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從小我就朦朦朧朧感覺到自己是個同性戀者

不少人或許知道白先勇先生是一個勇敢的同性戀作家，1976年，他寫了有同志戀情題材的小說《孽子》，這也是華文文學同性戀書寫的開山之作，是劃時代的作品。

但關於白先勇的戀情，更能表達他自己的是那篇感動千人萬人的“以血淚、以人間最純真的感情去完成的生命之歌”——《樹猶如此》。

這篇散文，是爲紀念他的同性戀人、生死之交王國祥而作。白先勇說，他和王國祥的感情裏，“包括朋友、愛人、兒時默契的夥伴等多重含義。”

下文節選自《樹猶如此》。在書的附錄中，面對訪談，白先勇還講述了自己關於同性戀的一些看法。

《樹猶如此》節選

理想國叢書《樹猶如此》

白先勇 | 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十年樹木，我園中的花木，欣欣向榮，逐漸成形。那期間，王國祥已數度轉換工作，他去過加拿大，又轉德州。他的博士後研究並不順遂，理論物理是門高深學問，出路狹窄，美國學生視爲畏途，唸的人少，教職也相對有限，那幾年美國大學預算緊縮，一職難求，只有幾家名校的物理系纔有理論物理的職位，很難擠進去，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曾經有意聘請王國祥，但他卻拒絕了。

當年國祥在臺大選擇理論物理，多少也是受到李政道、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獎的鼓勵。後來他進伯克利，曾跟隨名師，當時伯克利物理系竟有六位諾貝爾獎得主的教授。名校名師，王國祥對自己的研究當然也就期許甚高。當他發覺他在理論物理方面的研究無法達成重大突破，不可能做一個頂尖的物理學家，他就斷然放棄物理，轉行到高科技去了。當然，他一生最高的理想未能實現，這一直是他的一個隱痛。後來他在洛杉磯休斯（Hughes）公司找到一份安定工作，研究人造衛星。波斯灣戰爭，美國軍隊用的人造衛星就是休斯製造的。

那幾年王國祥有假期常常來聖芭芭拉小住，他一到我家，頭一件事便要到園中去察看我們當年種植的那些花木。他隔一陣子來，看到後院那三株意大利柏樹，就不禁驚歎：“哇，又長高了好多！”柏樹每年升高十幾呎，幾年間，便標到了頂，成爲六七十呎的巍峨大樹。三棵中又以中間那棵最爲茁壯，要高出兩側一大截，成了一個山字形。山谷中，溼度高，柏樹出落得蒼翠欲滴，夕照的霞光映在上面，金碧輝煌，很是醒目。三四月間，園中的茶花全部綻放，樹上綴滿了白天鵝，粉茶花更是嬌豔光鮮，我的花園終於春意盎然起來。

一九八九年，歲屬蛇年，那是個凶年，那年夏天……有一天，我突然發覺後院三棵意大利柏樹中間那一株，葉尖露出點點焦黃來。起先我以爲暑天干熱，植物不耐旱，沒料到纔是幾天工夫，一棵六七十呎的大樹，如遭天火雷殛，驟然間通體枯焦而亡。那些針葉，一觸便紛紛斷落，如此孤標傲世風華正茂的長青樹，數日之間竟至完全壞死。奇怪的是，兩側的柏樹卻好端端的依舊青蒼無恙，只是中間赫然豎起槁木一柱，實在令人觸目驚心，我只好叫人來把枯樹砍掉拖走。從此，我後院的西側，便出現了一道缺口。柏樹無故枯亡，使我鬱鬱不樂了好些時日，心中總感到不祥，似乎有什麼奇禍即將降臨一般。沒有多久，王國祥便生病了。

白先勇與中學時代至友王國祥合影

同/性/戀/ /我/想/那/是/天/生/的！

（訪談者：PLAYBOY雜誌，以下簡稱 P）

P：你在什麼時候發現自己有同性戀的傾向？

白：我想那是天生的。

P：在外國，尤其是在英國，中學、大學的學生之間的同性戀現象相當普遍。在臺灣和香港，由於社會和道德的壓力，這種事至少在表面上不常發生……

白：那也不見得。臺灣的中學，因爲男女分校的緣故，同學之間有親密感情的也不見得會太少，儘管這種感情是過渡性的。你可以問問臺灣的男孩子，他們在中學時期，大都有形影不離、分不開的好朋友，他們之間的感情也很曖昧，也許是不自覺的。香港的情況不一樣。說到香港，我倒要問，香港到現在（同性戀）還是違法的嗎？

P：還是不合法的。

白：就是嘛，有了法律的規定，就不一樣了。臺灣沒有那樣的明文規定。

P：不過，香港的青少年未必都知道有那麼一條法律，他們只是有一種犯罪感……

白：但犯罪感還是因爲法律而生的，法律上規定不許那樣做……

P：在大陸，許多男孩子牽着手在街上走……

白：對，滿街都是。

P：外國人見了一定會以爲他們是同性戀的，但在中國，那卻是很自然的事。

白：我覺得那是一種珍貴的感情。人與人之間，發諸自然的感情都是可愛的，自覺地去扼殺這些感情倒是污辱人性。

白先勇

P：你剛纔說，中學生之間近乎相愛的感情往往是過渡性的。事實上，無論過渡是自然而然，抑或是自覺的壓抑，絕大部分人到了一個階段就會改變。

白：絕大部分都是如此的。對同性的愛慕是青少年時期的感情，大部分人到了一定的年紀，就會把感情改放在異性的身上，當然也有人繼續下去。改變的原因複雜不一：對異性的渴求、對家庭的嚮往，又或者由於社會的約束和壓力。美國的情況很有意思，一方面很開放，許多州都取消了反同性戀的法條，但在另一方面，美國社會對這問題的態度雖然比較香港寬容得多，但也要看哪個圈子。文藝界、文化界基本上是相當寬容的，所謂straight society的“端正”人士，卻仍舊相當忌諱這個事情。

我覺得人很奇怪，爲什麼不能容忍別人的不同？爲什麼每個人都要一樣呢？人生下來，本來就各有不同嘛，即使是異性戀，每對戀人的愛情都不一樣。我覺得凡人都需要愛，無論是怎樣的人，而且除了在感情的領域之外，同性戀者跟其他人並沒有什麼不同。

P：同性戀跟對異性的畏懼有沒有關係呢？《寂寞的十七歲》裏的楊雲峯害怕女孩子，你自己年輕時是否也有過這種心理？

《寂寞的十七歲》

白先勇 | 著

花城出版社

白：我想一般年輕的男孩子對異性都有或多或少的懼畏。成熟之後，這種心理就會消失。不光如此，我覺得同性戀不但不怕異性，而且往往能夠與異性結成好朋友，建立很積極的友情，也許那可以說是另一種形式的愛吧？當然，肉體的結合是一種很寶貴的經驗，但有時候，不論是同性還是異性之間，超肉體的、精神上的結合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很可貴的。美國詩人Allen Ginsberg（艾倫·金斯堡，“垮掉的一代”代表人物之一）與他的男朋友……

P：Peter Orlovsky。

白：對，Peter Orlovsky。他們第一次見面時，一談就是好幾個小時。Ginsberg後來在回憶裏稱那次交談是soul exchanging，靈魂交換，好像在這世上找到另一個自己。我對同性戀是這樣看：異性戀所找的是一個異己、一個異體、一個other，同性戀呢，找尋的往往是自體、自己、self，在別人的身上找到自己。這是同、異性戀一個基本的不同。

P：男女相愛而結婚或同居，生孩子，好歹是一輩子的事，一對同性戀人卻似乎很難保持一生一世的關係。

白：那是一定的，因爲異性的結合有家庭的鼓勵、社會的保障、法律的約束、對兒女的牽掛等等因素把兩人鎖在一起。感情因素當然很重要，但夫婦關係的維繫並不單隻憑感情。相反地，一對同性戀人在一起生活，可以依賴的卻只有互相的感情，而人的感情是多變的、脆弱的，往往禁不起考驗，再加上外界的壓力，就更難長期地維持下去。因此，同性戀人要長久在一起，必須克服加倍、加倍的困難。不過，在同性戀人中也有白頭到老、終身廝守的動人故事。我寫過一篇談《紅樓夢》的文章，文中所論很能代表我個人對同性戀的看法，題目是《賈寶玉的俗緣》，希望你有機會找來看一看。

《白先勇細說紅樓夢》

白先勇 | 著

理想國 |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我覺得人性是一個非常複雜、非常神祕的東西，古往今來，沒有一個人敢說他真的百分之百了解人性。人性中有許多可能性，男女之間的關係也一樣，一百對男女有一百段不同的愛情故事。儘管在法律上可以規定一夫一妻、結婚年齡等等，人的感情卻不可能因此而理性化、制度化。同性戀，同性之間所產生的愛情也許也是人性的一部分。

同性戀不是一個“突變”，而是一種超文化、超種族、超宗教、超階級、超任何人爲界限、自古至今都一直存在的現象。其實我也不懂得其所以然，只知道它的存在。世俗的法律規定只是爲了方便於管理一羣人，這些規定往往能夠適合大部分人，但不一定適合其餘的那一小部分。法律如是，社會的習俗也一樣。社會上大多數人是異性戀——金賽報告說，人類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異性戀——因此也難怪全世界都以異性戀爲正常，世界各國的法律都以異性戀爲標準。然而，從來沒有一套法律、沒有一個社會能夠消滅人性中同性戀這個部分。

對於同性戀，像對人性中其他的因素一樣，我們應該深入地去了解，瞭解也許可以助長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容忍。同性戀者也有權去表達他們人性上的需求，因爲他們也跟任何人一樣，都需要愛情、友誼和溝通。我的看法是這樣。我並不同意美國同性戀解放運動中某些人的言論，他們走到另一個極端，認爲同性戀者高人一等。我並不認爲有特別抬高同性戀的必要。其實，大家都是人，平等的人，最要緊的是互相瞭解，瞭解之後就會產生容忍。

P：雖說人人平等，但在實際的社會里，人卻並不平等。在世人——社會上的大多數——的眼裏，同性戀始終是一種異端邪行。你小說中的人物，就往往處於“邊緣人”的位置。

白：我就是覺得marginal man最有意思。我最不會寫中產階級、“典型”夫婦的生活，可能我不擅於描寫“大多數”。

白先勇書籍封面

P：在西方著名的文學家、藝術家之中，同性戀多得不可勝數，有人甚至認爲同性戀是藝術家和作家的“理想人生”！

白：其實那也有點道理。同性戀一向是社會上的少數派，社會的道德習俗都不是爲他們而設的，有時甚至是反對他們的。因此，他們不從俗，對事物有獨特的看法。那的確是思想家和藝術家的材料。藝術家不能自囿於成例、俗見，必須有獨往獨來的感性。處於“邊緣”的個人以及民族，如猶太人、愛爾蘭人等，有大成就的着實不少。這同時也因爲他們受到中心社會的排斥，經常要提高警惕，注意四周，因而對人和事物往往都比較敏感。

P：但被排斥、受壓力，長期處於社會“邊緣”的處境是不好受的吧？你從來沒有想過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隨俗而安？

白：我當然體會到、感受到外界的壓力。不過我想我自小便是一個蠻能保持自我的人，即是說，我不會因外界而改變自己，也不會有任何外來的壓力足以改變我。

PLAYBOY中文版，一九八八年七月號

同/性/戀/ 這/個/事/情/ /我/一/向/不/認/爲/是/種/羞/恥

（訪談者：劉俊，以下簡稱劉）

劉：您在談到《玉卿嫂》改編成電影的時候，您說主要是反映一個小孩子在成長過程中遇到的死亡和愛情問題。小孩子在成長過程中，認同危機是個比較大的問題，您本人有沒有這個問題？

《玉卿嫂》劇照

白：有，絕對有。

劉：有，那麼具體內涵是……

白：很多方面。一方面是社會歷史的背景，這個跟我的歷史觀的變化很有關係。一九四九年以前，我在大陸的童年世界，雖然已經有很多波動，因爲我童年經過抗日，但那還是一個比較穩定的世界，在我個人來說，家境那時候也好，可以說是我爸爸得勢的時候，在中國那時已經是蠻高層的家庭，我們其實是不自覺地過着那種貴族的生活。後來一下子，四九年以後到臺灣去，我父親的政治地位跟整個社會、整個國民黨，突然間的一種轉換。那時候我當然不是那麼懂，可是我想對我產生了相當大的衝擊。這對我認同感方面的問題影響很大。

第二，在文化方面，現在回頭想想，我父親他們那個時候，以他的那個年紀，我們家裏，並不是《家》、《春》、《秋》那種東西。其實我媽媽也很反封建，也是一個革命分子。她奶奶要裹她的腳，她大反抗，她那時才七八歲，腳痛得“哇哇”大哭，跑去踢她奶奶的門，後來放掉了。她跟我爸爸結了婚以後回廣西去唸師範，還參加過學生遊行。我爸爸那時候參加辛亥革命，在他那個時代他們是第一代往前走的人。我出生在那麼一個家庭，慢慢也很受儒家的思想薰陶，但我們生爲第二代，往前更跑得快了。

剛剛說同傳統衝突，其實我們中國這幾十年來文化危機一個一個接連不斷，除了歷史、政治以外，我們回頭看看，二十世紀是中國文化大崩潰的時期，而我們就捲入其中。後來我們從桂林到重慶，然後到上海，住在上海。在中國來講，上海是西方文化的窗口，洋派。在這種環境下，我對西洋文化，已經有些沐染。然後在香港，又是一個洋化的地方。到臺灣後又念西洋文學，所以西方文化對我的衝擊必然造成認同上的各種各樣的適應問題。那時也不懂，現在回頭想想那時一定很複雜的。所以我想文化上的認同也有各種的衝突。

第三，我個人的成長。我意識到自己是個同性戀者——我在很小就開始朦朦朧朧地感覺到，在這種情形下，就覺得與人不同。

劉：大概什麼時候？

白：我大概很早，童年時候就覺得與人不同。我在很早就意識到這種，揹負了一種認同上的……

劉：那時候您父母不知道？

白：他們不知道，我自己朦朦朧朧的，覺得這種個人感情好像與人不同。這樣子以後，尤其在我青少年那個階段，我就變得很孤立。這個identity，這種認同，對我也很重要，對我整個的文學創作，很重要。因爲同性戀者的認同必然地覺得自己是受了社會的排斥，他們是少數人，他們的道德觀也不接受世俗的道德，他們有很獨立的看法，很多很多文學家、藝術家，都跟這個有關。這個跟我的獨立思考很有關係，我青少年時代的認同危機，也同這個有相當大的關係。

劉：您是在什麼時候在心理上很坦然地對待這個問題的？

白：很坦然告訴別人的時候？

劉：不一定是告訴別人，就是您自己心理上沒有負擔了，您自己已經釋放自己了，認爲自己在道德上……

白：我一向不認爲這個事情是種羞恥。

劉：很小的時候？

白：一向不認爲。而且在我來講，可能我比較奇怪一點，我感覺到自己與衆不同，還覺得是一種驕傲，有不隨俗、跟別人的命運不一樣的感覺。我想我跟很多人不同，有些人有同性戀的問題，因爲社會壓力，覺得有些難以啓口，抬不起頭來。但同性戀對我來說，造成我很大的叛逆性，這個是滿重要的一點。

一九九〇年九月於上海靜安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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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石頭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