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界在中短期宏观对策和长期发展研究方面不知是否可以用“彷徨无计”来概括形容。这几年我们造了一些新词，说了不少空话，但看看经济运行实践，好像问题越来越多。各行各业、三教九流似乎都怀有一种今不如昔、世风日下之类的抱怨。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百思不得其解。中国是个近十四亿人口的大经济体，国情复杂，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类问题堆积成山，政治稳定是前提，发展经济是主线，在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只要把经济搞好了，让人民钱包日鼓、不虞匮乏、心情愉悦，这就是我们的领导人说过的共产党人不可一时或忘的那个“初心”。

如果这个“初心”目标能获得普遍认可，那么，我们就可以不受约束地对任何可达于“初心”目标的对策建议进行讨论，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彼岸，因此一切可用过河手段的建桥或造船的问题都可以讨论，我今天想重提一下20多年前中国经济学界就有许多人说过的“民进国退”问题。

在我党的政治文件里，只有1999年9月22日在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明确提出了“在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善结合起来，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个人理解，这就是经济界有关“民进国退”改革建议得到党中央认可的明显证据，因为这个《决定》开宗明义就讲了“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我们一定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循序渐进，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这样的话。这个文件出台至今正好是第20个年头，现在，回过头来细细品味，我越来越觉得这个《决定》体气高妙、意味深远。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体现在方方面面，其中国有企业、国有经济的弊端在微观层面上最具典型意义。我们的经济学家们用多式多样的学术语言去历数国有经济存在的问题，如所有者虚置、委托代理链条过长、道德风险、逆向选择、软预算约束等等，这些大家都同意都认可，那么，怎样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分析国有企业国有经济难以克服的弊端呢？大约是在1997年，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国有经济本质上是回扣经济”，香港的某个报纸做了全文转载。我之所以一口咬定国有经济本质上是回扣经济乃是我基于大量社会调查的结果。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正是中国处于改革开放之初，大量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在开拓市场时，瞄准的都是大型国企的产品配套，而国有企业拥有货物采购权的部门在产品质量大体相若的情况下，基本是按回扣率高低来选择业务伙伴的，这不是哪个人哪些人的问题，而是一个体制性问题。在一些规模较大管理链条较长的非国有企业中，产品销售中的“回扣开道”同样也可以起作用，但非国有经济中的监管、制约、检查、惩罚要远比国有经济严格。在经济实践中，国有企业可以让收取回扣蔚然成风，而民营企业的采购部门收取回扣只能在蒙蔽所有者或股东的情况下偷偷摸摸地进行，国企的普遍现象是预算软约束，而非国企的预算是硬约束，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运作环境。我有个粮食加工企业的朋友，他说：建粮食仓库，国有企业一平方米的成本要2000多元，我建粮仓，一平方米只要300元左右，为什么同样的东西投入成本差别会如此之大？这个朋友告诉我，国有企业搞工程预算内含各个环节的采购回扣率在里边。由此可以推断，国有经济本质上还可以称之为“浪费经济”“高成本经济”。前些日子莫干山又搞了一次有关国企改革的讨论会，会上有人说，国有改革最大的难点是激励机制的建立问题。我则认为，国有经济中亟待解决的不是激励而是约束问题。在国企改革中，我们始终找不到一种能够自动抑制企业浪费和高成本的有效机制。

由于目前国有企业的高管采取的是委任制和市场化聘任制两种形式，国有企业通常都用行政级别进行规模标记，因此，一把手通常都是党的组织部门委任的某基层官员担任，这样的企业一把手按规律都是向上级领导负责而不是将企业长远发展当作第一目标。在中国政治圈内，只要你有行政级别就能今天在这个企业当一把手明天又可能升迁或调转到其他的党政机关去。这不可避免地产生各式各样的政治优先或行为选择。在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中，还有一类是，企业一把手既由上级委任又经历过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有些已成为很有影响力的上市公司，且公司的技术储备也很雄厚，但不少这样的公司，股价和盈利很少会出现令人惊喜变化的背后原因是，这些国企的头头儿们又都注册了产权明晰的私有制公司，他们原先掌控的国有上市公司一旦有发展前景的利润增长点，无论是业务还是新技术这些头头儿们都会将其由国有企业转移至自己的私人公司。这种情况，在中国已屡见不鲜。我们可称之为“盈利点转移”。

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必然导致的高成本和浪费以及缺少有效长期激励造成的盈利点转移，使得现实中的国企改革常常显得效果难彰。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60条》的思路，现在的国企改革以混改为主基调，一些进行混改试点的企业也在探索员工持股的新思路，由于实践时间短，现在我们还很难给这些改革措施进行成败评论。我个人的看法，现在我们的国企改革一是进展慢，二是措施不简明。

我建议中国的国企改革还是按照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那个《决定》所确定的思路，在“有进有退”上做足文章，所谓“退”简单理解就是转让，就是卖。除了（1）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2）自然垄断的行业，（3）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4）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以外的所有行业和领域，我们都可以考虑向国内外的投资者出售，既可以整体出售也可以出售大部分股权。在出售顺序上可对现有的中央和地方所属国有企业进行资本收益等级分类，资本收益等级由低到高地依次出售。我们可以将之称为国企民营化改革。

改革的目的就是追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历时40年，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国企占有资源过多，资本使用效率远低于民营企业。解决这一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甩包袱、降比重。所谓甩包袱就是将经济效益差的国企能卖掉的尽量卖掉。大幅度降低国有企业在竞争领域的资源占有和消耗比重。国家统计局可以与国资委一道对全国的国企资本收益率定期统计划分类别向全社会公布。对资本收益率低级别的国企可限时出售。

在重提民进国退口号时，我们有一个意识形态障碍必须克服，即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否一定强调国有经济比重问题或者我们的中央文件反复强调的公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是否要以行业部门中的国有经济比重来体现？如果我们主张务实治国，那就是小平同志说的黑猫白猫效率第一原则，不管你是哪一类性质的企业，你不能高效率地创造财富甚至还在无休无止地损毁和浪费财富，那就不是好企业，例如近年来国企中的大量僵尸企业。

在民进国退改革中，我们也要按照小平同志说过的“不争论”，雷厉风行扎扎实实地做些推动就是了，至于党内有些同志有不同意，经济学界那些左得出奇之人士站出来指责，包括被出售国企的干部员工有抵触情绪，这均属正常现象，改革就得顶住压力。国企改革中的甩包袱、降比重得到扎实推进，中国经济才能真正走上质量发展之路。

《银行家》杂志社 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