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书是正常行为，但过度买书就有点不正常了。我就是属于那种不正常的人，做梦也想买到好书。现在书店少而买书的人多，于是好书不大买得到了，只好忆旧思甜，聊当画饼充饥。

上海解放前就是国际大都会，华洋杂居。洋人自然需要洋书洋书一词中国不大用，在日本却是正式词语，懂洋文的中国人也需要洋书。过去别发洋行新旧洋书都卖，就开在今和平饭店西头不远的南京路上。但我们生得晚，自然见不着。等到我长居上海的时候，外文书店只有一家，一直就在福州路上。其旁边有一家附属的外文旧书店。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就经常往那里跑，买到当时不算太希罕，今天却绝对称得上好书的西洋书与东洋书。

那时候书价低，但收入也低，一本难得的《和英语林集成》第二版，1872年上海美华书馆印刷（其时上海印刷技术在日本之上，所以千里迢迢送到这里来印），我只花了四块钱。这本书的系列版本是研究中英日语言接触的好材料，其中第一、二版在日本现在算是贵重书了，只要看讲谈社缩本翻印的1886年第三版也要卖1900日圆，便知其价值。当时糊里糊涂买下，也不觉得拣了什么大便宜，后来才知道，将feudality译作“封建”，就首先见于我买的这本日英辞典。真算是被我拣了个大便宜。不过当时月工资只有五十多元，四元一本的书，不吃饭也只能买十来本而已。所以上了十元的书，就非要踌躇再三才能买下。当时还用着外汇券，有一次看到橱窗里摆着一本晚清的英汉辞典，售价高达二十多元外汇券，根本就下不了手，一来是没有外汇券，二来即使有，也不能为此去掉大半个月工资呀 （当时一元外汇券抵一元以上的人民币，但具体黑市比例多少，也不记得了）。只好告诉内田庆市，一位来复旦中文系进修的日本青年教师去买了。内田与我一样有过度买书的毛病，他在中国进修一年的最大收获就是运了二十来箱书回国。一周只有七天，他至少要来福州路四趟。当然他也并不有钱，但先举了债再说。

我在这间书店还买了不少其他好书，如《世界地理风俗大系》初版的中国部分两个分册与“满洲国”分册。里头有大量的珍贵图片。日本人喜欢做“大系”，此大系全套与零册今天在日本也还有得买，并不特别珍贵，但却颇有参考价值。因为去的次数多了，与营业员熟悉，他们有时也会帮我留神一下好书。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后悔的是当时看民国时期出版的英文书不起，基本上不买。只挑晚清的买。也因此失收一些难得的书。虽然爱书的人视旧书店有无限风光，但书店的经营者并不这样看。外文旧书利润不高，占去福州路一个好店面并不划算，于是后来就迁到福州路山东路口去了。这时好书相对少了，因为货源越来越少。但只要常去，这里也还有漏可捡。有一次就买了一本周策纵签赠茅盾的《TheMay 4thMovement》，1980年第五次印本，而签赠日期是1980，6，27于威斯康辛，应该是一出即送了。当时工资涨了一些，8元钱买到觉得很合算。其实书就摆在很容易看到的台面上，不知为什么没有人捷足先登。

再后来，连这处店面也金贵了，于是又往偏僻处迁，这一下就迁得远些了，到了很小的盛泽路上。虽然店面很小，但书依然还是有。我在这里也还是买了不少书。最特出的是一部二十世纪初年的《汉俄字典》，两大巨册，开本比八开还大，因为太重，好像特意打了的当时还算奢侈运回来的。其时卖书的师傅觉得抱歉，因为开了500元的高价，但现在恐怕十倍其值也不止，不过问题还不在钱，在于如今看不到这样的书了。在这里还买到了《红楼梦》的头一个英文译本，在澳门出版的，自然是十九世纪的版本，但可惜只有上册，至今再没有碰到过下册。再再后来，连盛泽路的店面也保不住了，因为要建人民路过江隧道，该地属于“拆那”的范围。于是有一段时间上海不再有外文旧书店了。最后，终于在山西路又开了一家，那是个人承包的外文书店，但好辰光已经过去，店虽有而书则无我要的书没有。几个月不去也没有关系，因为再不会有好书了。说到底，那只是二手书店，并非旧书店。在那里买到的唯一一部旧书是1912年版的翟理斯的《华英字典》，不过该书两个版本我原都有了，没有惊喜的感觉，再买一本就是为了今后与人交换我所没有的中外辞典品种而已。

上海现在依然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会，却没有一家像样的外文旧书店，好像面子上很过不去。布达佩斯算不得大都会吧，其博物馆大街上六七家旧书店一字排开，虽然所售以匈牙利文书籍为多，但欧洲各语言的旧书也不少见，有一家店甚至有几大架全是德文旧书。书是文化的结晶体，旧书更是文化积累的体现，如果要提高上海的文化品位，我想，不妨先让上海有一两家我们先不企望太多像样的外文旧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