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恰当地鼓励农业转移人口回流农村，最终影响的是国家竞争力，长远来看还会带来社会结构失衡问题。

由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与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共同主办，成都市人民政府承办的“2018年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第二届）8月1日在成都开幕。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作主题演讲。

杨伟民认为，城市化是经济发展自然而然的过程及结果，城市化有助于经济增长，但不能本末倒置，把城市化当作拉动增长的手段。推进城市化不能盲目规划建设新城新区、圈地、造城、建房，这些虽短期可以拉动投资，但是如果没有产业、就业，没人居住，不仅增长会停滞，还可能带来债务危机乃至金融危机。

他说，我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保持一定比例的制造业。过早鼓励农民工大量回乡，不仅他个人的收入会减少，全社会的生产效率也会降低。

杨伟民认为，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宏观背景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大幅度减少，应对策略之一是要扩大劳动数量。但是扩大劳动数量不是说要增加每一个劳动者一天或者一周的劳动时间，而是要增加劳动者一生的劳动时间，这对中国是非常有益的。

我国有2亿多农民，不少农民工40多岁就回乡了，所以这些农民工一生就减少了工作20年，少挣了20年的钱，这是对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杨伟民说。

因而，他认为，中央提出的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首先要控制的是功能，而不是要控制人口，”功能不来了人也就不来了”。

针对现在鼓励农业转移人口回乡创业的举措，杨伟民认为我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已经下降，如果过早鼓励农民工大量回乡，从个人角度看，他一生的收入会减少；从国家角度看，全社会的生产效率就会降低。现在城市特别是东部地区的制造业用工严重不足，有的地区不得不到辖区的农村动员有劳动能力的人再进城。他说。

杨伟民强调，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保持一定比例的制造业，但是今后谁来务工？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如果不恰当地鼓励农业转移人口回流农村，最终影响的是国家竞争力，长远来看还会带来社会结构失衡问题。

乡村发现转自：南方都市报 2018-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