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掐头去尾地记录历史,还是孤立地介绍一座城市,即便附加上一连串华丽的标签,尽管它们都能从现实中找到依据,但是不把城市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不把最近的四十年与整个现代史联系起来,那么,它只是一部词藻丰富的大事记,而不具备思想的深度与研究的价值。这一点上,最近刚刚出版的《我们深圳四十年》,很好的将城与国等关系结合起来,该书以编年的方式,通过国事、家事、深圳事三条主线,清楚勾勒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和路径选择,详尽介绍主要领域改革的肇因、瓶颈和阶段任务,忠实记载了深圳建设史的每一个重要步骤,生动描绘了作者家庭的变迁及身边人物的悲欢离合。

读完《我们深圳四十年》,笔者发现,该书最富创造性的地方,就是把深圳放在全国改革的棋局内,细数中国价格改革、财税改革、国企改革、金融改革、民生事业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上率下,详解深圳的三次产业转型,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更便于读者理解中国经济起飞奇迹。笔者还惊喜地发现,《我们深圳四十年》通过分析比对落后国家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践,对于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的体制切换问题,向市场化转型中实施分步走改革的理由,中国经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做了清晰的解说。关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作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完成了资本、土地、企业的公有制改造,建成了基本完整的国家工业体系,扩大了人口规模和受教育水平,实现了强国梦所必须具备的生产要素储备。而到了改革开放前期,重工业导向再不调整,隐性通胀和隐性失业问题再不得到解决,庞大的潜在产能和人口不变成红利,再拖个若干年,到老龄化出现的时候,背负着超过十亿且逐渐失去劳动能力的穷困人口,中国就要面临印度及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面临的国贫民病处境,即便实施改革也难以有效积累资本,难以有效完成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升级,从而深陷低端加工制造业的薄利困境,长久失去翻身的机会。

在此危急之时,又恰逢制造业第三次国际转移的战略机遇,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当机立断,将生产要素储备及时变现,转化为了技术和资本。在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经济进入新常态,社会主要矛盾出现了转化,经济工作新的阶段性任务也相应地展开了。对于中国经济当前的形势,以及中美贸易战的前景等热点问题,尽管理论界众说纷纭,但各执一端使读者莫衷一是,《我们深圳四十年》一书从历史研究出发,给出了令人豁然开朗的解答。书中认为,目前对华贸易战主要发生在中美之间,但这并不代表欧洲对中国的市场扩张采取包容和许可的态度。一国的外贸地位往往取决于其在世界的政治地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能够从大国夹缝中获取较大的市场份额,除了凭借自身成本方面的优势,更为深层的原因,是中国成为了大国较量中一枚举足轻重的砝码,中国的加入符合大国的政治需要。此一时、彼一时。从《我们深圳四十年》中,我们不难发现,客观评估中国实际国力可保障的边界,可以看出亚洲以外的国际市场将会面临一定的收缩。正是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会显得如此紧迫。对实体经济来说,“三去”的过程必然是痛苦的,但也是必须迈出的一步。关于中国分步走改革的远景,该书认为,分步走改革的优势在于稳,先从非关键领域展开,待改革的条件充分具备后再全面铺开。然而这也是最受理论界置疑的地方,对非关键领域单独进行改革,就会造成二者的不公平竞争,前者利用体制优势可以获取垄断收益,而后者会处于竞争弱势而致失败,并使人得出改革行不通的结论。

在作者眼中,通过垄断形成权贵资本主义,并不是分步走改革,辨识分步走改革与附庸资本的自由主义改革,关键之处在于,在条件成熟后,能不能迈出关键的第二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从实现生产要素的积累,到将生产要素转化为资本和技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要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反观近半世纪改革风云,从双轨制到单一市场价格,从建设特区到全面开放,分步走改革要完成“最后一跃”,每当切换的信号灯亮起,总是能够义无反顾地迈步向前。在生产力水平得到大幅提高的基础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又像是一记冲天的号角,标志着新一轮改革的再次启动。(希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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