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余光中先生於去年12月辭世， 餘府上下至親好友當然是哀慟逾恆， 同事門生、詩朋文友更是痛惜不已，就連海內外的萬千讀者，也紛紛同悼。然光公先生以九十高齡，駕返瑤池，如願回到“文化中國”的歷史懷抱，於公於私，應該都了無遺憾，回顧新詩百年，新文學百年，都可謂鳳毛麟角，實爲喜喪。

新詩新文學百年，是“文化中國”五千年來，前所未見的“人才紅利時代”，俊彥品類之衆，豪傑人數之多，全都超越前代，此一時代可以1945年爲分水嶺，因爲對日抗戰勝利與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但是中國史，也是世界史的重要里程碑。

《說文解字》雲：“三十年爲一世。”1945出生的一代，也就是筆者這一代，是“戰後一代”；往前推三十年，1915年以後出世的餘先生，可稱之謂“戰亂一代”。餘先生是“戰亂一代”的代表人物之一，這一代最大的特色是遭逢長期內戰的分離與隔絕，流寓放逐海內外及世界各地，造成了各式各樣前所未有的“鄉愁一代”，餘先生的作品，深切厚重地反映了這一代的心聲，他的過世，標誌了地理鄉愁時代的結束。

鄉愁詩人余光中的“鄉愁”，不僅僅是對某時、某地、謀人的懷念，而且是對“文化地理”的眷戀，對“歷史傳承”的牽掛，他筆下的長江黃河、千巖萬壑、風流人物，全是“文化中國”大觀園中的殿堂長廊、棟樑石柱、水木庭園的化身。五千年來，出現在中華文化中的“政治中國”不計其數，而“文化中國”只有一個，而且持之以恆，一直在不斷擴大。

1928年誕生於南京的余光中，在二十二歲到臺灣繼續念大學之前，曾經隨父母，經常來往於南京、杭州、武進、永春之間，抗戰時流亡蘇、皖，十歲時遷往上海半年，又從香港轉安南，經昆明、貴陽，抵四川與父親團聚，入重慶讀中學，可謂走遍江南江北。二十歲考大學時，因國共內戰的緣故，放棄了北京大學錄取資格，轉而就讀於南京大學，又南下至廈門大學，最後進入臺灣大學英文系三年級，隨梁實秋習英國文學。他在大陸童年、青少年、青年的經驗，成了他中年後，夢牽魂繞，揮之不去的寫作泉源。

大學畢業那年，餘先生出版處女詩集《舟子的悲歌》（1952），其中有“昨夜，月光在海上鋪一條金路，渡我的夢迴到大陸”之句，顯示他早期懷鄉懷人之作，多半與小我有關，到了三四十歲後，他的詩境擴大，從大我出發，對“文化中國”嚮往眷戀，成了他既深且廣的核心主題。

餘先生的詩，在參加“現代主義論戰”（1957—1958）之前，非常符合梁實秋古典主義式的文藝理論，深受梁先生的鼓勵與提攜，遂於1957年入臺北師範大學英語系兼課，同年譯作《梵谷傳》《老人和大海》（後改爲《老人與海》）出版。1954年他與覃子豪、鐘鼎文組“藍星”詩社，出版《藍星》詩刊，遙承“新月派”豆腐乾體的“格律詩”傳統，與紀弦發表在《現代詩》上轟動一時的“現代派信條”（1956），大異其趣。

當年紀弦高舉“橫的移植”西化大旗，推崇現代主義所有流派，提倡“詩想”與“自由詩體”，絕對反形式，反格律，反押韻，主張詩歌分家；他最鄙視流行歌曲歌詞，斥爲靡靡之音，誓言打倒根除。此論一出，附和者衆，聲勢浩大，遭到覃子豪爲文猛烈質疑（1957）；次年，餘先生也加入論戰；論戰時，彼此大動干戈，互不相讓，論戰後，紀弦的主張，好像佔了上風；而餘先生則赴美入愛荷華作家寫作班留學，獲藝術碩士學位，開始受到美式現代主義的影響，詩風爲之一變。

兩年後，餘先生返國，正式入師大任教，遇到中文系學者蘇雪林與報紙專欄作家言曦與其盟友，抨擊現代詩與新詩寫得太過艱難晦澀，造成報章雜誌拒刊，此舉促成了覃、餘、紀三個“老戰友”聯手反駁，形成詩壇更加朝向現代詩靠攏的團結氛圍。

1960年出版詩集《鐘乳石》《萬聖節》及《英詩譯註》之後，餘先生開始大步躍入現代，不但發表《現代繪畫欣賞》，爲抽象畫搖旗，同時也加快詩作現代化的腳步，例如《燧人氏》之類作品，意象晦澀，聲音淒厲，節奏跳躍，態度叛逆，已完全與“新月派”告別：

飢了，食一座原始林，一個羅馬城

和幾乎是秦始皇厭恨的全部文化

復舐噬夜的肝臟，在太陽太陽之間

挾黑暗而舞，復撻她，踏她，踢她

燧人氏是我們的老酋長。 在衆神之中

他是最達達的

二十八年後，餘詩在大陸最重要最忠實的推手與知音流沙河先生，在他《余光中一百首》（1989）一書中，仍不免視此詩爲負面教材，評之爲“虛無到了狂悖狀態的歪詩”，認爲如此達達主義，實在無法接受。可是，這種寫法，在當時的詩壇，十分流行，比起某些重度晦澀的作品，《燧人氏》還算屬於流暢易懂的“小腳放大”。

當時，集艱澀大成的，是“創世紀”詩社詩人洛夫的組詩《石室之死亡》（1959），就連紀弦讀了都要瞠目以對。當年餘先生有心在技巧現代化上，急起直追，於是鉚足全力，於白先勇主編的《現代文學》（1961）發表《天狼星》（長篇詩組），意欲爲所有的現代詩人畫家，作一篇總傳，把瘂弦、周夢蝶等孤絕詩人及五月、東方畫會的前衛畫家一網打盡，以“天狼”之晦氣不祥，來象徵遭社會排斥打壓的現代藝術叛徒，而叛徒們則悲壯的燃燒自己大無畏的氣概，照亮社會。詩甫發表，萬方矚目，傳頌一時。

餘先生想借此一長詩，與“創世紀”詩刊同仁瘂弦的長詩《深淵》（1959）還有洛夫的，一較長短。三人之間，瘂弦晴天霹靂，率先於5月發表一氣呵成的《深淵》，反映現代社會無限的下沉與墮落，驚豔詩壇，衆口交贊，令紀弦爲之結舌，啓發了《石室》，又招來了《天狼》。不讓瘂弦專美，洛夫倉促上陣，勉強將《太陽手扎》與《外外集》中的短詩，修改增補，重組擴大，雜湊成軍上陣，詩一發表，果然令大家驚異錯愕，莫測高深，譭譽參半，爭論不休。而現在看來，《深淵》在意象豐繁，比喻奇絕、語言節奏、詩想結構的經營上，無疑是其中最成功的，堪稱新詩百年中的傑作之一。

洛夫與余光中在聽會

有趣的是，洛夫看到由十首中型長詩組成的《天狼星》，居然驚動詩壇，引起熱議，頗爲不服，發憤火速寫了長篇《天狼星論》，在《現代文學》發表，條例全詩缺失，認爲總體說來還是太傳統而不夠現代。此文刺激了余光中深切自我反省，立刻在“藍星詩頁”37期，發表《再見，虛無》一文，傲然予以駁斥，寧可迴歸傳統，也不願盲目現代；同時開始挾現代主義寫作技巧，創造性地迴歸古典傳統，慢慢形成他融現代、浪漫與古典於一爐的開闊風格，能出能入，可大可久，於三年後，出版了詩集《蓮的聯想》（1964），讓詩壇風氣爲之一變，整整影響了兩代人的寫作。十五年後，余光中在訂正出版《天狼星》（1976）時，從善如流，接納洛夫批評中肯之處，大幅修改全詩，留下了一段佳話。

從四十歲開始，十幾年之間，餘先生進入現代詩創作的豐收期，1969的詩集《敲打樂》《在冷戰的年代》，以及其後的《白玉苦瓜》（1974）、《與永恆拔河》（1979）、《隔水觀音》（1983），都膾炙人口，風行四海；名詩如《當我死時》《如果遠方有戰爭》《或者所謂春天》《安全感》《在冷戰的年代》《一枚銅幣》《鄉愁》《鄉愁四韻》《長城謠》《守夜人》《白玉苦瓜》等，傾巢而出，輔之以詩評，兼之以論戰，加之以譯介，把修正後的現代主義大纛，高高舉起，儼然成爲詩壇祭酒。精力充沛的他，於詩之外，又努力於散文創作，蹊徑獨闢，自成一家；他又不時發表散文、小說以及評論之評論，除現代畫外，還支持現代舞蹈，使得梁實秋衷心讚歎雲：“余光中右手寫詩，左手寫文，成就之高一時無兩。”此後，凡有現代文學大系之編纂，總序撰寫人，非餘先生莫屬，駸駸有文壇領袖之姿。

余光中於1974年受聘入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任教十年，在大陸改革開放後，經由成都流沙河先生的熱情推介，其詩文跨越海峽，流傳大江南北，獲得了不少讀者的青睞。流沙河極具慧眼又真懂詩詞，文史博洽，聞多識卓，下筆靈動灑脫，最能深入淺出，精解餘詩妙處，加之他襟懷開放，誠心一片，最能打動讀者，感動作者，致使“鄉愁詩人”一詞，不脛而走。餘先生有幸，得遇故土巴蜀才子，致使四川香江魚雁不絕，其惺惺相惜相重之情，自然不在話下。

從1962至1971九年之間，餘先生曾三度應邀赴美講學，對當時搖滾樂精彩獨創深刻有味的歌詞，非常欣賞，於是從1972開始，爲文介紹鮑勃·狄倫（Bob Dylan）等美國民謠歌手，譽狄倫爲“最活潑最狂放的搖滾樂壇上一尊最嚴肅沉默的史芬克獅。現代酒神的孩子們唱起歌來，他是唯一不醉的歌者”。三年後（1975），他與楊弦等民歌手，掀起“現代民歌運動”，公開讓韻腳格律，穿上寬鬆的便裝，重回現代自由詩體之中。狄倫於去年（2017）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證明了餘先生當年的慧眼是如何的精準。在此之前，約有二十年之久，現代詩人不敢沾碰流行歌曲，餘先生對自己的格律舊作，更是諱莫如深，絕口不提。當年，也遭楊弦捲入現代民歌的我，忽然醒悟到，原來傳唱十多年家喻戶曉的流行歌曲《昨夜你對我一笑》（蘭成改編歌詞、周蘭萍作曲）竟然出自餘先生之手，簡直目瞪口呆，笑不可抑：

昨夜你對我一笑,

到如今餘音嫋嫋,

我化作一葉小舟,

隨音波上下飄搖。

昨夜你對我一笑,

酒渦裏掀起狂濤,

我化作一片落花,

在渦裏左右打繞。

昨夜你對我一笑,

啊!

我開始有了驕傲：

打開記憶的盒子,

守財奴似地,

又數了一遍財寶。

此詩此歌，清純靦腆，樸實風趣兼而有之，比起後來現代詩中赤裸裸的牀戲大戰，不可同日而語。此詩通過鄧麗君、費玉清、蔡琴美妙的歌喉詮釋，早在流沙河之前，就已在大陸風行，至今不衰。

可是在民歌運動興起之前，這樣的詩歌，無論識與不識，都無人願意提及，更不屑評論。致使餘先生《文星》雜誌時代的文友李敖，曾一度因經濟原因，施其慣技，把餘先生早期格律時代的佚作及淘汰的舊作，暗地裏蒐集一冊，以爲抓住了軟肋，私下要挾先生，意欲強行替他出版，可見格律詩與流行歌，在現代主義高潮時期，幾乎成了庸愚腐朽、落後傖俗的代名詞，見不得天日。拜現代民歌運動成功之賜，1981年洪範版《余光中詩選1949-1981》出版，先生坦然把早期詩集中的格律詩精選一輯，包括《昨夜你對我一笑》，讓讀者瞭解了先生詩藝發展的全貌。

本文刊2018年2月1日《文匯報 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