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第一篇 总报告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收入分配的理论要点

第三章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分析及优化建议

第四章 国民收入再分配基本分析与对策建议

第五章 国民收入第三次分配分析及优化建议

第六章 国际视角与哲理延伸：收入分配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概略考察及对中国的启示

第七章 中国收入分配格局基本认知和代表性问题分析

第八章 优化收入分配的激励——约束认知框架、基本思路、原则与建议

第二篇 分报告

分报告一 财政均富是共同富裕的重要调节机制

分报告二 雇员薪酬与收入分配

分报告三 收入分配国际比较研究

分报告四 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收入分配研究

分报告五 基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视角的中国税制改革大思路与制度设计

分报告六 预算框架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政策优化与绩效创新

分报告七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视角下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思路与政策研究

分报告八 我国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探索

分报告九 涉农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分报告十 我国科研创新激励视角下的收入分配优化

分报告十一 中小微金融视角下的收入分配与相关机制优化

分报告十二 住房保障、房地产市场发展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

附录 国民收入分配两种效应的理论推导及现有观点分歧的兼容性分析

第一章 导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在揭示社会再生产基本规律的层面，阐发了人类社会物质资料再生产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内在关联，刻画了其运行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大环节的依次继起、互动和周而复始的循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肯定生产的关键意义和根本性决定作用的同时，也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逻辑深刻地指出了分配、交换和消费对生产的能动的反作用。

在物质资料生产的总过程中，分配、交换和消费不只是消极地被生产所决定，而且还对生产起着重要的反作用。分配对生产的反作用表现在产品分配得是否合理，会加速或阻碍生产的发展；交换对生产的反作用表现在产品交换的快与慢，对生产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作用；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表现在：第一，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第二，消费使产品的生产行为才算真正完成，使产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产品；第三，消费作为原生动力引导生产的发展；第四，消费为再生产创造出劳动力。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这是解决好人民最关心的利益问题、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一个重大的、足以影响全局的基础性制度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重要的新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求在提高人民收入和共同富裕导向下，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这些重要指导精神的贯彻落实，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推进，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框架基本确立，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框架初步形成，配合和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民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同时，也要看到收入分配领域仍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隐性（灰色）收入、非法（黑色）收入问题不容忽视，部分底层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收入分配不公”成为颇多社会成员的焦虑，与宏观收入分配格局和社会成员获得感、幸福感相关的一系列基础性制度建设的改革任务难度很大，推进迟缓。这些问题的存在，关联于我国转轨与发展全局的“矛盾凸显、隐患叠加”，迫切需要我们加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以求形成合理思路和全套要领设计，有效地优化收入分配机制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现代化“中国梦”奠定扎实基础。

关于收入分配及其制度安排的研究，也是社会科学和经济学领域持续的热点。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中，关于“社会扣除”与社会保障的理论（《哥达纲领批判》）和运用累进税实施调节的主张（《共产党宣言》）都包含了深刻的人文内容与学术内涵。在国外研究成果中，库兹涅兹的“倒U曲线”基于实证考察形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演变趋势的认识形成了广泛的影响；近年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关于资本收益增长率长期视界内高于劳动收入增长率而导致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分析认识，又带来了全球性的关于收入分配及相关问题的热议与观点交锋。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经济社会转轨中，邓小平很早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全局性、战略性思路，尤其在邓小平晚年，更是把共同富裕问题提高到改革发展成功与否的高度加以强调，具有长久深远的启示与警醒、指导意义。针对现实生活中收入分配、财产配置格局的变化和社会生活中伴随“矛盾凸显”的高度关注和不满，不少学者从学术研究角度探讨了相关的一些重大问题，如白重恩等关于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分配比重的深度考察分析；李实、赵人伟等关于收入分配的一系列数据分析和政策考评；王小鲁关于中国居民灰色、黑色收入的测算；贾康、华生、蔡昉、徐滇庆、卢迈等牵头组织课题研究，系列文章或专著写作形成的多视角分析认识和政策主张等。

在指出中国学者的研究取得值得肯定的成果的同时，还有必要指出在收入分配重大认识判断上的不到位与紊乱：在社会上同时存在两种都堪称主流的认识判断，一种是认为收入分配格局中政府、企业所得的部分明显偏高了，换句话说，居民所得份额是明显偏低的。这种认识多年来多次被人们强调，白重恩教授等对具体数据也有细致考察，大概念是居民收入份额十余年间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消费率明显偏低——当然，这种认识还会与社会成员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社会上新的不满情绪联系在一起，因此很多人就提出，扩大内需的同时要努力地增加居民收入占比，使消费成为以后主要的动力源，或者说，将来要从投资推动转到消费为主推动的新状态上去，但与这个观点有关的何为优化量值的依据，在讨论中几乎看不到。还有一种认识是有学者做了自己的研究论证和几轮测算之后提出的，中国收入分配存在灰色、黑色收入规模巨大的特征（虽然官方统计上并不提供数据），这些灰色、黑色收入是被社会的一部分成员掌握的：根据代表性研究者王小鲁教授最新一轮测算结果认为，我国现在整个GDP里面，实际上有6万多亿元的部分是灰色、黑色收入。

由此可引出一个判断：如果认可存在后一观点涉及的约6万亿元的居民隐性收入，那么前一观点提到的那个主流认识便不成立：因为中国当时（2014年前后）的GDP是在60万亿元左右，如果有相当于10个百分点以上部分实际上是未统计的个人所得，那么前面所指责的偏低的居民收入份额就要加上这个10个百分点或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变成了至少接近50%或50%以上，变得可接受了。所以要问，这两个都带有主流特征、广泛被人们认同的认识，到底哪个对？现在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学者在这方面正式做出回应。我们并不认为学术界可以迅速在这方面取得共识，但两个相互矛盾、如同冰炭难容一器的认识，却在社会上同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这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真正的问题在哪里？现在尚未有研究者可以很确切无疑地把前面所提到的收入格局的量值说清楚，到底中国政府、企业、居民三者收入份额和真实的投资率、消费率是怎样的数量值（这样的研究工作当然很有价值，本项研究的努力及其引出的初步认识将在后文展开——但可以想见，即使有了一些特定研究结论，也还会争论不休），我们应当更深刻地切入中国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的内部结构问题，就是在看到通盘收入分配的情况之下，在对政府、企业、居民三者比重和投资、消费两大块加以考虑之外，需要进一步探讨，是不是我们居民内部收入分配的差距过大、规则紊乱、激励偏差、不公正和巨量隐匿等问题，在严重地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提升进程。我们认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或者说是研究者应该更加注重的中国收入分配的关键性真问题之所在。

收入差距大，已有关于基尼系数的统计测算结果证明（官方给出的数据是2009年为0.49，2014年降为0.469，2016年则进一步微降为0.465，仍属明显偏高状态）。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收入差距在与财产配置如影随形互动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种种不公正的机制、不合理的规则、不到位的制度问题。因此，有效推进制度化的公平正义、反腐倡廉和着力实施再分配制度机制的优化建设（如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合理构建收入分配规则与秩序），确立符合科研创新规律的科研、技术开发激励机制等，就成为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所必须经受的历史性考验。

本课题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基于已有的多项中外具积极意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分析和力求洞悉中国收入分配的真问题，同时努力全面、深入、系统地认识和把握收入分配的整个流程和相关的各个主要因素，特别是相关要素对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进行力求透彻的考察，并借鉴福利国家的经验与教训，结合中国问题导向对代表性案例做出深刻剖析和总体性的基本诊断，在深入剖析问题之后“对症下药”而“综合施治”地提出中国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优化收入分配机制和结构的基本思路、原则和体系化政策主张。

本课题研究团队的追求，是我们的研究成果将具有全球视野下聚焦中国“问题导向”而“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独到学术价值，有关制度建设、机制转变和政策优化的重要应用价值，和助益中国实现从人本主义立场出发的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目标的社会意义。课题的最终成果，包括本篇总报告及十三份分报告。

贾康介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曾受多位中央领导同志邀请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领衔出版《中国住房制度与房地产税改革》、《新供给：创新发展，攻坚突破》、《构建现代治理基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40年》等。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