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留学生都是间谍”——共和党的“文明冲突”思维

编者按

8月7日，特朗普在一场白宫宴会上表示，“几乎所有从中国来的留学生都是间谍。”特朗普的这番言论迅速引发了互联网上的大规模讨论。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指出，特朗普此言论再一次显示了其具有“文明冲突”的思维和逻辑。黄亚生教授表示，“特朗普的共和党的政治重心已经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宗教极端、反智和否定世界多元化。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是对普世价值的一个背叛， 在他们看来，我们在美国的每一个人都是间谍。”

本文首发在FT中文网。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1993年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 （Clash of Civilizations）。他指出，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冲突的主要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或者国家间经济摩擦和政治对立，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

人们一般认为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是在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这个说法是对的，但是不全面。被很多人忽视的一个细节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包括东亚的儒家文明。 他认为西方文明和东方儒家文明也会发生冲突，并预测东亚的儒家文明将和伊斯兰文明一同成为以欧美为首的西方文明的最大挑战。他表示“（冷战后）本土化和宗教的复兴是全球现象。然而，它们在亚洲和伊斯兰世界的文化自我伸张及其文化对西方的挑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们（两个）是20世纪最后25年中充满生机的文明。”亨廷顿曾预测：“未来冲突的危险，很可能来自西方的傲慢、伊斯兰的偏狭、以及中国的自负的相互作用。”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曾在全球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图片来源：Wikipedia

这个“文明冲突”思维深深地影响了美国共和党的意识形态。 冷战之后，从小布什到特朗普，共和党内部有相当多的右翼鹰派人士都是“文明冲突论”的忠实信徒。有争议的是西方文明会和哪个文明发生冲突。

8月7日，特朗普召集了美国15个知名公司的CEO和白宫的重要幕僚共进晚餐，据与会者透露，在席间，当特朗普曾谈及中国时，他表示了这个观点： “几乎所有从中国来的留学生都是间谍。” 今年2月， 美国联邦调查局现任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公开表示，“我们正在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中国的威胁看作不仅仅是中国政府对我们的威胁，而是整个中国社会对我们的威胁。我认为这需要我们全社会的响应。”特朗普和克里斯托弗·雷把对美国的威胁从政府扩大到整个中国社会就是“文明冲突”思维和逻辑。

8月7日，特朗普设宴。在宴会中，特朗普表示“几乎所有从中国来的留学生都是间谍。”

图片来源：Politico

亨廷顿和他的“文明冲突论”

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国际关系学界形成了新的理论来解释冷战后形成的国际格局。1993年，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学术期刊《外交》（Foreign Affairs）上发文《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正式提出了“文明冲突论”。随后在1996年，亨廷顿将其“文明冲突论”进行了扩充，并出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亨廷顿指出随着冷战的结束，不同文明的区别将成为未来世界冲突的核心。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的地理交接处形成了文化断层线（the cultural fault lines），未来世界的重大冲突将会沿着这些文化断层线展开。亨廷顿指出“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它物种相区别。文明既根据一些共同的客观因素来界定，如语言、历史、宗教、习俗、体制，也根据人们主观的自我认同来界定。” 亨廷顿继续说到：“然而，正如雅典人所强调的，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

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正在衰落，而其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儒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亨廷顿进一步指出：“伊斯兰的挑战表现为穆斯林世界普遍出现的伊斯兰文化、社会和政治复兴，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对西方价值观和体制的抵制。亚洲的挑战表现在所有的东亚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佛教文明和穆斯林文明——都强调自己与西方的文化差异，有时也强调它们之间的共性，这些共性常常认同于儒教。亚洲人和穆斯林都强调他们的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一经提出，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然而， 真正使亨廷顿观点名声大噪的是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

小布什的“文明冲突”思维

2001年的“9·11”事件某种程度上直接将伊斯兰世界和美国对立了起来。很多媒体在当时都把“9·11”事件归为“文明冲突”的开始。似乎“9·11”事件对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论调做了精准的注解。美国《大西洋月报》甚至在2001年12月刊中，把亨廷顿称为“先知”。

很多人将“9·11”事件归为“文明冲突”的开始

图片来源：Time

“9·11”事件后，美国国内保守势力抬头，时任总统的共和党人小布什的民意一路飙升。小布什依靠国内的反恐情绪，带领美国卷入了灾难性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 而阿富汗的武装组织以及前两年猖獗的ISIS恐怖组织也都认为其在与西方国家进行“文明的冲突”，并且认为这种冲突不可避免。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不仅仅加深了穆斯林世界人民对于美国的敌意，也相同的加深了美国社会对于穆斯林文明的敌意。根据美国FBI统计，美国2016年共上报307起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比2015年的257起略有上升，比2014年则增加了一倍，再创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新高。

“9·11”事件和随后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使人们主要关注在亨廷顿“文明冲突论” 中对于西方文明和穆斯林文明冲突的担忧上。人们忽略了小布什在“9·11”事件发生之前对中国的强硬政策。

共和党总统小布什刚上任后，就表现出了对中国的极大敌意 。在小布什之前，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一直希望和中国建立一种战略伙伴关系。然而，美国在对中国的身份定位这个问题上，缺乏两党共识。小布什在竞选期间就猛烈抨击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并说中美关系应该定位为一种竞争者的关系。小布什竞选总统时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于2000年1月撰文，声称：“即使有人主张和北京有经济往来，中国仍然是亚太地区稳定的潜在威胁。其军力目前无法和美国抗衡，但是这一状况并不一定会永远如此。我们知道的是，中国是一个大国，还有未解决的重大利益，特别是在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上。中国对美国在亚太地区扮演的角色一直不满，这意味着中国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国家’，而是一个想让亚洲的均势发生有利于自己的改变的国家。单凭这一点就可以说中国是战略竞争者，而不是克林顿政府曾经所称的‘战略伙伴’。”

小布什和其政治搭档赖斯都对中国态度强硬

图片来源：美国政府档案

“9·11”之后，小布什曾脱口而出“这场反恐十字军战争是要花时间的”。小布什将反恐战争比作十字军东征就是“文明冲突”思维逻辑。（虽然小布什在之后多次否认美国和伊斯兰存在“文明的冲突”。）可以相信如果9.11没有发生， 以小布什为代表的共和党右翼会把和中国的冲突上升到文明冲突的领域，也许会减缓甚至冻结和中国的经济，文化和教育的交流。《华盛顿时报》曾发表评论：“如果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没有发生，布什政府很可能会把其注意力集中在(应对)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对美国的支配地位所构成的威胁上。” 没有“9·11”，中美的贸易战可能在2001年就会发生。

特朗普和“文明冲突论”的回归

民主党总统奥巴马上台后，一直努力修补和穆斯林世界的关系，也不断尝试小心平衡和中国的关系。奥巴马曾在他在一档与民众对话的节目中解释了自己为何不使用“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radical Islamic terrorism）这个词。他表示， “在我谈论这些问题时，要确保我们不是把杀人犯与全球十多亿穆斯林相提并论。穆斯林也是平和的人，也讲道理，在美国，他们同样当兵、当警察、做消防员、做老师，也做邻居和朋友。”

奥巴马曾在电视节目中解释了自己为何不使用“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 这个词

图片来源：CNN

奥巴马也希望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理解和合作。 奥巴马推动了给中国学生十年签证的政策和加大美国学生去中国留学的规模。（插一个注解： 塞缪尔·亨廷顿也曾表示，他提出“文明冲突论”不是为了说明文明冲突不可避免，而是为了促进各文明间的交流。）

共和党总统特朗普的上台使“文明冲突”思维又重新回到了美国政治的中心。更让人担忧的是，不同于小布什表面上的否认，特朗普直接把“文明冲突”思维摆上了台面。特朗普依照种族理念，重新划分了“西方”的概念。

特朗普早期顾问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曾表示，俄罗斯从种族上作为白人，更应是西方的盟友。班农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至少普京是在捍卫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和主权。” 虽然班农已经离开了白宫，但他的思想还在影响着特朗普。 7月17日特朗普不顾国内反对，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赫尔辛基进行了会晤，而会后特朗普表示希望邀请普京秋天来白宫访问。虽然俄国干涉美国大选和破坏美国主权和民主，但是特朗普似乎有意要推动美俄联盟。

作为特朗普竞选成功的重要功臣，班农对特朗普前期的想法和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图片来源：每日邮报

特朗普团队对俄罗斯的同情，以及对默克尔领导的德国的敌意正是因为他们存在“文明冲突”思维。 特朗普的文明观念实际上就是一个种族和宗教的视角，它把西方看作是代表西方的宗教理念，而不是代表西方的启蒙文化，经济和政治自由的价值观念。普京虽然代表专制但是他更接近西方传统的犹太-基督教的一些原始信条。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的极端保守基督教群体看到了俄罗斯人和他们的有很多共同的观念：反女权、反同性恋等等。普京与东正教教会的密切关系、他在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以及他在车臣和叙利亚所展示的与伊斯兰主义者开展残酷斗争的意愿，都令他成为共和党右翼势力所认同的盟友。相反，默克尔允许逾100万以穆斯林为主的难民进入德国的意愿和德国社会以及欧洲整体去宗教化，他们自由的价值理念，令美国右翼将她和其他欧洲领袖视为西方文明的叛徒。特朗普总统曾将这位德国总理的难民政策称为“灾难性”错误。

在特朗普上任后，共和党内部“喜爱或是非常喜爱普京”的比率从8%上升到了30%。正如我在早前文章《黄亚生：只要你支持共和党，就是支持特朗普》里指出的一样，现在的特朗普代表共和党，而共和党也代表了特朗普。

在以种族和宗教的角度看待“西方文明”后，特朗普也直接表露出了对伊斯兰文明和中国的敌意。在竞选时，特朗普就大肆煽动美国人民的反穆斯林和反中国情绪，营造一种“我们”对抗“他们”的情感氛围。特朗普的第一任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更曾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对于穆斯林的恐惧是理性的” 。在其《战场：我们如何赢得同激进伊斯兰及其盟友的全球战争》一书中，弗林坚称：“我们正处在一场世界大战中，对抗罪恶人群自居救世主的大规模运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受到了激进伊斯兰(Radical Islam)这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煽动。” 班农曾在2014年声称西方“正处于一场针对伊斯兰法西斯的全球战争的开始阶段。”

特朗普政府的种种行为让人们再次想起了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图片来源：Politico

这种“文明冲突”思维不仅仅针对伊斯兰文明，也针对中国。班农曾在2016特朗普竞选时就大肆宣传“犹太-基督教文明”，号召西方联合起来对抗穆斯林和中国。就在最近，班农接受美国CNBC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我们正在与中国进行一场战争。”在班农看来，中国和其口中所谓的“原奥斯曼帝国”（指现在的伊斯兰国家），对于美国是“文明上的威胁”，“西方国家应该联合起来对抗中国”。而美国联邦调查局现任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的观点—“我们正在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中国的威胁看作不仅仅是中国政府对我们的威胁，而是整个中国社会对我们的威胁。我认为这需要我们全社会的响应”—就是特朗普政府文明冲突的一个具体政策体现。

结语

“文明冲突”思维在共和党内部是广泛存在的。共和党参议院马克•卢比奥(Marco Rubio)在2016年共和党党内初选是特朗普的竞争对手。 卢比奥虽然当时对特朗普的政策大肆攻击，但在谈及反恐问题上时，卢比奥直言美国正在与伊斯兰极端势力存在“文明的冲突”。可以说，现在共和党对特朗普的容忍和支持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共和党内广泛存在的的“文明冲突”思维。特朗普的很多举动恰恰契合了共和党内心深处的“文明冲突”思维。

非常不可理喻的是，在美国生活的很多中国技术和经济精英都对美国共和党有一种近乎狂热的偏好。他们经常抱怨，“希拉里对中国不友好。”确实，民主党经常批评中国。但是民主党的批评是针对具体的事情，具体的政策的，而且他们的批评也是中国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自己的观点。特朗普的共和党的政治重心则已经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宗教极端、反智和否定世界多元化。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是对普世价值的一个背叛， 在他们看来，我们在美国的每一个人都是间谍。部分中国精英有如此执着的单相思也还是要一定水平的， 套用中国一部电影的台词， “你这么热爱特朗普，但是他爱你吗？”

纽约时报：与中国竞争，特朗普用错劲儿了！

编者按

7月18日，中国媒体证实，本应在7月16日出席在美国举行的世界空间科学大会分论坛的几名中国科学家，全部因为没有获得美国签证，而缺席会议。而就在一天前，7月17日，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中国著名脑科学家饶毅公开发声，表示自己本应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邀请，于7月23日和24日在华盛顿参加一个科学研讨会，但是因为签证被美国大使馆拒签，而无法赴美参加会议。

6月6日，美国副助理国务卿拉莫托斯基（Edward J. Ramotowski）表示：“我们已经向美国使领馆发布一些额外检查的指示，以处理在某些敏感领域从事研究的某些中国人”他还说，对某些高度敏感领域、由外国政府推荐的中国公民加强（签证）筛选。新指导适用于中国研究生，以及其他一些可能参与类似学习或工作的中国公民。美联社曾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高度敏感领域都是北京宣布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的重要行业。

本文转载自《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Farhad Manjoo在7月18日发表文章"How to Combat China’s Rise in Tech: Federal Spending, Not Tariffs"。（纽约时报中文网翻译为“对抗中国的高科技野心，美国也需要“卫星时刻”）

文章援引了黄亚生教授早前发在个人公众号“亚生看G2”的文章《黄亚生：《中国制造2025》本应是美国的又一个“斯普特尼克(Sputnik)”时刻》的主要观点，即美国没有把中国科技崛起转化为一种公平竞争的动力，加大联邦投入，而却在大打贸易战，实在是在浪费机会。

以下为Farhad Manjoo文章原文：

At the heart of the trade wa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lies a profound and unsettling question: Who should control the key technologies that will rule tomorrow?

美国和中国贸易战，其核心是一个深刻且令人不安的问题：谁将控制明天的关键技术？

It is unsettling because, right now, the trade war offers a dead-end choice. On one side, a handful of gigantic American corporations look destined to become the key player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quantum computing, and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energy technologies. Or it could be a slightly larger handful of gigantic American and Chinese corporations, with healthy input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这令人不安，原因是现在的贸易战提供不了答案。或是几家美国大公司注定成为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尖端制造业及能源技术的关键玩家，抑或是更多几家美国和中国公司，原因是中国政府的有益投入。

中国计划对顶尖制造业进行大规模扶持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These advances could alter everything about how we live and work. Shouldn’t some other entity, like maybe a democratically elected government, have some input in their rollout?

这些进步会改变我们一切生活和工作方式。难道某些实体，例如民选政府，不该有所投入吗？

Here’s a crazy idea.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outline a plan for and put money behind an alternative vision for the global technology industry. If executed carefully, such a plan could stimulate wider competition in tech, and allow for broader economic and social gains. Perhaps a whole set of new companies, rather than just the giants you’re used to, could plan a role in the future.

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美国应该为一个全球技术产业的不同愿景制定计划并进行投资。如果执行得当，这种计划可以引发科技业更广泛的竞争，获得更多的经济和社会收益。可能有一大群新公司而不仅是现有的巨头，能在未来发挥角色。

Does this sound un-American? It shouldn’t. Not long ago, when Americans faced the possibility of being left behind by other countries’ advancing tec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tepped in with nearly endless resources to stimulate the creation of vast new industries.

这听起来不怎么美国吗？并非如此。不久前，当美国发现自己可能被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超越时，联邦政府动用了一切资源激发大量新产业的出现。

Thanks to government funding, we got the nuclear industry, the space program, the aviation industry and the internet, which was initially sponsored by the Defense Department. Just about every key component in a smartphone, from the battery to GPS, is based on research first done for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It’s not an understatement to say that, for better or worse,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invented the modern world.

由于政府资助，我们有了核工业、太空计划、航空业和互联网，它们最初是由国防部赞助的。从电池到GPS，智能手机中的几乎每个关键部件都是基于最早由美国政府进行的研究。毫不保守地说，无论好坏，是美国政府发明了现代世界。

美国航空业等顶尖领域的发展离不开联邦政府的支持

图片来源：Scientist

But today in the United States, venture capitalist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lead the development of — and will own — tomorrow’s technologies. Meanwhil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playing the role the United States once did. Over the past decade, China has pushed an aggressive series of plans meant to gain dominance in technological areas it considers crucial to the global economy.

但在今天的美国，风险资本家和跨国公司领导着未来技术的发展，并且还将拥有这些技术。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正在扮演美国曾经扮演的角色。在过去十年中，中国推出了一系列积极的计划，希望在它认为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的技术领域内获得主导地位。

One program, Made in China 2025, outlines a road map for China to become a world leader in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hings like robotics, aircraft and machine tools). Another plan calls for China to achieve dominance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ased on similar initiatives, the Chinese have already seen big wins.

《中国制造2025》项目规划了中国成为世界先进制造业领袖的路线图，例如机器人、飞机和机器工具等。另一项计划呼吁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实现主导。在这些类似规划下，中国已经获得了巨大成功。

Americans invented the modern solar power industry, but thanks to Chines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China’s solar industry leads the world. So does its high-speed rail system.

美国人发明了现代太阳能产业，但由于中国政府的干预，中国的太阳能产业目前已在世界领先。它的高铁系统也是如此。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objects to China’s tech visions. It has cited Chinese government support for tech as a primary reason for imposing tariffs on Chinese goods. But its objections only put the disconnect in stark relief. If the United States is worried that the Chinese will win the future because they’re actually spending money to win the future, why aren’t we doing the same?

特朗普政府反对中国的技术愿景，他将中国政府支持技术作为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一个主要理由。可这种抗议更突显了这种脱节。如果美国担心中国因为花了钱所以赢得未来，美国为什么不花呢？

“It is a waste that we are not using the rise of China as a galvanizing cry to invest mor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America,” said Yasheng Huang, an economist who studies Chinese politics and business at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我们并没有把中国的崛起作为一种激励的呐喊，要求美国对科技进行更多投入，这是在浪费机会，”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研究中国政治的经济学家黄亚生说。

He has argued that rather than imposing tariffs to respond to programs like Made in China 2025, Americans should respond as we did in 1957, when we sharply increased government spending on science after the Soviet Union launched the world’s first man-made satellite, Sputnik 1.

他认为，为了应对《中国制造2025》这样的计划，美国应该像1957年苏联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的时候那样，大量增加政府在科学方面的开支，而不是通过征收关税。

1957年苏联发射的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给美国带来了极大的震动

图片来源：Treehub

You might argue that the modern world bears little resemblance to the Sputnik era. Today, we have vibrant tech industry. Amazon, Apple, Google, Facebook, Microsoft and lots of venture capitalists are already investing heavily in the future. Why should the government step in? But that is a shortsighted view.

你可能会说现代世界和第一颗人造卫星那个时代大不相同了。今天，我们有蓬勃的科技业。亚马逊、苹果、谷歌、脸书、微软和众多风险投资者，他们已经在大笔投资未来。可政府为什么就不行呢？这是一种短视。

Mr. Huang points out that the established tech industry is mainly funding the most immediately applicable technologies. “Life science and software get a lot of money,” he said.

黄先生指出，成功的科技业主要投资立即可以应用的技术。“生命科学和软件拿到很多钱，”他说。

More speculative technologies that don’t offer any obvious payoff aren’t as lucky. “Everything else is underfunded,” Mr. Huang said, noting that as a percentage of the overall economy, federal spending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has fallen since the 1970s.

没有任何明显回报的更多试探性技术就没那么走运了。“所有一切都资金不足，”黄先生指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联邦政府研发支出占经济总量的比例一直在下降。

I reached out to Michael Kratsios, President Trump’s deputy assistant for technology policy, to ask about the role the president ascribes to public funding in the advancement of tech.

我联系特朗普技术政策副助理迈克尔·卡拉特西欧斯，询问总统怎么看政府投资在发展技术中的作用。

His office declined an interview, but a spokesman noted that the omnibus budget deal that Mr. Trump signed in March outlin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federal spending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卡拉特西欧斯办公室拒绝了采访，但一位发言人说，特朗普3月签署了一个包含多个项目的预算案，要大幅增加联邦政府对研发的投入。

That’s true: the deal called for the biggest increase in federal research spending since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2009 stimulus bill. It’s worth noting, though, that Mr. Trump signed the bill under duress — he tweeted that he would “NEVER sign another bill like this again” — and that in most areas the White House’s initially proposed budget called for far less.

没错，这是奥巴马政府2009年刺激法案以来最大规模的联邦研发支出增长。但请注意，特朗普被迫签署，他发推文说，自己“再也不会签署这种法案”了，在多数领域，白宫最初提议的预算都少了很多。

特朗普技术政策副助理迈克尔·卡拉特西欧斯拒绝评论总统怎么看政府投资在发展技术中的作用

图片来源：NYT

Other aspects of Mr. Trump’s agenda are putting American tech at a disadvantage, too. While China is investing in solar power, we’re propping up industries that are politically important to Mr. Trump, like coal and, perhaps soon, soybeans. Funding the past while your adversary invests in the future is probably not the best way to stay ahead economically.

特朗普其他议程也让美国科技业处于劣势。中国投资光伏，我们却支持政治上对特朗普很重要的产业，如煤炭，可能不久后还有大豆。你为过去投资，对手却为未来投资，这可能并非在经济上向前看的最好方式。

But beyond simply opening the spigot to more money, we should push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to create an alternative to China’s vision for tech dominance for another reason: It would be a way to develop a more accessible tech industry.

但不仅是要打开水龙头拿更多的钱，我们还应推动美国政府建立与技术主导愿景不同的方案，原因是这是发展更平等的科技业的一种方式。

One huge problem with today’s tech business is the unequal way it distributes its gains. Tech advances have created immense wealth, but much of the money has gone to just a small number of people clustered around two cities on the West Coast.

今天的科技产业中，一大问题是收益分配不平等。技术进步产生了巨大财富，但大部分钱都进了西海岸两个城市一小撮人的腰包。

Now — as we’re suddenly realizing the power that tech giants can exercise over politics, news, our psyches and other basic aspects of democracy — there’s a real question about whether they face any meaningful challenge to their rise.

现在，我们突然认识到科技巨头在影响政治、新闻、我们的思想和民主社会的其他重要因素，他们的崛起是否遭遇到任何真正的挑战，这是一个认真的问题。

Government spending can help there, too. When the government creates tech, its gains tend to be spread widely. The internet is the open system it is today because it was sponsored by the government, not private telecom giants like AT&T. The GPS satellite system is available to anyone who wants to use it because taxpayers paid for it.

在这里，政府支出也可以有所用处。政府创造技术时，其收益会让人民共享。今天的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系统，原因就在于它是政府投资的，而不是AT&T这样的私人电信巨头投资的。GPS卫星系统谁想用谁用，原因在于纳税人付了钱。

The same can be true of much of what we invent tomorrow. If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decided to plan for the future, rather than sit on the sideline as it came to pass, it could spu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ame kind of decentralized, open tech infrastructure that fostered today’s miracles.

未来的科技发明也是如此。如果美国政府决定为未来做计划，就不该袖手旁观，坐等机会飘过，而应该促进这种去中心化、开放的技术基础设施得以发展，正是这些设施创造了今天的奇迹。

Many of the technologies that will dominate the future could change life in substantial way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could reshape labor markets and much else about how Americans work. Energy technologies might transform your city. Yet we really have no good way to prepare for these changes.

许多主导未来的技术都将在很多方面改变生活。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将重造就业市场，以及美国人工作的方式。能源技术将改变我们的城市。但我们没有为这些变化做好准备。

For several decad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ve been in the mode of reacting to technological change rather than anticipating and planning for it. As I’ve argued before, this puts us in a constant state of what the futurist Alvin Toffler called “future shock” — a state of ever-present unease about what technology has wrought, which is the truest emotion of 2018.

美国几十年来，我们都在对技术变革做出反应，而非预测技术变革并做出计划。我以前就说过，这让我们永远处在未来学家艾尔文·托夫勒所说的“未来冲击”之中，对技术带来的变化永远感到不适，这正是2018年的真实情感。

美国或许正处在未来学家艾尔文·托夫勒所说的“未来冲击”之中

图片来源：商业评论

A federal plan to win this or that industry isn’t guaranteed to work. But at least it will prompt us, as a country, to think about what’s coming.

一项去赢得这个产业或那个产业的联邦计划并不保证奏效。但至少会促使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去思考未来。

文：纽约时报专栏作家Farhad Manjoo

本文转载自《纽约时报》，转载请注明出处。

黄亚生，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终身教授。1985年获哈佛大学学士学位，1991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87年至1989年间任世界银行顾问，同时任教于密歇根大学。1997年，加入哈佛商学院，任商业、政府和国际经济副教授。现为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终身教授，复旦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和湖南大学荣誉教授，并兼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世界经济论坛研究员。著有：《中国通货膨胀和投资控制》、《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等。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商务管理、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研究重心为政府政策和制度问题，尤其是机制转换时期社会主义经济研究和东亚经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