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公众史学的一部分，公众记忆产生的条件与公众史学一致，即能认知和思辨的公众和能自由对话交流的空间。公众空间在这里是一种社会建构，具有时间和社会维度，它决定了产生于其中的公众记忆具有文化性、社会性和集体性。

本文将探讨公众记忆的定义与特征，从公众史学的角度分析中国城市近十年来陆续实施的“城市记忆工程”，进而剖析档案与公众史学的关系。

城市记忆:定义与特征

城市首先是一个生命。有命运，有历史，有记忆，有性格。它是一方水土的独特创造—是人们集体的个性创造与审美创造。如果从精神与文化层面上去认识城市，城市是有草严的，应当对它心存敬畏;可是如果仅仅把它当作一种使用对象，必然会对它随心所欲地宰刻。固关于城市记忆，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定义和研究方法。

马克·克林森(Mark Crinson)的《城市记忆—现代城市的历史与遗忘》

一书从建筑学、文化学、艺术学、历史学、心理学等角度探索“城市记忆”，批判性地整合了各个领域对这一概念的认知。阴从公众史学的角度，将公众记忆置人城市空间就是城市记忆。城市记忆的各种元素，包括城市形成、变迁和发展中的历史记录和实体表述，都在一定的媒介里得以存储、整合、重组、保护和传播。一方面，城市是人们相互了解与联系的空间，也许彼此并不认识，却因为对同一空间里的同一元素产生共鸣而变得熟悉亲切;网另一方面，现代城市是制度化的空间，因此城市里制度化的历史机构，如博物馆和档案馆，都是城市记忆的重要载体。自2002年起，在中国不少城市陆续实施的“城市记忆工程”集中体现了笔者前面论述的关于公众记忆的特性，本质上是城市公众史学的一种实践。

城市记忆工程

“城市记忆工程”旨在保护城市历史文化，源于当代著名文人、艺术家冯骥才先生为“抢救天津老街”而发起的“历史文化考察与保护”活动。

进人21世纪，城市化进程加快，很多城市在实现所谓“现代化”的进程中，大规模拆除历史街区和建筑，不少“历史文化名城”也在“旧城改造”的名义下被大规模地“建设性破坏”。城市的记忆消失，城市的历史文化亦随之消亡，于是出现千城一面。如冯骥才所言，城市本身没有自觉的记忆。这种理性的记忆，实际上是人赋予它的。我们需要从城市史和人类学角度来审视城市，从城市的历史命运与人文传衍的层面上进行筛选，而城市保护绝不只是留下几个“风貌建筑’。

于是，青岛市档案馆与2002年开始实施“城市记忆工程”，通过摄像、照相等技术手段，全面记录21世纪初期青岛的城市面貌，并对即将开工建设项目的原貌进行抢救性记录，在国内率先形成了规模化的城市面貌档案库。

2003年，武汉市档案部门也启动“城市记忆工程”，为城市原貌、旧城改造、历史建筑和街区的保护、修复保留了重要的档案资料。2004年，广州市城建档案馆组织“广州城市记忆工程”，以城市发展为脉络，通过征集、整理、保存并研究广州市在城市建设与规划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文字、图片和录像等资料，并采用电视专题片、照片和画册展览等多媒体形式，通过数据库技术，记录广州城市历史面貌的变迁。

2005年，上海市实施“城市记忆工程”，抢救性地收集有关上海城市发展的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各种形式的档案资料，力图记录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为构筑和完善城市记忆、塑造城市文化和城市精神提供服务。

2006年，大连市开始“城市记忆工程”，计划用4年时间抢救性地收集有关城市发展的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各种形式的档案资料，从而完整地记录和追寻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同年，济南市档案馆也启动“城市记忆工程”。2008年，重庆市和丹东市也启动类似的记忆工程。“城市记忆工程”于2008年发展至最高峰。

“城市记忆工程”由各档案部门主导实施，到目前为止对其进行研究的也停留在档案学，对近年来各地的“城市记忆工程”也有较为系统的调研，。档案工作者对这一工程的调查、分析与思考中，也不乏真知灼见，但总体而言，目前还没有关于这一工程的实质效应和成果的深人研究。如果说“城市记忆工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向社会公众呈现基于档案研究和实地考察的城市历史，它体现着通过档案设释、解读社会历史变迁的真实性、权威性、形象性，这就需要档案部门具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历史关怀。笔者以为，对这样成规模甚至制度化的城市记忆保护行为，仅仅停留在时代背景、现状分析、概念性的解释其特征或从政策上预测其未来是不够的。从2002年青岛市率先提出并实施“城市记忆工程”至今已有十四年，而这十四年也是城市历史建筑、景观、建成环境在各种名义下遭受严重破环的时期，城市记忆因此出现断裂，“城市记忆工程”是否实现其初衷，其阶段性成果是否回归到城市历史的缔造者和亲证者那里?在一系列城市记忆工程提出、开展、实施的强大“声势”下，城市记忆又是否真正得以保留和传承?

城市的保留和传承

首先，城市记忆的文化性、社会性与集体性互相交融渗透，共同体现城市的独特性。它建立在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瞬间的录音访谈及历史形象等各种物质表述上，具有档案性，而不同尺度的物质表征一旦消失，便无可挽回。当历史研究开始走出精英与权力阶层的宏大叙事，开始关注少数族裔的、民间的、女性的或被传统社会边缘化的群体的历史时，人们开始在记忆基础上的重新建构过去，档案的角色也开始发生变化。档案从传统的记录与保存功能发展为解读、维系历史文化与价值的参与者，档案本身成为一种公众记忆，扮演者重要的社会和文化角色。而将档案置于更广阔的语境中也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影响档案选择与存储的种种力量。阅城市记忆档案本质上是一种以城市历史为课题的“身份档案”(identity archives),应该以更包容的视域探索城市历史的多重性、多元性和复杂性。

记忆在内心经历得越少，对外部的媒介要求便越高。与博物馆类似，档案馆是现代记忆的空间体现。档案记忆(archival memory)存在于各种文献、地图、书信、考古学发现、声像资料中，它将所谓的知识来源与解读区分开:档案资料是不变的，随着时空改变的是人们对档案的解释。阅档案馆在“城市记忆工程”里本身也成为重要的公众记忆场所。在这里，档案馆不仅是有意识地保留和组织记忆存留物的场所，也体现了自身一定的空间逻辑。而档案也不只是史料的堆积，更是公众历史的场所。置身于档案馆，不论是研究者还是旁观者，都成为这一空间的一部分。也是在这里，通过编码和数据分录而制度化的“档案记忆”成为公众可自由平等享用的资源，并基于这些资源建构多重身份认同。日裔加拿大人国家档案馆与博物馆((Japanese Canadian National Archiveand Museum)便是极为成功的一例。类似的，美国城市的记忆工程，如“缅因州记忆网络”(Maine Memory Network)项目，不仅鼓励当地居民录制口述历史，通过数字平台整合公开各种记忆资源，而且还充分发挥档案馆、图书馆、历史协会与各种文化机构的场所功能，鼓励公众参与，共同解读历史。同时，这些公众空间也成为教育与公众交流的场所。而这种草根性在国内的“城市记忆工程”中似乎普遍缺乏。

其次，档案本身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若只是堆砌在档案馆里，就只能为学者所用。而城市是开放的空间，城市记忆首先是公众记忆，它应该与公众对话，鼓励公众思辨。由上海市档案馆编辑出版的《城市记忆》丛书便是很好的尝试，这套丛书基于城市发展脉络，提炼出颇能体现上海历史变迁的五大主题—外滩传奇、石库门前、车影行踪、学堂春秋、职场丽人—通过大量的历史照片、漫画、地图等图像资料，采用通俗易懂的叙事方法，使读者很容易在声像和文本中发现城市的足迹，也很自然地产生情感认同。。值得一提的是，图像资料在人们历史意识的形成中往往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功用，与口述和文本资料相互交融，能生动地呈现城市的过去。

作为公众记忆的媒介，档案部门的馆库条件发挥着储存、传播、激发或暗示集体记忆的功能，而“城市记忆工程”则充分运用档案人员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如对传统文件的实体管理经验、文件内容的挖掘、展示的技能以及电子文件的管理及网络资源组织的经验等。fuel但如何整合城市记忆的档案文献资源，⑧发挥各城市综合档案馆的作用，将丰富的历史信息呈现给公众，使这一空间成为“共享历史话语权”的平台，尚需职业人士更多的思索。美国档案学者理查德·库克斯(Richard Cox)通过殖民地威廉斯堡遗址(ColonialWilliamsburg)的秘书办公室(Secretary's Office)，

或被称为公共档案办公室(PublicRecords Office)的档案解读为例，分析档案学者应该如何寻求公众共鸣和支持。这座约有250年历史的建筑竟没有得到充分的诊释，无法回答在历史修复中的许多关键问题，档案资源没有发挥解读历史建筑、还原真实历史的作用。库克斯认为解读和传播历史遗址的价值需要职业人士和学者引导下的公众参与，充分发挥档案作为原始资料的使命与价值。最后，关于记住什么，即判断哪些历史是值得记住和保留的。城市记忆由一系列代表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资源、建筑、街道和文物古迹等历史坐标点串连而成，是一个城市形成、发展与演进的轨迹，对这些复杂纷繁的历史记录以信息的方式加以编码、储存和提取，就意味着对城市记忆进行筛选和编辑。记忆与遗忘具有主动与被动两种形式，前者将历史作为现实来保存，而后者将历史作为过去来保存。过往的“历史性”与“现实性”之间的矛盾与思辨恰恰是公众记忆的活力。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asmann)

认为主动保存和传播的记忆往往关注过去与现实的联系，而被动保存的记忆则将历史视为绝对的过去，是档案性保存。“城市记忆工程”的特点是档案部门主动地记录历史，积极地参与构建城市记忆，这无疑打破了档案性保存的被动性和补偿性。目前，相当数量的城市记忆档案资源没有纳人档案部门的视野，公众的声音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导致一方面，档案馆出现过分存储，失去与受众的关联，处在记忆与遗忘的边缘;另一方面，档案馆尚有待充分发挥作为公众记忆的场所功能。

毕竟，(城市)“历史不是历史学者的特权，也不是后现代主义声称的历史学者的‘发现’;历史是知识的一种社会形式，是众声喧哗，是百花齐放。普通人的故事与城市的历史水乳交融，“城市记忆工程”的最终原动力来自公众。

文章摘自：李娜.公众记忆与城市记忆工程:档案与公众史学[J].青海民族研究,2016,27(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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