宗》，才开始广泛使用。所以，他推断《新编》一书的刊刻年代，当在嘉靖、万历年间（1522－1620），而非明初刻本：“赵君万里谓为明初刻本，余相其板式，当为后来司礼监所刻。”但是，张志公先生则认为，既然《新编》一书的部分内容可以追溯到南宋晚期，则算盘的起源不当迟至明代的嘉靖和万历时期。他并且举出了一些文献材料，说明算盘的出现甚至可能早于十三世纪。事实上，中国艺术史和算学史的学者，也注意到北宋末年的张择端（1085？－1145？）就在他的《清明上河图》中描绘了当时汴梁城的商铺中使用算盘的情形。

我这里想要强调的是，无论结论如何，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配合“筭子”和“筭盘”的这两幅图像，可以说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哥大藏本中的“筭盘”的格式，与张志公所见版本中的图例一样，一共九档，梁上二珠。没有这个具体的形象作为参照，有关算盘的讨论或不免落入揣测和猜想，或各执一说，死无对证。在《新编》的编撰者看来，看图或许只是为了帮助识字，但对今天的学者来说，“识字”则务必看图。仅此而言，《新编》一书就功不可没，远非编撰者始料所能及。

实际上，《新编》不仅是中国最早一本现存的“对相”类识字读本，而且，在世界书籍史上，也保持了首创的纪录。早在1946年，就任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汉学家恒慕义（Arthur W. Hummel）就这样高度评价过这本书：

这本书不仅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儿童看图识字课本，而且比1658年由Comenius出版的最早一本西方世界的儿童图画书——the Orbis Sensualium Pictus (The Visible World) 《看得见的世界》——至少早出了一个世纪。

其四，《新编》版式疏朗大方，版框高26.5厘米，半页宽17.5厘米，页面天地阔大，在“杂字”类的蒙学识字读本中并不多见。该书图文相对，除去首尾半页外，半页五行，或三行图像两行文字，或两行图像三行文字，每行八字或八图。全书388字，分为224单字和82个双音节词， 逐一配图，共得306幅。该书采用欧体，工整考究，图绘一丝不苟。 遗憾的是，与此相关的材料已现存无多，出版者也无从查考。不过，如果将《新编》与前后刊行的其它“全相”类或插图本书籍加以比较（从《事林广记》一直到《三才图会》等等），就可望找到与它相关的印刷史的脉络，对它的版式、插图风格、刊刻地域和时间等问题，或许也不难得出一些大致的推论。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试试看。

（二）

《新编》一册，貌不惊人，但在西方世界却格外看好，备受关注。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技史》的第三册中写道：“最早的算盘图例见于1436年的《新编对相四言》。”他的这个说法影响不小，很多西方读者恐怕都是从这部权威著作中第一次听到《新编》这本书的。不过，正像他在注中指出的那样，汉学家傅路德才是此说的首倡者。他根据哥大图书馆1941年购入的这本《新编》，在1948年发表了一封题为“算盘在中国”的学术通信。他指出，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都认为算盘出现在中国，是相对晚近的事情。不过，David Eugene Smith与Yoshio Mikami早在他们1914年合著的History of Japanese Mathematics（《日本数学史》）中就证明，珠算的运算原理已见于杨辉1275年（后有学者证明是1274年）写成的《乘除通变算法》一书中。他接着写道：

1941年，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购进了一本首刻于1436年的稀见的看图识字课本，题为《新编对相四言》。它收录了三百零八幅常见事物的图例，其中包括了一幅算盘图，而这种样式的算盘在一直到今天还在中国使用。 很难断定我们的这个本子是否就是这本书的首刻本，尽管它的用纸和印刷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对算盘最早的说明就可以推至1436年了。

关于《新编》一书，他引用了恒慕义于1946年2月发表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远东部的年度购书报告，其中提到，国会图书馆新近购入的《新编》，只是1436年出版的那个刊本的复刻本。可以想见，恒慕义和傅路德曾经拿这两个本子做过比较。在他们看来，这个后出的刻本，也为哥大藏本的明初刊印说，提供了一个佐证。所以，据旅居美国西雅图的中国学者王庭显先生1965年的记载，“哥大所藏此书，卡片上注称：‘此卷经中西学者考订，估计为1436年刊本。’”而当年图书馆的这些卡片，今天已无从查考了。

傅路德后来把《新编》译成了英文，附上原书的影印件，由香港大学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印数1000本。他在英文序中说，尽管有一些迹象暗示《新编》一书可能出自宋代，但是几种目录书“还是认为这本书是明代早期印刷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又补充道：“明代出版的另一个证据是那幅算盘图，而算盘也正是在那个时期才开始流行起来的。”关于算盘起源的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却是对旧说的一大修正，何况还有杨辉1274年的《乘除通变算法》，为珠算原理提供了依据。以当时学界的条件而言，得出这样的看法，已属难能可贵，揆诸史实，亦庶几近之矣。

《新编》成书于宋代说的一个重要证据，见于祝荫庭1922年为该书写的一段跋语：

此宋本课儿书看图识字，当时已用此法。共八页，三百八十八字，三百零八图。传留至今，完全无缺，颇不易得。内中不惟筐字却末笔，所取材料皆有时代关系，颇堪令人玩味也。时壬戌秋七月既望，荫庭志于藐园。

傅路德和王重民都认为壬戌年即1922年，此跋当为祝荫庭购得《新编》一书不久所作。其中说“三百零八图”，系“三百零六图”之误。不过，他指出赵匡胤的“匡”字缺末笔，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那么，我们是否就能因此确认《新编》刊刻于宋代呢？关于讳字的问题，张志公先生做过一番细致的分梳：

《新编对相四言》中，“筐”字作“筐”，末笔无横，避宋太宗赵匡胤讳；但“灯檠”中“敬”字不缺笔，不避赵匡胤祖讳。宋代避讳要求繁琐而严，对赵匡胤名、其父名（弘殷）、祖父名（敬），以下历朝皇帝名，都得避。元代刊印的书，出于政治考虑，遇赵匡胤名一般仍避讳，但对其父名、祖名以及以下历朝皇帝名一律不避。明、清两代，凡新编书概不避宋、元讳，甚至连某些复刊宋、元版的书也不理会原书的避讳字了。刊印粗糙的书会有这样那样的错字，但涉及避讳的字一般比较慎重，尤其是官刻书和教育用书，在这类字上出错的很少。《新编对相四言》不合宋、明书避讳例，而与元书例合。

这段话从宋代的避讳字开始说起，结果反而证明《新编》并非刊印于宋代，因为《新编》中的其它字，如“檠”字，并没有避讳赵匡胤的祖父名。所以，单凭“筐”字的孤证，就难以成说了。如果仔细观察，我们还不难发现，这个“筐”字，严格说来，恐怕也未必符合避讳字的通例。它中间的“王”字，末笔拉到了整个字的底部。说它末笔缺横，至少不够准确。这与避讳字明显缺笔的情况，还是有所区别的。

张志公先生本人主张《新编》元初刊行说：

大约在南宋晚期，即十三世纪初，出现了一种新的蒙书——“对相”的，即图、文对照的识字课本；此后，在那个原始本的基础上，经过元、明至清不只一次增删修改，产生了一系列有同有异的看图识字读本；《新编对相四言》是元初以宋本为底本，经过较大修改的产物，所以带有较多的元代色彩，又留有若干宋书痕迹；从《新编对相四言》的原本又产生了复刊本、稍加修改的复刊本、改编本（或吸取它部分内容的新编本）。《文渊阁书目》和《菉竹堂书目》著录的《对相识字》，很可能是这一系列中早于《新编对相四言》的一本，是否即其宋代祖本，待考。

除了前面引过的证据，他还举出了其它一些字词，或器物的名称和写法，曾经在宋代广为流行，但到元、明以后就不多见了。这就是为什么他力主元初说。根据这一说法，书中的蒙元元素，当为元初刊刻时，补充或增加进来的。

至于明初1436年说，年代如此明确，证据何在呢？除去书籍本身的纸张和形式风格上的特征，主要证据来自傅路德语焉不详的那几本目录书，也就是张志公这里提到的《文渊阁书目》和《菉竹堂书目》。前者为明代杨士奇编，成书于1441年，其中记“《对相识字》一部 一册 阙。”后者为明正统年间叶盛编，亦载“《对相识字》一册”。此外，据王重民先生在《中国善本书提要》中著录《新编》“一册（北图）”，并且说：“北京图书馆藏一钞本《内阁书目》皆载正统以前书，已有《对相识字》一册，则明初即已有此类刻本。”不过，将哥大藏本《新编》的刊刻时间断定为1436年，毕竟只是一个大致的估计。而该书因为沿袭祖本而保留了不少宋、元时期的内容，以及个别字的书写特征，也是难以否认的事实。以上几部书目的著录，并没有给出《新编》出版时间的上限，而既然题作《新编》，则由此下推一段时间，也并非没有可能。

（三）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本《新编》的刊刻时间和传承流变，我们还可以拿它跟《魁本对相四言杂字》来参照对读一番。

哥大东亚图书馆的善本室收藏了一册和刻本《魁本对相四言杂字》，由稀书复制会发行所（米山堂）于大正九年（1920）七月影印出版。书末有印章：“印行三百部之内，第二六四号。”此书不著编者姓名，首页题右牌记曰：“洪武辛亥孟秋吉日金陵王氏勤有书堂新刊。”洪武辛亥即洪武四年（1371）。该书分别在一至三页、第六和第八页的边框外的右下角，刻有“伯寿”二字。据日本珠算学家户谷清一的考证，当是元末旅日刻工陈伯寿。

2012年，凤凰出版社印行金程宇编《和刻本中国古逸丛刊》，其中第十五册收入《魁本对相四言杂字》（以下简称《魁本》），与哥大藏《魁本》完全一致。惟书末印章和编号不存，恐为影印时略去。稀书复制会1920年影印该书时，曾有山田清的《〈魁本对相四言杂字〉解说》单行本，但笔者未见。据大冢秀明转述，此书原刻本毁于大正十二年的震灾中。

1920年影印的《魁本》，显系日本复刻本，刻印时间不详。其书体版式多少保留了某些元刊风格，但起笔藏锋和笔划之间的映带，都显得过度夸张，且在边框外右下角刊刻工名，或许更近于和刻体例。全书共收392字，比《新编》仅多出两个双音节词“牙刷”和“客店”，但全书顺序全然不同。此外，图像字体均另起炉灶，彼此之间看不出传承关系，字的写法也多有差异。

就字词而言，《新编》通常趋简和趋于规范化，很少看到《魁本》中的异体字，比如“棕”、“虱”、“石榴”等，即是如此。但也有一些别的差异，如“袴”（不作“裤”）、“姜”（不作“姜”）、“抱肚”（不作“抱腹”）、“莲房”（不作“莲蓬”）等。还有一处重要的不同，就是《魁本》的“筐”字，不像《新编》那样少了一横。

从图像来看，《新编》也更趋于疏朗整饰。凡物体斜置者，通常每行之内保持一致，上左下右。而且每格周边留白，而不像《魁本》那样填满。此外，“凳”作条凳，而非《魁本》中的靠背椅；“衣”、“衫”皆无腰带，与《魁本》大异。“书”的封面无题，而《魁本》则题作《四书》，而我们知道，《四书》的说法，直到南宋朱熹过世之后，才逐渐流行起来。两相对照，这两个本子在图像上相去甚远，不胜枚举。

总之，从内容上说，《新编》与《魁本》大体相同，上述差异主要体现在版式、字体和图像方面。《魁本》的底本虽出自明初洪武年间金陵王氏的勤有书堂，但保留了清晰的宋元坊刻，尤其是元代建阳刊本的一些特点，同时也揉入了和刻的风格。此外，其中所录的算盘图，梁上二珠，梁下五珠，一共十档。倘若能够追溯到1371年的原刻本，而非复刻时增改所致，则有关算盘历史起源和流行的时间，又可以上推到元代，甚至更早，可与《清明上河图》的例子相互参证。不过，考虑到“筐”字的处理，张志公先生对《新编》刊刻时间所做的推断，可能用在《魁本》上会更为恰当。与《魁本》形成对照，《新编》采用欧体，结体匀称，工整稳健 。此外，版面疏朗大方，也与《魁本》有显著的差异。它或许代表了稍后的明代风格，也不排除私刻或官刻的可能性。

张志公先生于1965年购得一本石印复制本的《新编》，刻印时间当在十九世纪后期之后，但从书影来看，与哥大藏本《新编》几乎完全相同。他手边还有一本清代绿慎堂刊《魁本四言对相》。两相对照，发现《魁本》改动了一些字的较为偏僻的写法，而且删去了荅护”、“一撒”、“筅帚”等词。另外，把“水履”改成了“木屐”，图像也做了相应的调整。这本《魁本》只收了三百三十六个字，二百八十图，显然是在底本的基础上删削调整而成。张志公先生当时并没有看到和刻《魁本》，所以认为石印本的底本是《新编》。但他得出的上述结论，也基本适用于石印本与和刻《魁本》的关系。

另外，日本学者大冢秀明也在此基础上，对《对相四言》的各种刻本做出比较。他把现存的六个本子，分成三类，逐一分析。对于其中涉及的名物，也引用了一些日本和韩国的文献材料，加以补证，并且介绍了清刻本的改动，以及十九世纪和刻本的增删情况。由此可见，这个识字读本并没有销声匿迹，但又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与世推移，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

值得注意的是，《新编》的内容尽量贴近当时的社会生活，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具有难得的历史价值。但作为一本初级识字课本，这也造成了它的致命弱点： 不难想见，一旦时过境迁，其中的一些语汇就变得不合时宜，更不属于常用字词的范围了。仍然拿它当识字入门读本，就不得不适当增删。可是增删的幅度过大，则又不如另起炉灶来得方便，更何况它尽管采用了四言格式，却不像《千字文》那样通篇合辙押韵。其中的单字有押韵的部分，却也不尽然。吟诵起来，做不到朗朗上口。而且通篇只是字词的并列，缺乏有机的内容结构和内部的逻辑关系，也不便于记诵。由于这样两个原因，在修改的过程中，自然出现了拆散重组的现象，甚至可能变得面目皆非。而在与其它蒙学读物的竞争当中，也逐渐失去了优势。等到了祝荫庭的时代，《新编》作为识字读本，已经不再具备多少使用价值了。他更看重的，是《新编》的历史价值和版本价值。

（四）

祝荫庭收藏的这本《新编》，后来究竟转入谁手，又怎样被购入了哥大图书馆？这方面的记载通常甚少，可遇而不可求，但北大图书馆的一份档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惊喜。这是哥大藏本的一个晒蓝复制本，书中夹有一封英文信件与两幅照片。信是当时北平国立图书馆的秘书写给Walter Fuchs的：

亲爱的W. Fuchs博士：

谨告知您前天出示的那本配图识字并非宋本，而是出版于明代。此书虽然极为罕见，但据知还有其它几个本子传世。因此，向您报价的这本并非孤本。

上述信息是我们善本部的赵万里先生所提供的，他也是辅仁大学的中国目录学的讲师。他的意见是，这本书至多只值索价的三分之一。

这封信的时间落款是1940年1月4日。附件中的两幅照片，分别是《新编》的首页和尾页，首页书题下题“祝氏藐园所藏”，并附有他的印章，尾页后有他的题跋，声称该书为“宋本”。这正是哥大藏本。信中转述了赵万里先生的意见，显然针对的是祝荫庭的这一说法。收信人Walter Fuchs，中文名字叫福克斯，当时在Catholic University即辅仁大学任教，曾参与辅大《华裔学志》的编辑事务。这是一本研究中国古籍的学术刊物，以英、法、德文面向海外出版发行，1935年创刊，原名Monumenta Serica,中文刊名是陈垣校长亲自选定的。欧洲许多著名的汉学家曾担任该刊的编辑，福克斯稍后加盟。从信中得知，他十分关注善本书的市场，当时或许正在为某个研究机构或大学图书馆代理这方面的业务。至于这封信和哥大藏本的晒蓝复制本，为何存入北大图书馆，其中的详情，已不得而知了。

此后不久，这本《新编》被哥大图书馆购入，并于一年后漂洋过海，运到了纽约。时值抗战，北平和上海先后沦陷。193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几十万册书籍，在一日之间，化为灰烬。而私家藏书也未能幸免于难，郑振铎先生曾回忆说，“一二·八之变，储于申江东区之书，胥付一炬，而清集十去其七。”到了1937年，情势更加恶化。

八·一三后，古书、新书之被毁于兵火之劫者多矣。就我个人而论，我寄藏于虹口开明书店里的一百多箱古书，就在八月十四日那一天被烧，烧得片纸不存。我看见东边的天空，有紫黑色的烟云在突突的向上升，升得很高很高，然后随风而四散，随风而淡薄。被烧的东西的焦渣，到处的飘坠。其中就有许多有字迹的焦纸片。我曾经在天井里拾到好几张，一触手便粉碎。

对嗜书如命的学者、出版家和藏书家来说，这些如雪花般随风飘落的紫黑色的焦纸片，恍若是世界末日的噩梦。海内外人士在震惊之余，忧心如焚，发起了各种抢救计划。也正是在此期间，美国的几个主要大学的图书馆分别购入了一些古籍善本，《新编》恰巧就是其中的一种。

几十年下来，时过境迁，除了哥大藏本，赵万里先生当年提到的其它几个本子，是否保存完好呢？华印椿先生提及《新编》一卷，据说民国二十三年（1934），曾见于北平图书馆，登录在《善本书目》第三卷四十七页之二“子部类书类”。王重民先生也曾著录北图本一册，但经查证，该书已不见于北图。据恒慕义说，国会图书馆当年也购入了一册《新编》，比哥大藏本晚出，但遍查善本书目，均未见著录。北图和国会图书馆的两个藏本，皆无着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实际上，北图藏本《新编》的命运，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成为一大批北图善本书在战乱年代颠沛流离的历史写照。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的甲库善本藏书，上承清内阁大库、翰林院、国子监南学和南北藏书家的藏书精品，具有极为重要的文物和文献价值。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整个华北和京、津地区告急，为了保护这批国宝免遭战火荼毒，或为日军所劫掠，国立北平图书馆决定将甲库善本暂时转移到上海租界。此后的故事，当事人已多有记述，为了方便起见，无妨参见一篇近期报道的简要综述：

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军时常进入上海租界搜查劫掠，善本安全受到极大威胁。时任馆长袁同礼通过当时驻美大使胡适与美国政府斡旋，同意将存沪善本寄存美国国会图书馆。

在当时万分危机的情况下，由王重民、徐森玉等先生选出１０２箱善本，由驻沪办事处主任钱存训先生分批通关上船，运抵美国国会图书馆，使这批珍贵古籍化险为夷，免遭日军劫掠。

抗战胜利后，钱存训先生奉命赴华盛顿接运寄存的善本书回馆，因交通断绝，未能成行。这批善本在寄存美国国会图书馆期间，由该馆拍摄一套缩微胶卷。１９６５年，在未征求中国国家图书馆意见情况下，将本属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这批珍贵善本寄存台湾，暂存台北“中央图书馆”。其后，这批书又转移至台北故宫博物院暂存。为此，钱存训先生在《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籍运美经过》一文中说：“希望不久的将来，这批历经艰辛曲折而迄今完整无缺的我国文化瑰宝，得以早日完璧归赵。”

这一段历史，还交织了一些惊险的插曲，今天读来，仍然扣人心弦。而前辈学者在民族存亡之际，当仁而不让，以保护中华古籍为己任，殚精竭虑，历尽艰险，也令人为之动容。

由上述记载可知，北图的那一册《新编》正是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藏书中的一种，也因此长期处在“寄存”的状态，从国会图书馆，后来又辗转到了台北。所以，王重民先生著录的北图本，即是恒慕义所说的国会图书馆藏本。而他认为该本为1436年版的复刻本，想必也咨询过当时正在国会图书馆善本部任职的王重民先生，因为根据王重民先生的意见，该书出自嘉靖、万历年间。而这个1436年的刊本，在傅路德和他咨询过的几位专家看来，就是哥大藏本。如上所述，此说仍有待进一步证明，未必能推到1436年去。而据目前所知，可以用来比较的，就只有北图的这个本子了。除非还有别的更早的刊本出现，哥大藏本很可能即是《新编》一书现存的最早版本。

1967年4月，香港大学出版社刊印了哥大馆藏《新编》一书的影印本，印行1000本，副标题是Fifteenth Century Illustrated Chinese Primer《一部十五世纪图文对照的中文识字课本》，由傅路德教授作序，并于1975年重印。傅路德1894年出生于北京通州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1920年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院，1946年开始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当时只包括中国和日本两个研究领域），曾任系主任，执丁龙讲座教授教席，并于1956－57年当选全美亚洲学会主席。他与房兆楹夫妇共同主持编撰的《明人传记辞典》，规模宏富，精工细作，成为海外明代研究必备的工具书。他本人著有《乾隆的文字狱》等书，以严谨博学享誉于西方汉学界。傅路德不仅为《新编》一书的影印本作序，而且还将全书的388字译成英文。于是，这本明代的看图识字读本，又增加了中英对照一项，不仅为原书锦上添花，也为研究中西方教育史、阅读史，以及文化史的学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可谓功德无量。现将傅路德的英文序言的中译本，附在书后，作为该书研究史的一个记录，也以此见证它与哥大东亚图书馆和东亚研究的一段缘份，以及过去七十余年的历史渊源。

记得两年前，在东亚图书馆的善本室，第一次看到这一函《新编》，对它本身的情况和背后的历史，茫茫然一无所知。这一年多来，陆续汇集了一些零星散见的材料，希望能把断了线的珠子重新串联起来，而这毕竟也只是一个希望而已。但终于在冥冥之中，渐渐地看到了它的轨迹，如同一道微光，时隐时现，从十五世纪，甚至更久远的过去，划入二十一世纪！

并非每一本书都有不同寻常的经历，然而《新编》一书的经历，却成就了不可多得的传奇。我们关心它的传奇，如同是一个人的命运，也暗含了一个时代的缩影。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确可以为一本书作传。但我们也同样关心它自身的故事，也就是它通过语词图像所讲述的那些故事。而这又涉及到了许许多多经手的专家和关心的读者——没有他们日积月累，集腋成裘的搜寻、发现和考辨，这本《新编》和它的故事，恐怕至今还湮没在漫长的黑暗之中，默无声息。掩卷沉吟，感慨系之，因以为序。

二零一四年十月写于曼哈顿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尔雅国学报（ID: eygxb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