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德·邦迪、杰佛瑞·达默、约翰·盖西……在四十年前，这些都是让人闻风丧胆的名字。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外有越南战争，内有水门事件，整个美国社会处于思想和文化的重大变革期。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诸多连环变态杀手的出现更是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一层恐怖的阴霾。

约翰·盖西（John Gacy）， 又名“杀人小丑”。他在1972-1978年至少杀害了33名年轻的男性

杰佛瑞·达默（Jeffrey Dahmer），“密尔斯基怪物”。在1978到1991年间性侵并肢解了17名男性

加里·里奇韦（Gary Ridgwa），“绿河杀手”。儿时被定义为“低智商”的他在1982-1998年，甚至还可能到2000年间杀害了49名女性，自述遇害人总数为71人

“杀人小丑”、“密尔斯基怪物”、“绿河杀手”，每一个代号的背后都是几十条饱受折磨的人命。尽管现在“连环杀手”彷佛很少出现在新闻中，对他们的研究却未曾停止。

社会学家对七十年代的连环杀手现象做出了许多推测，包括电影和艺术的影响，童年的悲惨经历，不够先进的法律执行体系等等。而今日，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帮助下，我们开始对连环变态杀手的成因追根溯源：他们与我们有着不一样的大脑和神经机制吗？

泰德·邦迪，在1974-1978年间杀害了超过三十个人并多次从监管中逃脱。然而，接触者对他的形容大多是“聪慧且有吸引力”

我们对连环杀手的印象大多是“冷酷”、“无情”、“残忍”这几个词。换句话说就是“缺乏同理心”。的确，这些对其他人痛下狠手的杀人犯好像无法理解他人遭受的痛苦。难道他们的大脑缺少这个功能吗？答案也许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

有一个实验召集了 20 名确诊精神变态（Psychopathy）患者和 26 名普通人对照组并向他们展示同样的几段短视频。视频中录制了两个人手部的四种互动：中性（握手）、爱意（轻抚）、疼痛（抽打）和拒绝（推开）。观看视频的同时，这些人的脑部活动被记录了下来。

结果并不出乎意料：在精神变态病人的大脑中，许多脑区的活跃程度较普通人低，包括前运动皮层和体觉皮层（负责感知和控制手部动作），以及前扣带回（负责情感等）等区域。

运动皮层中的镜像系统是理解并学习他人动作的关键区域，也被认为与同理心相关。在正常人的脑中，镜像系统既会在自己执行某项动作时活跃，也会在观察他人执行同样的动作时产生活动。在观看视频的时候，对照组的普通人调用的同理心明显比精神变态患者要多。

但是实验到这里并没有结束。研究人员再次向这些人展示手部互动视频，并且同时给出一个指示：观看的时候想象自己是其中的一只手，即要求他们动用自己的同理心。这一次，他们发现，精神变态病人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距并没有之前那么大。这说明，与我们所认为的“精神变态者都没有同情心这个功能”不同，他们只是将这个功能“关闭”了。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经常用到换位思考和同理心，比如产生“我这么说话会不会让朋友不开心？“那个路人摔倒了肯定很疼”等想法，所以这个功能一直处于开启状态。

而精神变态患者的默认状态是关闭，只有在被要求的状态下才会开启。这代表他们虽然能做到一定程度上理解他人的感情和行为，但不会主动去使用。换句话说，精神变态者并不是不能理解别人的痛苦，而是大部分情况中“懒得”去理解别人的痛苦罢了。

左图为观察实验，可以看到普通人比精神病人在这些脑区的活动高（黄色）。右图为要求同理心实验，两者的差距有着明显降低 | 参考文献 [1]

除了同理心和镜像系统外，这些变态杀手还有许多与常人不同的大脑构造。在对精神变态杀手的脑扫描中，眶额皮质（负责道德价值等）和前颞皮层（负责记忆提取）等区域有着明显的功能性受损。

并且，这些脑区的损伤不仅仅对单一功能有损害，还使其所在的整个神经回路有着功能缺陷。比如眶额皮质、海马体和杏仁核组成的 ATO 回路以及延申至前额叶的神经网络涉及“冷认知”（即不带感情的决策和思维）与“热认知”（即感情、冲动、情感记忆、上瘾、社会交往等）的结合。这个网络的平衡不仅对于个体思维还对于维持整个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精神变态患者的大脑中，不平衡的认知系统会导致一些普通的刺激就触发过度的行为，比如因为别人随口的一句话就和别人发生肢体冲突，而这些过激的行为在他们自己眼中却是合理的。

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变态杀人犯有基因基础吗？1994 年的电影《天生杀人狂》曾引发了极具争议的公众轰动。杀人狂真的是天生的吗？也就是说，“杀人基因”真的存在吗？

也许与这个耸人听闻的名字最相符的就是 MAO-A 基因，也被称作“战士基因”。它来自 X 染色体（这也许是为什么大多数连环杀手是男性的原因之一），并与大脑成长过程中的血清素（Serotonin）释放过多有关。讽刺的是，血清素的主要作用是使大脑平静稳定。但是过多的血清素释放反而使大脑在发展的过程中对这种物质愈加不敏感，从而产生易激怒的情绪。

不过， MAO-A 基因和极端行为之间并不能之间划等号。首先，拥有这个基因不代表它一定会表达出来，真的起作用，因为环境对基因的表达有着很大的作用。

研究人员发现，在青春期前经历过巨大精神创伤的 MAO-A 基因持有者才更容易表达它。这也许解释了不少连环杀手为什么都有悲惨的童年。同时，个体差异的存在也使这个所谓的“战士基因”并没有想象中可怕。也就是说，即使都拥有这个基因，人和人之间的差别也是非常大的。

MAO-A 基因活动都会收到环境影响。童年受到虐待程度越严重，反社会行为指数越高 | 参考文献 [3]

基因和大脑结构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人的行为和决策，但是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那就是环境。

神经学家詹姆斯·法伦是一名研究基因和精神障碍的专家。

有一次，他在跟母亲聊到自己最近关于连环杀手的大脑和基因的研究时，母亲笑着说，“你整天讲什么精神病杀手，就好像你自己来自一个正常家庭一样。”法伦这才知道，原来他的父系祖上有包括丽兹·伯顿在内的将近十个著名的凶杀案凶手。

于是，他半开玩笑式地给全家人做了 PET、EEG 和基因测试等。

而有趣的是，只有他自己的脑成像结果与常人最不同——反而与“精神病杀手”的大脑相似：眶额皮质、前颞皮层、甚至整个边缘系统（负责情感等）都处于低敏感低活跃状态。同时，基因的检测结果也让他不安：包括“战士基因”在内的许多与精神病杀手相关的基因赫然出现在他的名下。

不过很明显，法伦不是一个连环杀手。尽管他的家人称他的确有时易怒且翻脸很快，但是他仍然是一个生活美满的守法公民、知名大学的教授和事业有成的学者。

也许他将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大家都知道“他有一个杀人犯的大脑”，就是想说明，一个人的行为既被基因决定也被环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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