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里到底有没有好官？

《水浒》展示了北宋末年的官场生态，上至京城太师、太尉等高官，下至州府等地方长官，多是贪官污吏、鱼肉百姓之徒。如搜刮民财为老丈人庆生日的梁中书、为抢民女害得对方家破人亡的贺太守、充当黑社会保护伞的张督监、张团练等等。这些人不仅搞坏了官场风气，也是造成社会匪患丛生、官逼民反的直接原因。虽然作者也曾塑造了几个“好官”的形象，可是他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出淤泥而不染”，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官”呢？

能力有限的“好官”县令时文彬

说到“好官”，先看“好官”的标准是什么？《水浒》里第一个敲名叫响的好官是郓城县新到任的知县时文彬。书中这样评价：“此人为官清正，作事廉明，每怀恻隐之心，常有仁慈之念。争天夺地，辩曲直而后施行；闲殴相争，分轻重方才决断。闲暇时抚琴会客，忙迫里飞笔判词。名为县之宰官，实乃民之父母。”由此可知时知县不贪不贿，判案能宽则宽，对百姓仁慈。这个标准放在封建社会确实是“好官”。宋江、朱仝、雷横这些作者塑造的正面人物都曾在时知县手下当差。

可是，从客观立场上看时知县处理宋江杀阎婆惜的案件，明显偏袒，有失公允。“知县却和宋江最好，有心要出脱他，只把唐牛儿来再三推问。”唐牛儿不过是个打酱油的无辜人物，可是“知县明知他不知情，一心要救宋江，只把他来勘问。”可怜的唐牛儿就成了宋江的“背锅侠”。这是时知县亲手造成的“冤假错案”，怎么还能说是“辩曲直而后施行”呢？

张文远不断上诉，施加压力，死磕真凶宋江不放时，“知县吃他三回五次来禀，遮掩不住，只得差人去宋江下处捉拿。”宋江早已逃跑，时知县就让拿宋家邻居问事儿，而放着宋江父亲弟弟不问。这种偏袒简直就太说不过去了。“知县本不肯行移，只要朦胧做在唐牛儿身上，日后自慢慢地出他。”最后在张文远的坚持下，“知县情知阻当不住，只得押纸公文，差三两个做公的，去宋家庄勾追宋太公并兄弟宋清。”时知县千方百计，不惜徇情枉法都要为宋江的案情开脱，从侧面可看出宋江平时对这位上司下的功夫有多么到位！

再看看时知县的治安管理能力：他新来此地，鉴于该地下辖的水泊梁山有强人聚众打劫，因此“亦恐各处乡村盗贼猖狂，小人甚多”，让手下的两个专管擒拿贼盗的都头加强巡逻。

他对巡逻工作的考核标准很有意思：东溪村山上有株独一无二的大红叶树，要求巡逻至此务必采树叶来呈报，证明“你们曾巡到那里”。这种“证据”作假实在太容易了！红叶可以让手下人去采，也可以多采集几片顶几天的用……可是维护治安仅仅靠巡逻一遍就完成了吗？这明显是应付的态度。事实证明，时知县管辖的地方为梁山泊输送了众多“人才骨干”，就连干部队伍里的宋江、朱仝、雷横都入伙梁山。而且朱仝放晁盖、放宋江都是在他眼皮子底下发生的，他事后从没有怀疑过。因此可见时知县的理政能力、所带的干部队伍，都不敢恭维。

只为与政敌作对的太尉宿元景

宋江的招安工程最后是通过朝中宿元景太尉从中牵线搭成的。宿太尉在宋江等一干梁山好汉眼里是个“好心的人”，更重要的是为他们中大部分人实现了“当官梦想”。

宿太尉到底是不是个好官呢？宿太尉与朝中高俅、蔡京等奸佞政见不同，按照“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逻辑，那么，宿太尉只要与蔡、高之流作对就理所当然成为梁山人眼里的“好官”。

跟奸佞作对的都是好官吗？昔年徐阶与严嵩父子势不两立，计除奸臣，得到了“首辅”的位置。可是徐阶退休回家后，在松江老家就有几十万亩地，贪污水平比严嵩父子还要高。所以不能因为宿太尉与高太尉不合就立判前者为忠臣。宿太尉热心招安一事也是他打击政敌的一种手段，政敌反对的我们就支持。

当初在华山计赚金铃一节中，宿太尉首次出场，让梁山人杀贺太守的计谋顺利得逞。朝廷命官在宿太尉眼皮底下被杀这种事不知宿太尉回去后如何圆场交待，总之是不了了之。这都是皇帝昏庸不追究给下官留下了可钻的空子。

当初宋江第一次见到宿太尉时，就曾表招安之心：“权借梁山水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与国家出力。”宿太尉并没有听在耳朵里。直到几年后梁山人带着礼物找上门来求他，他才开始帮助招安。后来朝中奸佞建议把宋江队伍解散后再各个击破剿灭时，他义愤填膺地从屏风后面走出来，慷慨陈词，说什么国家内忧外患正是用人之际，宋江等应为国出力balabala……为梁山人争取来了东征西讨的立功机会，也正因为这些“机会”让梁山人折损大半，对朝廷不再构成威胁。从这个角度讲，宿太尉心机更深，手段更为毒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