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育钖是著名教育家，严复曾说：“贤弟平生以教育为唯一之业，极深佩叹。”陈三立（陈寅恪先生的父亲）则称赞他是“中国的福泽谕吉”。著名科学家胡先骕、吴有训、黄家驷等均出熊育钖门下，更神奇的是，在熊家世居的、仅有1800多人的江西南昌月池村中，竟出了300多位教授，被称为“教授村”。

我年七十二，在校四十周。同人为我寿，醵金图像留。

我貌果安然，面目相与侔。颓然吾老矣，夙愿犹未酬。

同志渐寥落，国难在当头。迁校来上塘，学业未可休。

四十年前事，一一现盈眸。不义而富贵，于我如云浮。

愿此微躯在，夫我亦何求？专心求教育，举生为此谋。

聊书以自遣，借以谢吾俦。沧桑已变迁，吾道自千秋。

1940年3月，72岁大寿的熊育钖得知同事集资为他画像，赋此诗以谢。

熊育钖是著名教育家，严复曾说：“贤弟平生以教育为唯一之业，极深佩叹。”陈三立（陈寅恪先生的父亲）则称赞他是“中国的福泽谕吉”。

著名科学家胡先骕、吴有训、黄家驷等均出熊育钖门下，更神奇的是，在熊家世居的、仅有1800多人的江西南昌月池村中，竟出了300多位教授，被称为“教授村”。

奇迹背后，是一个家族几代人不息的奋斗。生活逼熊家成书香门第

熊氏本是南昌大姓，但熊育钖家族属外来户，据称唐代安史之乱时，自湖北江陵迁来，后大部迁回，仅余支脉。

清代中期，熊育钖太爷爷熊才焕得了监生（即有资格入最高学府国子监读书，此职可花钱购买），但未获功名。他死后，他的孙子熊谏和为他捐官，得奉政大夫的虚衔。熊家这才有了正式的文字记录。

熊才焕有三子，长子熊世昌又有三子，均从事小本生意。其中熊论和在外地开当铺，与当地士绅发生业务纠纷，对簿公堂时，因熊无功名，只能全程跪听，最终败诉。

熊论和羞愤交加，回乡不久便去世，熊家从此极重子弟教育。

熊论和的弟弟熊谏和初在湖北汉口一家盐行任“行走”，即推销员。1853年，太平军攻克武昌，汉口大乱，作为专卖凭证的盐票价格大跌，熊谏和以20元一张的价格为老板收购10张，却遭痛斥，熊谏和只好自己买下。

太平军败后，盐票价格涨至1.5万元一张，熊谏和趁机开了信昌盐号，年入超两千两白银。后又经营茶叶，一度远销俄罗斯。

熊家经济实力上升，遂规定家族子弟有中举者，赏银700两，中进士者，赏银3000两。

1888年，熊家出了一个中举者，1898年，又出了第一个进士。

据学者李平亮考证，到熊育钖一代，熊家14人拥有功名或官职。熊育钖20岁前已通过童试，成为秀才，亦得附生（县学生定额为20人，以后不断增加，通过捐纳可成附生）功名。成了严复的入室弟子

熊育钖生于1868年，其父熊光祖外出经商，在江西修水遇太平军攻城，他“危城中逃出，惊悸得心疾，不能治生”，家计艰难。

熊育钖是长子，只好弃学经商。1888年，他拜学者贺国昌为师，阅读了张载、王阳明、王夫之等人著作，对科举渐失兴趣。后又读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著作。时南昌购新书不便，熊育钖便开设广智书局，从上海运来书报，边读边买，“益明当时之务，与戊戌诸党人相应和矣”。

不久，熊育钖和堂弟熊元锷迷上严复，“对其论著更是爱不释手”。熊育钖特别喜爱严译《名学》和《群学肄言》，曾说：“士不读此书，则无以知言。”

1900年，熊元锷到上海拜访严复，严复见其“灼然知其为非常人也。叩其学，经史而外，历举明张太岳（即张居正）、王船山以对。讲道籀学，相得甚欢”，便收熊为门徒。

严复收徒极少，熊元锷是他最喜欢的弟子。

1901年，熊元锷、熊育钖出版了严复的第一本文集《侯官严氏丛刻》（严复是福建侯官县人），严复写诗说：“就中爱我最真挚，屈指先数南昌熊。”

严复对熊元锷有求必应，后者寄来文章，严复必详加批改。1903年7月，熊元锷被推举参加经济特别科举，当时严复正在北京任官，熊拿出自己批注的《老子》请教，严复删除其中大半，并增添了许多新注释。

科举未考中，但熊元锷也有收获——他将严复批注的《老子》以《侯官严氏评点老子》为题，送到日本出版。办学本为对抗梁启超

严复非常看重《侯官严氏评点老子》，因它在暗批梁启超。

梁启超当时流亡日本，被留日生奉为精神领袖。梁认为老子思想妨碍了现代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称：“老学之毒天下，不在其厌世主义，而在其私利主义。魏晋崇老，其必至率天下而禽兽。”

梁启超认可卢梭，主张“雄起进取”，主动争取权利。

严复倾向英国保守主义，认为卢梭是引发法国革命的祸首，对梁启超的激进深感不安。在《侯官严氏评点老子》中，他针锋相对地提出：“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之所用也，故能长而不宰，无为而无不为。”

严复的批评太绕弯，梁启超似未注意到。二人终生保持了表面友谊，梁启超的父亲七十大寿时，严复还写诗说“生儿声名能九州”。

可在给熊育钖的信中，严复抱怨道：“（梁启超）由是所言，皆偏宕之谈，惊奇可喜之论。”“梁任公笔下大有魔力，而实有左右社会之能，故言破坏，则人人以破坏为天经；倡暗杀，则党党以暗杀为地义。”

由恐惧梁启超，严复进而转向恐惧留日生，认为：“须知今日天下汹汹，皆持东学；日本人相助以扇其焰……往者高丽之事起于东学，中国为之续矣。”

所以，严复力劝熊元锷、熊育钖通过办学来对抗。

1901年，熊元锷、熊育钖将家塾改为乐群英文学堂，后改名为“私立南昌月池熊氏心远英文学塾”，简称心远学塾。不学理工就不掏学费

心远学塾完全贯彻了严复的教育思想，即：忽略经学，重视理科和英文，数学、物理等课用英文原文教材，授课亦用英语。

熊育钖表示：“盖吾国教育，自三育而言，则偏于德育，而体智二育太少。”

严复认为应尽快培养理科人才，理科源自西洋，想学好，必须通外文。严复提出：“现代国家的生命力，为教育、经济、武力三要索所构成。教育如不能适应国家的需要，推进社会的前进，这种教育，实在是浪费人才、财力。”

熊育钖有八子三女，他对儿女的要求是：不许学文，只许读理工。他的孙子熊大开自心远毕业前，熊育钖特别嘱咐：“只许报考理工科，否则，我不会出钱供你上大学。”

为帮熊元锷学好英语，严复常写信指点，表示：“使老弟如此妙龄英姿，而于西学不入穴得字，吾死不瞑目也。”

为帮助心远学塾的学生们，严复编写了《英文汉诂》。它不仅是一本英语语法教材，还试图构建中文语法。该书风行30多年，翻了20余版。可例句皆文言，体现了严复不与“东学”妥协的态度，致其在“新文化运动”后渐被人遗忘。

心远学塾后改名心远中学，由于教学水准高，与天津的南开中学、湖南长沙的明德中学并称三大私立学校。成功源于肯投入

1906年，熊元锷因病去世，年仅27岁。

严复在给友人曹典德的信中写道：“弊门人熊君季廉（熊元锷字季廉）天年遽夭，是凉德生平第一种憾事。中年以降，感逝伤亡多矣。独季廉与第二小儿名义殊者，最为惨痛，至今脑影间犹时时发现，自愧不能太上忘情。然埋玉土中，所悲切者，黄人种族值不幸，岂徒门户渊源而已。”

熊元锷参加了中国最后一次科举，在江西省试中列第一，成为解元，却会试失败，未获功名。

熊元锷身体向来不错，严复让他当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校董，因内部纷争，工作难推进，严复力主由熊独任其事，没想到压力之下，熊患了肝病，几番反复，终告不治。

熊元锷去世后，严复又收熊育钖为弟子，熊育钖比熊元锷大11岁，仅比严复小14岁。

清政府倒台后，江西首次派留学生出洋，拟选学生102名，都督李烈钧亲自监考，结果半数以上中选学生来自心远中学。胡先骕回忆说，李接见中选学生时，上来就问：“你否毕业于心远中学？”

1922年熊育钖申请成立了心远大学，后因军阀朱培德手下抢走校产，只好关张。

心愿成绩卓著，因投入惊人。在首批教师中，北京大学毕业生4人，留学日本者3人，胡先骕、吴有训、王易、傅抱石等名流均曾在此任教。辛亥革命爆发时，全校仅剩3人，每人每学期只交25元学费，当时英文教师陈持正一人月薪即200两白银，可心远学校仍维持了正常教学。他其实也是失败者

熊家曾被认为是江西首富， 1917年，熊育钖将正在清华预备学堂读书的侄子熊洛生介绍给严复大女儿严瑸，得到严复首肯。熊育钖去信说明：“家有富名，外人不知底蕴，恐新妇入门之后，亲见藤山头（指熊家），竹篱茅舍，心有不甘。”可见，此时熊家已衰落。后因熊洛生主张自由恋爱，严复又最反感此举，婚约遂废。

熊家大富，为何还要毁家办学？

学者李平亮认为：熊家曾遭挫折，认识到功名的重要性，到熊育钖一代， 14人有功名或官职，可下一代却锐减为5人。晚清社会剧变，熊家不得不从专注科举转向重视现代教育。

在熊家子弟中， 200多人考上大学，严复惊叹道：“江西熊氏，可谓人才，令人钦羡无已。”

通过办心远中学，熊育钖一度在江西教育界形成“心远系”，并逐步渗透到政界。

袁世凯复辟时，江西教育界名流纷纷劝进，熊育钖断然拒绝。“五四运动”爆发时，严复写信给熊育钖，让他禁止学生参与，熊未予理睬。

然而，不论在学界，还是在政界，“心远系”均遭阻击。

在学界，曾任江西教育司司长的宋育德处处与“心远系”为敌，甚至收买心远的“几个坏头头”，煽动学生退学。

在政界，1929年担任江西省主席的鲁涤平以“通共”为名抓捕心远中学多名教员，后熊式辉接任，发现江西省党政部门有上千名心远毕业生，便极力打压，熊育钖只好辞去全部职位，专心校务。

抗战期间，熊育钖将学校迁出南昌，坚持抗战。72岁时，他计划说，自己可能再活5年，“暂竭此五年精力于所办之学校。不复旁骛”。

1942年，熊育钖因病去世，终年74岁。

（原标题：熊育钖，他是中国的福泽谕吉）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蔡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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