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点击可见：

在朝鲜战争时期的北京最高统帅部的决策者里，高岗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位。

经过三年内战和参考苏俄战时统帅部经验，北京针对朝鲜战争的政略、战略及具体指挥三大体系各司其职，既重叠又分离。

红太阳之外，三大指挥体系的主持工作重要主要是在周恩来、林彪、周恩来、彭德怀之间变换，其中，林彪在1951年10月主持，三个多月生病告退。所以，实际上北京针对朝鲜战争的政略、战略及具体指挥三大体系的指挥核心是红太阳及周、彭二人。

三人之外，对朝鲜战争影响较大的还有谁呢？

代总长聂荣臻算是一人，东北高岗肯定也算一人。

朝鲜战争期间，高岗在党政军各方面排名都比聂荣臻靠前，与彭德怀相当，挂军队和政府双料副主席名，1952年11月五马进京主持号称“第二国务院”的中计委，始终兼任东北党军政各职。

1953年前后，高岗继续升官到前往北京任职，看似前途辉煌却在年底因为高饶事件嘎然结束。这时，朝鲜战争停战仅数月。

1954年之后，揭批高岗成为大势。不到半年，据说高岗在家摸电门自杀。随后，高饶事件继续升级，次年，北京决议开除高饶二人党籍。

此后，高饶二人在官修资料上也就慢慢淡出了他们曾经参与的历史事件。其中自然包括高岗在朝鲜战争中的隐形。

自陕北时代开始，高岗一直唯太阳马头是瞻。而在彭林军队将领和周恩来之外，高岗是少有的具有务实、社交能力的干才，太阳对秘书叶子龙点评高岗认为：

高麻子这人能干事。

所以，在1949之后东北战事结束，专司打仗的林彪入关，周恩来又忙于北京政务，坐守东北重要基地的重任，太阳想来也只有交给高岗才稍微放心。

招延人才，发展经济，整备军队，颇有励精图治景象。这期间，高岗对早间有争议的元老张闻天、凯丰等人也是走动频繁，非常亲善——可见，高岗接手东北局、东北军区的老大位置，工作非常顺手。

1950年后，朝鲜半岛局势骤然紧张，战争一触即发。

早在1950年5月，朝鲜战争尚未爆发，驻南宁第13兵团部奉调北上郑州，就地指挥驻防河南的前第15兵团第38、39、40、43军进行整训、备战。高岗即参与这次调动的决策。

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挥军南下三八线，朝鲜战争爆发。

6月29日，高岗紧急召见第42军主官，下达调派该军换防，向靠近中朝边境的通化、梅河口地区待命的命令。

就此，第42军成为朝鲜战争爆发后，最早接受动员进入战时状态的野战军。

此外，高岗明确命令该军勘察毗邻中朝边境线的新义州、平壤、熙川、江界一线作战地形，同时勘察军队可能入朝的行军路线等等。

当时，虽然并没有完全确定参战朝鲜战争，但是，因为东西方对峙格局初步出现，对美国的天然戒备等因素，北京对朝鲜战争的必要准备依然紧锣密鼓进行。

北京为参战朝鲜展开讨论。其间，高岗也频繁到北京参加会议。作为东北军区军政老大，无论战、和，高岗只能倾力备战。

7月，周在国防会议上宣布组建东北边防军，限令调拨边防军的4个军3个炮兵师计25万官兵，在8月初，完成在中朝边境指定位置集结。同时，制定了东北边防军主要负责人为粟裕、肖劲光、肖华。

粟裕、肖劲光、肖华三人调往东北边防军就职，更多像是军队高层的一次协调性调动而不太像是为了备战朝鲜战争，否则，朝鲜战争爆发，三人岂能迟迟不到任职。

当然，坊间有生病一说，有粟将将嫌东北边防军不过是“兵团建制”一说。但是在东北军组建以后，高岗很快受命全权指挥东北边防军。

8月，国防会议决定继续抽调第9、19兵团作为东北边防军二线部队。这时，东北边防军已经事实上已经扩大是方面军的规模。

10月8日，东北边防军奉命改为志愿军，9日，彭德怀抵达沈阳就任志愿军司令。与彭德怀同时到达东北的，还有北京的命令：

（东北）为（志愿军）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兼政委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这条命令，以及后来朝鲜战争结束，彭德怀感谢前方“洪麻子”和后方“高麻子”的故事，被后来被认为高岗专司抗美援朝总后勤的证据。其实，可能不会如此。

在仁川登陆和釜山反击等战役后，朝军一路溃败，朝鲜战争局势大变，当时，很多朝鲜溃军和机关已经退往中国境内。

后来不完全统计，进入中国境内的朝军、党政机关统计人员计有17.23万人，沿中朝边境分布，最远分布到距中朝边界铁路距离大约200公里的柳河。

显然，中苏谈判，北京批准，高岗务实，是金日成得以完成朝军溃军进入中国，进行“五个月整训”的前提。

在东北和苏援保障下的朝军“五个月整训”使得朝军在第二次战役后，得以陆续把若干新建师团投入战场。

此外，在第42军入朝准备到东北边防军成立的备战阶段，高岗直接对东北边防军调遣、调配、训练、装备配置、战前动员、后勤物资等全权负责。

正是高岗作为最先着手朝鲜战争实务的决策者之一，并且基本指挥东北边防军进入战时状态，这才得以保障了彭德怀在9日抵沈阳，能够在10月19日即挥师入朝参战。

随后，志司入朝从第一次战役到第五次战役期间，有记载的北京与朝鲜志司、东北军区相互往来协调战役、军令等重大军事行动的电报较多。

其中，主要签署人为太阳、周恩来、高岗、彭德怀等四人。

1950年10月24日，太阳致电高岗指挥66军先头师入朝，并告彭德怀、邓华：

在该军未与彭邓沟通电台通讯以前，请你予以指挥。

26日，太阳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

请高令50军注意，从辑安及长甸河口两处对岸阵地向楚山（朝境）迫近警戒。

大量的这类细节清晰的作战命令，说明了入朝作战初期，志愿军指挥分属在前线战场和中朝边境地区，与彭德怀和高岗的指挥的关联问题。

入朝初期，在坊传的志愿军与朝军联合作战问题上，彭德怀与金日成、苏军代表之间分歧很大。尤其彭德怀与金日成之间，因为武亭问题分歧尤其大。

武亭是早年延安军队罕见的炮兵天才，是彭德怀非常信任和欣赏的战将。抗战结束，武亭奉命带延安的朝鲜人入朝，参与组建朝军，担任过民族保卫省副相、炮兵司令、第二军团司令等职务，受中将军衔。

在第二军团军团长任上，武亭所部遭遇大败。他作为延安派代表为此被金日成等毫不留情予以整肃。

为此二人就谁来指挥的问题进行了发挥式的争论。1950年11月，高岗即以北京特派代表身份入朝，斡旋解决这一分歧。

此间，高岗主持、联合了志司、朝军、苏军代表进行会商，首次提出成立三人小组的动议。这一决议最后得到了莫斯科的认同。

11月16日，太阳致电彭德怀、高岗，通报了斯大林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

后来，高岗和彭德怀先后被整肃。高岗被整肃期间，金日成隔岸观火。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整肃期间，坊传金日成曾致电中国外交部：

非常赞同对彭的处理，并要求亲见毛泽东，有很多事要对其说。

这些话说没说，怎么说，没有详细记载。这也侧面证明彭德怀与金日成颇有分歧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

由此可见，朝鲜战争时期，除却彭德怀入朝之外，高岗也是另外一位入朝的重要人物。

尤其在1950年底到1951年1月27日，高岗赴朝参与处理、决策了中、苏、朝一方在朝鲜战争中若干重大战役问题。

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朝鲜战争自第二次战役后，由出三八线到回三八线的战争演化的战略态势分析的关键。

1950年12月6日，彭德怀急电北京，报告金日成将于次日到达志司，就东线战役结束后组建中朝联合司令部的问题，请高岗赴朝商谈。

就此可以推断，在朝鲜战争中中朝军队统一指挥、协同作战的战略方针上，高岗是唯一可以代表太阳的谈判者和拍板人。

很多资料并没有记载高岗赴朝。但是关于中朝联合司令部组建，有中朝两国领导人会商会谈记载。这里既有金日成去北京会商，也有作为副主席的高岗前往志司会谈的可能，就充分说明了高岗确实在志司住了不短的时间。

金日成在志司会谈结束，彭德怀立即电告北京：

本日与金日成会谈甚洽，金日成同意组成联合司令部。

以彭德怀与金日成的交情，要会谈甚洽，除非与金日成私交神密，又被北京授权且有着相当的“兄弟国家”外交经验的高岗在场。

1951年1月25日，首次中朝高干联席会议上，高岗以副主席身份做了国内外形势的报告。会议到27日，就联合国提出“限期停战”决议，向北京致电请示意见。

金日成、彭德怀、朴宪永、高岗、邓华在电文留名。

这以后直到次年，高岗都在，或者在中朝之间密集往返。当然也包括彭德怀在中朝之间密集往返。

高岗夫人李立群回忆：

彭、高接触时间最多是1950、1951年，在沈阳我们的家里。那时候正在抗美援朝，他们一个是志愿军总司令，一个负责后方供应。他们在房间里一谈就是一整天一整夜。

一谈就是一整天一整夜，这也可以侧见朝鲜战争军务之外，彭、高之间也有相当的私人情谊。

这是志愿军由国内作战模式向机械化战争转型的时期，也是太阳、周恩来、高岗、彭德怀相互往来电文最频繁的时期。

四人大量文电涉及包括全局战略决策、全军战役部署，涵盖军和兵团规模的战场动作。某个程度上，即可认为北京对朝鲜战争的指挥，实际上是通过高岗与彭德怀的协调，最后落地。

而不仅仅是因为高岗负责东北军区而顺便附带通报有关情况。

反之，坊传普遍认为高岗做“后方工作”的后勤方面，高岗却少于出现和更少有记载。甚至，在1951年1月22日，周恩来、聂荣臻出席的志愿军首次后勤工作会议上，高岗委托副政委李富春主持，自己也没有到会。

如前文所述，他以政府副主席身份在朝鲜准备首次中朝高干联席会议。

朝鲜战争绝非国内战争那样前方后方分明。

尤其第五次战役之后，志愿军大量换装苏援武器，志愿军作战序列也多了空军、防空军、铁道兵等等兵种。随着双方围绕打纵深和保纵深，中国东北毗邻边境线地区战略重要性凸显。

这一战略地区以安东为最。

在安东的志愿军番号总部包括志愿军防空军司令部，志愿军铁道运输司令部，负责机场修建的第23兵团司令部，东北军区后勤部后勤指挥部挂名的志愿军后勤司令部，以及志愿军空军安东指挥所。

空军安东指挥所下辖，既包括志愿军空军主力，化名中国志愿军的苏军第64战斗航空军。

关于这些部队在朝鲜战争时期的作战，彭德怀在他晚年的自述里几乎没有提及。

事实上在彭德怀指挥前方战场的同时，朝鲜战争的纵深战场及后方作战的最高指挥者，除了高岗，确实无法再想到是谁在总负责。

在第五次战役后到1952年，随着苏俄军援大量投入朝鲜战场，打后勤打消耗就成为朝鲜战争常态，于是，朝鲜战争动员规模和后勤保障迅速发展到举国状态。

这一期间，太阳、周、彭、高岗四人中，主持军W工作的周恩来更多在北京与沈阳之间跑后勤。而高岗则在沈阳、丹东和朝鲜之间指挥纵深战场及后方作战。

这也解释了，在抗战和国共内战期间，并没有在军队里有显赫军功的高岗，为什么在1951年11月，能够在排名领先的情况下，与病恹恹的林彪双双跻身军W副主席。

在很多所谓“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坊传中，通常都没有提及，高岗进京新的职务，其实是军W主席。

这次副主席的增加，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程潜等五大副主席里，因为增加了精干务实的高岗，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得以抽出身来，专理国务院，专门致力战后中国经济建设。

在高岗出任副主席期间，就三八线为界举行停战谈判的问题出访苏俄，并且就停战问题说服了斯大林初步同意。

1952年7月，坊传彭德怀多次推荐高岗主持军W工作，但太阳最后拍板确定，彭德怀兼任志愿军老总同时，主持军W工作。

9月，彭德怀与金日成、朴宪永就朝鲜战场停战问题再次出访苏俄。这次，斯大林在别墅设宴，专门与彭德怀与金日成、朴宪永碰杯，气氛非常融洽。

由周恩来由战争初期出访苏俄洽谈朝鲜战争参战，而在朝鲜战争收官、结束之际，由高岗、彭德怀出访苏俄洽谈朝鲜战争停战，不过两年之间。

至此，朝鲜战争进入了打打谈谈的态势。

这时，朝鲜战争压力减缓，彭德怀又回到北京主持工作，高岗便得以在军W脱身，在太阳指令下，筹备并出任了与国务院并列的政府计委的主席。

这样，政府计委专司全国计划经济建设，于是，致力经济建设而日理万机的周总理，终于也在日夜操劳中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可惜，最后，能干事的高岗还是出事了。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改来改去，写这样的历史真不容易。感谢各位兄长、朋友、兄弟们的关注支持。

最近俗务繁杂，又专心更新原创，耽误了很多朋友情谊回复。非常惭愧。在此一并致歉。感谢各位支持和推动我的原创。祝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