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春文化人类学作业 | 东京女子图鉴：现代都市女性的“完美人生”

（注：限于本剧内容、文章篇幅和笔者的有限学力，本文的分析主要就异性恋女性群体而言。）

“两日一夜的箱根旅行，Harry Winston的婚戒，幸福的婚姻，圆满人生的必需品。东京的女人们一边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一边收集着这些必需品。”来自秋田县的少女斋藤绫，翻阅着时尚杂志，憧憬着“遍地都是机会”的繁华东京。从地方大学毕业后，背景平庸的绫只身来到心心念念的东京，开始了二十年的奋斗。《东京女子图鉴》围绕绫在这二十年间对“完美人生”的追求展开叙述：从底层文员变成流光溢彩的时尚行业高层，从充满市井气息的三茶街区搬到“适合真正都市女性”的银座，其交往对象也从安分平庸的初恋变成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成功人士”。而在这个过程中，随着阅历的增长和环境的变化，绫的价值观也不断被社会再塑造。

《东京女子图鉴》一剧，折射着丰富的人类学和社会学思考。在本剧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竞争手段的文化符号如何发挥作用，如消费社会中的物质追求对绫的巨大影响；可以看到现代社会为大众建构的“完美人生”诸要素，如梦想和浪漫爱情等概念背后的可能含义，又如全球化影响之下“想象的共同体”的出现；同时也能看到，现代女性在面对传统性别角色和新自由主义释放的可能性这二者时的矛盾和价值抉择。本文将首先分析女主角用以参与竞争、达成梦想的文化符号，然后剖析女主角的梦想实际上如何被社会所建构和规训。

一、作为竞争手段的文化符号

现代人的竞争方式，早已从蒙昧时期的暴力冲突转向文明竞争；其显著表现之一，就是以“文化”为标准展开的一系列结构性竞争。甘斯以文化品味为依据，划分了五种品味公众及其文化：高雅文化（high culture）、中上层文化（upper-middle culture）、中下层文化（lower-middle culture）、下层文化（lower culture）和准民俗文化（quasi-folk low culture）。（1975）在人类学看来，文化具有公众性、可习得性和符号性，而上层群体在这场文化竞争中往往执掌话语权，使其文化成为主流，迫使其他群体顺应和屈从于此，按照既定“游戏”规则和价值规范行事。虽然不可否认的是，在这场文化博弈中，非主流文化群体会通过自己的方式进行抗拮——如《弱者的武器》中马来西亚农民通过假装顺从、偷懒装傻等日常“小把戏”来抗争精英阶层（斯科特，2007），再如Maid to Order中香港菲佣恶作剧式的反抗（Constable，2007）——但是，社会既定的“美好生活蓝本”的设定体系力量如此之强，以致于人们的价值取向和欲望往往难以避免地在潜移默化中被隐藏的权力关系所规训。因此，上层文化，也即主流文化，成为社会竞争的准绳和规定大众行为的外在于人的机制，即杜尔凯姆所说的社会事实（杜尔凯姆，1995）。这样的文化博弈，也导致了“中心”与“边缘”的文化建构差异——在女主角绫的眼中，处于文化中心的东京代表着丰盈和美好，而处于文化边缘的家乡秋田，则是荒凉平凡和缺乏希望的代名词。只是，繁华和宁静难道具有天然的好恶吗？

而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今社会，物质成为标榜自身文化身份的重要符号性因素，其本质在于用物质这一能指，表达文化阶层、地位能力等所指，从而达到在竞争中取胜的目的。这样的物质文化竞争在《东京女子图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女主角绫购置全套昂贵服饰，力求像惠比寿街区的其他所有“万事俱备”的女人一样，在任何时刻保持仪容优雅。这何尝不是现时代社会加诸女性的新型Body Ritual？而为了能在华丽奢侈的米其林三星餐厅用餐，绫竭尽全力，因为她坚信“三十岁前能去Joel Robuchon约会就是好女人”。在联谊会上，一听说绫打算在地价高昂的惠比寿租房，联谊对象马上真诚而坚决地看着绫说，“那么我们可以开始约会了”。合身的定制礼服，优雅的法国餐厅，宜居的昂贵街区，这些以High Culture为准绳的物质消费在此处成为人们自我标榜文化身份的标签，也成为人们彼此判断、相互挑选和竞争的符号标准。

除了物质消费以外，语码转换能力也成为衡量一个人的文化资本的依据。剧中，富二代健介能够在日语和英语间流利转换，这一段特写镜头同时描绘了绫眼中的爱慕之情。此外，聚会上的男生凉为了在众人之中脱颖而出，也刻意在对话中加入英语夸夸其谈，试图发散魅力。此外，人们对多国语言的语码转换能力的偏好，实际上也反映了全球化这个时代大背景的影响。在全球化体系中，主要英语国家处于相对优势地位，于是英语无可避免也相应地具有了High Culture的附加价值，成为全世界大多数中产阶级趋之若鹜的文化符号。

二、社会建构的“完美人生”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向垄断发展，社会逐渐成为一个中产阶级社会。当高中老师问及十八岁的绫的梦想，绫想了想说，只要成为一个被人羡慕的人，不论是什么职位都好。“将自己的意识植根在虚幻的名望因素中”，这正是当下中产阶级社会中，新中产阶级的典型行为表现。（米尔斯，1987：331-332）她还这样期待：“只要是去更好的地方就行，巴黎，纽约，就算是东京也好。”可以看出，绫的野心没有规定道路，但却有跨越空间的信念，这是对一个更好的“想象中的共同体”的归属感（Fong, 2004），而正是全球化和工业社会的高人员流动率，为绫的跨国际想像提供了可能。

来到东京后，绫朝着心中的完美人生目标努力着。这一点，在剧中主要是以绫的感情发展为线索来叙述的。绫决然和深爱的初恋、同样来自秋田的直树分手，因为她对自己所拥有的幸福感到怀疑：“这种幸福，在秋田到处都是。费功夫到达东京，在时尚的城市、时尚的公司里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得到的幸福，像现在这样就够了吗？”于是，为了追寻她所认为的更好的幸福，她与商社精英恋爱，共同出入高档餐厅，并在街上路人投来羡慕眼光时洋洋自得，“我真厉害，不知不觉成了女人们的众矢之的。我简直太幸福了！”在绫的世界里，浪漫和消费层次挂钩，幸福的婚恋需要满足教育背景、职业阶层和品味等特定符号标准，同时也呈现极端的工具理性化——婚恋不仅是计算利益最大化的游戏，更是她完成完美人生蓝图的道具。值得一提的是，在经典人类学视角中，婚姻的本质是结婚双方的礼物交换。而绫在后来的婚恋中屡屡受挫，根本原因是绫的出身阶层使得她与对方无法达成理想的均衡互惠。

绫也遭遇了职业与家庭之间的矛盾。在恋情受挫时，绫一方面拿自己的事业成功来说服和安慰自己，另一方面又难以摆脱对美满家庭设定的期待。未婚时，身边的人告诉她“结婚才是女人的幸福”；结婚后，又被告知“生小孩才是女人的幸福”。就这样，绫被社会加诸的幸福定义无止尽地压迫着。绫的烦恼，实际上是社会对女性的新期待与个体内心愿望之间的矛盾体现。在劳动力市场力量的席卷之下，过去的“家庭工资”理想模式转变为双职工家庭模式；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之下，女性也得到了自由选择的思想赋权。（弗雷泽，2013）但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也将解放女性的理想困于青黄不接的转型期社会结构之中：当家庭和职业两种道路重新放在女性面前，现代女性在享有更多自由的同时，也面临了更严格的社会期待和更大的社会结构性压力，尤其是像绫这样对于职业与家庭“我两个都想要”的女性。

在经历多次感情失败之后，绫转向了独身女性小团体，并以类似“终于看透人生”的幸福和豁达神情说道：“住在这里的女性都是心理健康的人。城市和人相互作用，不断彼此净化，清除掉没用的东西，是个没有赘肉只有肌肉的健康城市。住在这里的女人们也很好，天性自然，却追逐着丰富多彩的生活情趣......一般人平时做饭，手上会有蒜味，这些人身上却是柔顺剂的香气，混杂着咖啡和面包的香气，不觉得像电视剧里那些女性的感觉吗？”绫的语调轻松愉快，电视剧配乐也柔和自然，仿佛绫终于跳脱了社会定义，实现了精神独立。但实际上，这样的幸福也同样是社会塑造的，它反映的是大众媒体和消费主义对上层精英女性的又一种形象塑造和期待。

“预约不到的餐厅，代理店的男朋友，有意义的工作，六本木之丘，Toho cinemas的晚场电影，一晚两日的箱根旅行。Harry Winston的婚戒，幸福的婚姻。这都是为让人生圆满的要素。”当女主角斋藤绫参与这场游戏，并作为角色扮演的主人公一个个地填充完成这些能指符号，她可以说是终于实现了都市女性“完美人生”的梦想了。我无意评判绫的价值取向孰优孰劣；上进、野心、虚荣和梦想的界限也本就难以清晰地划分。我更关注的是，这二十年以来，当绫在谈论梦想的时候，当她说自己幸福的时候，当她说遵循自我价值观的时候，她究竟在谈论什么？她所追寻的，是她自己想要的完美人生，还是社会规训的完美人生？在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里，生活优渥的思特里克兰德决然抛弃原有社会地位和温暖家庭，选择定居在与世隔绝的太平洋荒岛，只为完成自己的绘画梦想——这样脱离社会期待、忠于个体内心的选择，在现实世界中又会有几个实例呢？（1919）更多的现代人，也许就是像《东图》中的斋藤绫一样，在既成的游戏铁笼里，带着社会规训的镣铐，马不停蹄地奔向那应许之地，去追寻所谓的初心和梦想吧。

社会的规训，人类似乎从未真正地跳脱过。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看来，完全的“独立精神”是一个伪命题。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社会能让个体在规训中感知幸福并相信这种感知的真实性，人类学的批判是否还有必要？遵循规训何时值得赞美或批判，反抗和挣脱又应在何种情况下成为必要的决定，这些问题的答案，就留给我们在未来继续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