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

《问米》 葛亮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个不断在突破自己,始终对世界保持好奇心的人。这是一本读过后会出一背冷汗又淌一脸热泪的书。他是葛亮。它是葛亮的新作《问米》。《问米》甄选了近年来葛亮创作的7篇具有悬疑感的中短篇代表作,具有强烈的影像感和悬疑性。克制的文字里是人生的风姿百态和命运的横强无常,不动声色却自有排山倒海的力量。而潜伏在一个个悬疑和惊悚背后的,葛亮说:“仍是人之常情。”

常情是什么?是生死,是守候、是爱恨、是执著、是放下、是救赎,是每个人心底深深隐藏的最坚硬也最柔软的东西。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孙珺

《问米》:让每一个隐秘的自己释放

说起葛亮,几乎每篇报道都会提到他不凡的家族,“名门”的标签一直伴随着他,而这也是他一直苦恼的地方。以葛亮在文学上的努力和成就,完全可以去掉名门的前缀。他最愿意听到的称谓就是:葛亮。

他差一点被叫做子尧,尧舜的尧,这更符合一个大家族讲究的名字。最终没有叫成,因为他母亲姓朱,父母的朋友来探望他的时候,信口叫他朱葛亮,报户口时,父亲就给他报了葛亮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倒是很像他现在,深究起来和名人(诸葛亮)确实有关联,但是,到底还是他自己:葛亮。

他花费七年时间完成的《北鸢》中有浩浩汤汤的历史,健壮而清醒地活着的人。在创作《北鸢》的同时,他也在创作《问米》里的一篇《龙舟》。香港流传甚广的一个离奇的离岛失踪事件,让他好奇的却是人的内心。他用离岛上的白衣女子形象,折射出男主人公的心魔,“每个人其实内心中有个隐秘的自己。”葛亮关注热点,但不会去追逐。反而会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反复思量后,觉得适合表达才会再捡起来。你会在《问米》七个故事中时不时地捕捉到某个社会新闻的影子,这让阅读充满了奇妙的互动性。

《问米》七篇,篇篇都看似光怪陆离、匪夷所思,但篇篇又都和真实生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用克制的文字营造出极具电影感的故事,同时营造出了一种奇特的空旷感,在空旷里潜藏着各种隐痛忧伤和不由分说的爱,猝不及防地击中人心。或许,这是因为每个现代人都能从中见到自己。“《问米》这本书的意义,是让隐秘的自己释放出来。”

悬疑,是致敬,也是另一个面向的表达

《问米》与前作风格迥异,对于葛亮来说,这种悬疑下对人性的追问,其实是他另一个面向的表达。他希望借由这本书让读者体会他比较完整的写作轮廓。

除了大家熟悉的历史写作外,他的心里一直有个悬疑的梦。他喜欢日本著名悬疑大师横沟正史,不仅仅在于他强大的逻辑和推理,更重要的是“丰富”。“他能够敏感地捕捉到日本社会各个方面巨大的转型,这些元素都体现在小说里。在语言的表达上也非常高级,横沟正史在《狱门岛》里,用俳句来暗示罪案的发生过程,匠心独具。我早前特别想写一本书,来向横沟正史致敬。”这种如陌路繁花,字字玄机的丰富感和高级感正是葛亮所着迷的。

早在《朱雀》这本书里,他就设置了一个高雅的间谍泰勒。泰勒设计了七个原始密码,分别对应于中古五音和两个变音,按五度相生率编成密码集,同时也是谱曲,这种炫技般的优势和投入却令他最终露了马脚。从那个时候起,悬疑成为葛亮的一种表达。而在《问米》里,这种表达更为丰富斑斓。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可以在不经意里被一些事情裹挟,试图挣脱,却被强大的生活原力带入更大的漩涡,成为“不得已”。

对话葛亮:

希望用更丰富的维度

直指人性更本原的东西

广州日报:这部小说集里涉及的地域很广泛,语言也都各有地方特色,是特意而为的吗?

葛亮:非常感谢您注意到了这些。我希望自己在这本书里表达出来的是多样、多元的语言形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人物塑造里,我通过语言让他们带有地方的特征,比如饮食、口音、生活习惯甚至思维方式。而更重要的是,不同地域代表的文化是在彼此碰撞中不断融合的。《问米》里《罐子》那篇,侉叔和小易分别代表了北方人和南方人,他们相遇,相识,相知,相依为命。“一文饼、一匙鲜”分别代表了南北的饮食和文化。

广州日报:您说悬疑看中的不是逻辑而是造境,是推理过程后的抵达。您认为这个抵达是抵达到了人性的深处吗?

葛亮:我觉得悬疑的意义不在于推理,而在于将平常的人放置到一个非常的境遇中,在这种张力之下,人会迸发出一些意外的、更深层次的张力,这种张力更锐利地刺穿伪装,抵达我们内心的本原。这本小说集其实也是在勾勒众生的面相,我希望能用更丰富的层次和维度,直指人性中一些更本原的东西。

广州日报:从《问米》摄人心魄后的怅惘,《不见》平淡下的悚然,《罐子》世情中的惨烈……最后到《竹奴》从容里的温情,以温情收梢,这样的顺序是有意的吗?而情节上的一些令人意外的反转也都是有意为之的吗?

葛亮:是的,这个顺序是有讲究的。从一个温情的开始,到一个温情的结束,本身形成了一种节奏和表达。至于反转,我想来自于人性本质里的某种无力感,当你觉得你在接近真相时,很可能整个事件发展的掌控者其实是不存在的,而谜底也未必是你想象的那样,就比如《鹌鹑》。可能你的期待会落空,但也会被一个意想不到而撞击。那种无力感其实是每个人都有的。

广州日报:除了像横沟正史致敬外,是否还有向张爱玲致敬,比如聂传庆这个人物名字是来自张爱玲的《茉莉香片》吗?为何会这么设置?

葛亮:聂传庆确实来自张爱玲的小说,在张爱玲笔下,他是懦弱忧伤孤独的少年,他心里渴望的爱是扭曲的,我在阅读时就会想,聂传庆长大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少年传庆内心有种无法释放的暗黑力量。我把这个角色放进我的小说,移植到当代,出现了一个释放他内心暗黑的平台。当他以一个文弱失意的中年教师的形象出现时,能识破这个名字玄机的人其实是一眼就能看出异常的。大概这也是我为小说设置的一个门槛吧。

广州日报:京剧、昆曲、绘画甚至美食都是你小说里的要素,你很注重生活的这些要素?

葛亮: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是各种文化元素的总和。对我来说,这些要素和写作以及生活是分不开的。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京剧、昆曲、绘画这些要素构成了更丰富立体的生活和人。它们在小说的情节推进中担任着某种功能。写作于我是一个沉淀,写作的过程也是一个整理自己的过程,对自己的观念、思想、审美、知识结构进行整理,而在这个过程里,自己的爱好和知识也会不期然地释放。

广州日报:接下来有什么创作计划?会把广州放入写作视野里吗?

葛亮:接下来依然会书写历史,时间跨度应该比《北鸢》更大一点,会上溯到晚清。地点的设置也会更大一些,比如整个岭南,包括中国香港和广州,甚至整个中国。我很喜欢以广州和香港为代表的整个岭南地区的开放和包容、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文化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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