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不可能完成的电影目标？

——郑大圣谈电影创作观

电影《村戏》海报

日前，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主办的第20期影视大讲堂在京开讲。本次大讲堂由上海电影集团公司著名导演郑大圣主讲，主题围绕“电影‘写意’之可能与不可能”展开，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的专家学者与之展开了对话。

诗与写意：不可能的任务？

在郑大圣看来，电影的奇观是对空间的如实收摄和对时间的同步捕捉，是物理世界的“指纹”，具有“器”的特点。电影自诞生到现在120多年来，有些作品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电影作为一个如此拟真、逼真、写真的媒介，不乏诗意和意境营造的成功之作。比如苏联导演塔可夫斯基用电影写诗，瑞典导演伯格曼则是另外一种典型，他的作品引入戏剧这一“外援”，将戏剧的假定性运用于电影之中。戏剧既来自祭祀的仪式，又来自游戏，这两种基因都要求以假定性为前提。“敬神如神在，因为神是肉眼所不能见的，但是我们要虚位以待。试图在以真实的拓片为本性的电影中，制造出假定性，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郑大圣说。

郑大圣认为，艺术电影史青睐的都是这些“异数”。“其实诗意或者写意都是电影的‘异数’与变数，而不是常数。再逼真的影像也不是真实本身，电影极度真实的表面掩盖了它假定性的背身。在这个似是而非的界域，在意和象、虚与实之间，便有了诗意或者写意的可能，这很可能是中国人拍电影擅长的、可以发挥的地方。超脱物象，又不离物象，有意、无意之间的那种暧昧、混沌，不是刻意流露出来，宛如天成，就像费穆的影片《小城之春》。电影写意或者是诗意的可能性正是在不可思辨、不可思议处。”

郑大圣认为，在AR和VR技术到来之前，“象”是电影的紧箍咒，除了意象，电影什么也拍不到，只能发乎象，止乎象。电影抵达诗歌，要与意象相映，这比文字要困难得多。郑大圣举了一个侯孝贤导演遭遇意象的案例。侯孝贤在拍摄《刺客聂隐娘》的过程中，有一天收工，他溜达着回驻地，在经过某个角落时突然呼叫大家：“有了，快来！”在阳光、雾气刚刚好的景中开拍，这个时候就要求演员的状态、各部门的工作都得迅速跟上，在“不可思辨、不可议论”处拍摄。郑大圣认为，电影能以幻象直喻幻象，像《东邪西毒》这样的电影，把电影本体呈现为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的很少。

郑大圣还提到了自己的新作《村戏》。《村戏》表面上是戏中戏，但是在创作中他尽量拍出了剧中戏与电影的相映感。在拍摄的过程中，郑大圣也深感现实生活的变迁——过去以为常见的鸡犬相闻的画面，在拍戏的村子已经不多见了，在拍摄的过程中还要对此作出调整。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研究员孙萌认为，《村戏》是一部“元电影”，是一个典型的什么事情都发生了两遍的电影，这就是“诗的电影”，时间与空间相互打开、相互映照。

先锋、诗意与资本

在对话环节，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所长丁亚平提出了如何平衡“诗意与资本的关系”的话题。郑大圣认为，好的工业电影不一定非得“负担”诗意。对于他而言，拍摄低成本的影片可以不被资本绑架，但是这势必也意味着技术上的支撑不够从容，而无法从资本角度解决的问题，就只能从美学上解决。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赵卫防提到郑大圣的戏曲片《廉吏于成龙》，并把它与李翰祥的黄梅调电影等作对比。在郑大圣看来，《廉吏于成龙》“毫无商业性”。然而，作为我国独有的片种，要把戏曲和电影有机结合，一直是适宜先锋性探索的片种。郑大圣自称，《廉吏于成龙》就是当作实验电影来拍的。“戏曲有极端的写意能力，电影写实，戏曲和电影天然地要面对和解决写意与写实的二元对立问题。在这部片子里，我想，能不能从侧幕来看，既能看到表演区和布景侧面，又能看到观众席。这是一个神奇的视角，能看到演出现场的一切，我觉得这是戏曲与电影对接的一个重要端口。当时拍这部电影时，我建议团队看结构主义的建筑，这种建筑是暴露材质和建构理念的，《廉吏于成龙》与其美学理念是一致的。”

除了郑大圣提到的塔可夫斯基等西方导演，与会的专家还就东方写意与彰显民族特色的影片进行了讨论。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研究员吴涤非认为，从胡金铨的《空山灵雨》《山中传奇》以降，到李安的《卧虎藏龙》，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港台导演通过武侠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沿袭与传承。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研究员李清认为，大陆导演凌子风拍摄的《边城》则更多地表达了东方的人生哲学和生活视角。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秦喜清以加拿大导演乔伊斯·维兰德的电影作为案例，她认为，中国传统诗歌里有很多歌咏自然的佳作，当自然以影像的方式呈现时，维兰德可以拍长达3分钟的“滴水”场景，这也从两个维度构成了诗意：一是跳出了日常生活的审美观察，二是主观的情感引导，这是现代的东西方写意与诗意表达共通的地方。

作者: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