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中古時期多民族互動、交流以及族羣活動的重要區域之一，山西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值得關注。近年來的考古發掘，更是大大推進了學界和普通民衆對於這一方面的認知。隋朝虞弘墓誌銘及棺牀的出土，多面向展示了活動於山西的中亞民族的實況。今天同樣利用考古材料，向大家介紹中古時期在山西活動的另一個重要的族羣——信奉景教的波斯家庭。

1980年，西安西北國棉四廠職工子弟學校操場出土了兩方墓誌銘，分別是刊刻於元和十四年乙亥（819）的《大唐故李府君墓誌銘》（即《大唐故隴西郡李公墓誌銘並序》）及刊刻於長慶三年癸卯（823）的《大唐故隴西郡君夫人墓誌銘》（《大唐故隴西郡君卑失氏夫人神道墓誌銘》）。兩方墓誌銘，較早收錄於趙萬里《唐代墓誌銘彙編》一書中。在郡望隴西郡且李姓的諸多唐人墓誌銘中，這一塊初看並不十分顯眼。就志文中追溯家族淵源的文字“西國波斯人”來看，似乎強調波斯族裔，但孤證難立。

讓這兩方墓誌銘發出璀璨光芒的，首推北京大學榮新江教授。他對墓誌銘信息進行了深度挖掘，根據《大唐故李府君墓誌銘》中“公諱素，字文貞，西國波斯人”的籍貫信息，與《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側的敘利亞文和漢文對照書寫的僧侶名單左側第三欄中的“Luka（路加）/僧文貞）相勘驗，指出兩處“文貞”當爲同一人，即墓誌銘的傳主——波斯景教徒李素。前述發見，將郡望比附於“隴西”的李府君的波斯背景夯實。據此立論，榮先生參酌古今中外文獻，撰文《一個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庭》（後簡寫作《波斯景教家庭》），復原了李素家族祖孫四代仕宦歷程。對於致仕山西的時間點及緣由，由於兩方碑誌語焉不詳，故而在《波斯景教家庭》中未做鉤沉索隱。後學不揣冒昧，在榮新江先生論述基礎上，將李素父子致仕山西的歷程，置於“建中削藩”的歷史大背景下分析，展示波斯景教徒活動實態的一個側面。

根據墓誌銘記載，李素（741-817）本人及兩個兒子兩代人分別致仕山西。李素本人的墓誌銘中，職銜爲“汾、晉二州長史”。“長史”爲文職，是府州主管司法審判的二把手，“長史、司馬掌貳府州之事，以紀鋼衆，務通判。”從行文來看，似乎先後擔任汾州、晉州長史；《卑失氏墓誌銘》中，僅列“晉州長史”一職“皇朝授開府儀同三司行司天監兼晉州長史翰林侍詔上柱國開國公食邑一千戶”。前後相勘，可能李素先去汾州赴任，不過在任上時間很短，很快便調任晉州。遺憾地是，墓誌銘中沒有提及李素出仕山西的時間點。

至於兩個兒子，是他與前妻——封“太原郡夫人”的王氏所生。一爲李景侁（《卑失氏夫人墓誌銘》中寫作李景位）；一爲李景伏（《卑失氏夫人墓誌銘》中寫作李景復），也曾仕宦山西，並且職官信息前後有變化。李景侁銜名秩次爲“朝請大夫試太常卿上柱國守河中府散兵馬使”（《卑失氏夫人墓誌銘》中秩次爲“右神策軍散兵馬使兼正將檢校太子詹事”）；李景伏銜名秩次爲“朝散大夫試光祿卿晉州防禦押衙”。

兩個兒子的銜名“散兵馬使”和“防禦押衙”，與唐德宗時期一項專門針對滯留長安的胡客的法令密切相關。德宗貞元三年（787），德宗派遣李泌檢括胡客，“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爲散兵馬使或押牙，餘皆爲卒。禁旅益壯”。榮新江先生根據李素出身“累纘貴裔……本國王之甥也”的記載，推定他的家族屬於寓居長安波斯人中地位較高的階層，其子符合任職爲“散兵馬使或押牙”的條件。

筆者認爲，李素兩個兒子極有可能在貞元三年“胡客令”頒佈之際便被檢括任職。碑刻和文獻相校勘，提供了李景侁和李景復出仕山西時間點的上限。時間左近，李素家庭亦發生了重大的變故。貞元六年（790），李素的前妻亡故。王氏所生的兩個兒子，是否遵從漢人禮制，實行了“丁憂行服”，也是值得研究的一個課題。貞元八年壬申（792年），李素續娶卑失氏。榮新江先生據此名字，推定卑失氏是一個波斯風格的名字。

“卑失氏”的父親名“嗣先”，其勳秩是“皇朝任開府儀同三司守朔方節度衙前兵馬使御史中丞”。依此條信息進行推測，則其父姓氏亦爲“卑失”。作爲波斯風格名字的“卑失”，墳籍闕載。而作爲部族名稱的“卑失”，則漢籍可考。唐王朝置羈縻州，安置歸附唐室的四夷部落。《新唐書·地理志》記載“單于都護府”下“桑乾都督府”設有“卑失州”，系“以卑失部置，初隸定襄（都督府），後來屬”，爲在關內道設置的突厥十九州之一。而桑乾都督府，是龍朔三年癸亥（663）從定襄都督府析置，僑治夏州朔方。卑失部落便在這次政區調整中，由定襄劃歸新成立的桑乾都督府。

“卑失”一名，僅見《新唐書》。對於“卑失”在文獻中不同譯名的考證，錢大昕早有宏論。《廿二史考異》“契苾何力傳”條中，錢氏注意新舊兩《唐書》中記載突厥右廂五部落總稱，存在“卑失”、“弩失畢”、“弩矢畢”等不同譯名而實同的情形，故有“此卑失即弩失畢也”的結論。據此可知，“卑失”爲突厥十姓之一。至此，有必要考慮“卑失氏”之姓，乃由部族總稱“卑失”承襲而來的可能性。

李素娶了有朔方軍背景的卑失族官員的女兒爲妻，說明婚姻對像是有意選擇的。婚姻的目的之一，聯合有朔方軍背景的勢力，加強對晉州的安撫。此點，可作爲李素仍然仕晉的一個旁證。 

以貞元三年爲限，可以推斷李素出仕山西時間點的區間。榮新江先生注意到，建中二年（782），寓居長安的衆波斯景教徒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時，李素是參與者之一。由是可知，“公往歷司天監，轉汾、晉二州長史”的仕宦經歷中，李素在長安擔任“歷司天監”一職，是在建中年間。“轉汾、晉二州長史”的時間及原因，則需要結合唐德宗時代的政治局勢來考察和比定。

就河中地區而言，唐德宗借平李懷光實現了“削藩”的客觀效果。貞元元年（785），馬燧與渾瑊受德宗之命平李懷光河中之亂。關於這段歷史，《唐國史補》選擇了地名趣聞的角度，進行了“宿命”式的讖言比附，“徳宗初，復宮闕。所賜勲臣第宅、妓樂，李令爲首，渾侍中次之。司徒馬燧討李懐光，自太原引兵至寳鼎下營，因問其地名，荅曰：‘埋懐村’。乃大喜曰：‘擒賊必矣’。至是，果然。”從小說角度看，這類軼事型的文風更多是文人的獵奇之作。拋卻成敗緣由的分析，我們在此需要注意的是，李懷光的經歷及軍事背景，“李懷光，渤海靺鞨人。懷光少從軍，以武藝狀勇稱，朔方節度使郭子儀禮之益厚。德宗即位，罷子儀節度副元帥，以其所部分隸諸將，遂以懷光起，複檢校刑部尚書兼河中尹，邠州刺史，邠、寧、慶、晉、絳、慈、隰節度使，支度營田觀察，押諸蕃部落等使。”根據前文，可知李懷光是郭子儀的部下；在郭子儀被唐德宗罷免之後，又分領了部分朔方軍官兵，因此帶有濃重的朔方軍背景。

儘管作亂的河中“藩”被平定，但其影響力和歸順的餘部還在。要進行民政管理，以及相應的善後工作，人選的選擇就十分重要。新節度使的選任方面，馬燧和渾瑊當仁不讓，“馬燧充奉誠軍及晉、隰、磁等州節度，管內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餘並如故；瑊可兼河中尹充河中絳州觀察處置等節度使，仍充河中、絳州、同、陜、虢等管內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功臣、散官，勲封如故。”但馬、渾二人出身，與朔方軍無瓜葛。作爲佐貳的“長史”，負責民政工作的官員，則最好與朔方軍關係有淵源，李素便是這樣一個合適的人選。

稽考李素墓誌銘，仕宦經歷中並沒有與朔方軍有關的任何字樣。解決這一問題，還需要《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中尋找答案。《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記載肅宗時，景教僧伊斯襄助中書令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平定安史之亂，軍功卓著，被封爲“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賜紫袈裟”，並於靈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可以肯定，景教在朔方、靈武的傳播，得到了朔方、靈武節度的庇護；當地景寺的存在，說明教徒亦衆；更重要的是，傳教士伊斯作爲朔方、靈武教區的司鐸，與郭子儀有着良好的個人關係。

李素作爲刊立《景教碑》的參與者之一，對於這段歷史是熟悉的，也瞭解波斯景教徒在朔方軍內有一定影響力。爲了安撫剛剛平定的河中府軍民，唐德宗朝內的臣僚，對李素進行了巧妙的任官安排。極有可能在貞元元年，李素由京師出仕山西，先到汾陽郡王郭子儀家鄉“汾州”任長史，然後很快調任平藩之後的河中府重鎮晉州。前述安排，無一不是藉助波斯景教徒與郭子儀、朔方軍良好的關係而進行的措施。由於李素在河中府晉州良好的效果，貞元三年，李素的兩個兒子先後進入“河中府”和“晉州”擔任武官。

考古材料中，波斯景教徒李素父子，出仕山西的經歷十分簡短，提供的信息比較扁平，僅僅是職官的羅列。相關史料的填充，政治背景的復原，使得李氏父子兩代仕宦山西的經歷豐富起來。時間節點得以明確，緣由得以脈尋。作爲中西文化交流的生動案例，波斯景教徒家庭的命運，在“建中平蕃”的大時代背景下，與國家政治走向激盪融合，呈現出來爲人所不太關注的歷史的側影回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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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第十三期《考古匯》電子雜誌

作者：王長命

責編：岑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