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区广角

“一国两制”是一个大范围概念，具体到河套地区，也就是在空间地理上 “一国两制”变成了“一河两制”，即以深圳河为界的一个国家、两种社会体制。河套A区最大的特点是“在香港、临深圳”，也就是河套A区，在香港区域但离深圳非常近。深港两地政府如果能开发运作得好的话，深圳可以借此成为提升自己科技创新的平台和跳板，通过河套地区强化香港和国际科技创新的密切关联。对香港来说，可以让香港在科技创新领域具有优势的环节能与深圳的要素资源禀赋有机结合，可使香港科技创新的发展更具实体性，进而进一步促进香港科技创新的发展。从香港河套地区以及香港新界北综合发展规划可看出，香港在粉岭北、古洞北等临近即将通车的香园围口岸都规划设有工业村或产业基地。也就是说，以河套地区为带动，香港发展科技创新可促进工业4.0以及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可见，河套地区运作得好的话，对香港、深圳都可以起到杠杆作用，可以激活深港要素资源，共同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这是河套地区最具价值的所在。

而“站城一体化”其实是一种“节点经济”的打造，也就是将交通节点的功能，口岸的功能与城市的发展、产业的发展有机整合，这个思路是很先进的。我们看东京湾区，其通过轨道交通站点连通了不少“节点经济”，从而形成一个大的湾区经济。香港的河套A区，深圳侧的河套C区（皇岗口岸、福田口岸），再加上福田保税区，是适合这种思路和方向的。“福保-河套地区”中，深圳侧区域已经是高度成熟的城市建成区，该区域的开发应该具有综合功能，包括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等，从而使该区域功能多元化，进而实现效益最大化。

至于政策创新，实际主要涉及的就是要素的高效便捷流动。现实中来看，有管制没问题，但首先要让要素流动高效，不要无效。我们要高度重视粤港澳要素流动的特殊性，即粤港的要素流动是“一国之内不同关税区的流动”，粤港之间的出入境是“关境”不是“国境”，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政策突破是有依据有理由的，否则，政策突破会遇到很大的制约。人员、车辆、货物、信息的管理需要考虑现实的需求，以及区位的特殊性。同时，我们要认识到，“深港科技创新特别合作区”的政策创新很关键，其对粤港澳大湾区跨越不同行政区域的协同建设与发展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具体来说，“深港科技创新特别合作区”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便捷流通，如人脸识别技术，货物通关的物联网技术等，设置“电子关卡”在技术上都是可以做到的。也可以借鉴早期深港间曾有过的“耕作证”的设置，即深港居民在对方境内有农地需要耕作，凭借“耕作证”可以方便地出入境耕作，其实其思路就是给一些特别的人群，发放“特别的通行证”，开设“绿色通道”等，这样就可以针对不同的需求，做出一些政策的创新和调整。

可以说，“深港科技创新特别合作区”应该是粤港澳大湾区体制机制创新融合的“起步区”，河套地区的创新需率先考虑深港两地、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协同，以及人员、物资等各要素的实际需求。可以说，“深港科技创新特别合作区”肩负着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试点进行政策设计和创新的责任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