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最後一個智術師：俾斯麥與德意志帝國的誕生（含福利）

文丨高凌

一本嶄新的俾斯麥傳記，看起來是對克里斯托弗·諾恩的《俾斯麥》最準確的評價——這麼說當然不光是看出版年份，畢竟一本新出版的書不一定是一本“新書”，尤其是俾斯麥這個話題。

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裏，很少有哪個德意志歷史人物像俾斯麥這樣充滿爭議。從他同時代的擁護者和敵人，到他死後的政治家和學者，人們寫了無數著作來讚揚或者抨擊他。每當德國的歷史發生重大事件，這位“鐵血宰相”的名字就會被人提起，頌揚者把眼前的成功歸因於這位首相的深謀遠慮，把失敗歸咎於後人背離了這位首相劃定的道路；而他的反對者則把德國的苦難看作是俾斯麥在幾十年前釀下的一杯苦酒，把德國走向光明看作是終於走出俾斯麥的陰影。

在俾斯麥有生之年和死後，對他政治生涯中每一件大事的評價幾乎都是兩邊倒的。從他上臺執政到王朝戰爭，從北德意志聯邦到德意志帝國，從保護關稅到社會保險制度，每一個主題下往往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兩種甚至幾種觀點。在這種如同戰場般的的氛圍下，寫一本不願意對任何人隨聲附和的俾斯麥傳，就勢必帶有或多或少的論戰色彩。而克里斯托弗·諾恩的這本書之所以“新”，也就體現在這一點。

夾縫中的俾斯麥

近代德國曆史上最出風頭的政治人物顯然不是俾斯麥，但是要論評價的分歧之深，俾斯麥則是當之無愧的第一人，這一點甚至在俾斯麥有生之年就已經表現出來了。19世紀末，美國地產商人爲了招徠德國移民，特地以這位在德國深受愛戴的帝國宰相的名字命名了俾斯麥城，但他們很快發現凡是願意在這時候離開自己“嶄新的德意志祖國”來到新世界的德意志人，往往都對這位偉大的首相懷有強烈的怨恨，俾斯麥城的命名成了一場房地產宣傳方案上的災難。

閱兵中的威廉二世

這種熱烈的讚揚與猛烈的抨擊、炙熱的愛與強烈的恨糾纏在一起的局面，甚至並沒隨着這位首相的死而歸於平靜。在俾斯麥有生之年，最初選擇支持他的格拉赫兄弟和他們周圍以《十字報》爲核心的“宮廷黨”，從沒原諒過俾斯麥對他們的保守主義政策的背叛。他們認爲，俾斯麥破壞了1815年以來德意志的普魯士與奧地利兩大君主國協調一致共同反對革命的局面；1866年的普奧戰爭是這兩個本該攜起手來與俄國一起捍衛歐洲君主的“神聖同盟”的中歐大國之間的鬩牆之戰。而普奧戰爭之後，俾斯麥對漢諾威王國、黑森-卡塞爾選侯邦這樣的德意志小邦的吞併政策，更是公然踐踏了作爲君主制基礎的正統原則。

如果我們接受了上述保守主義者對俾斯麥的指責，那麼這個保守派眼中的叛徒頭上，被革命派獻上的“白色革命者”的桂冠就隨之閃閃發光了，保守主義者指責俾斯麥背叛的地方，剛好是革命者頌揚俾斯麥革命的地方。在革命派眼中，俾斯麥雖然在立場上表現的非常保守，但事實上這只是他把“革命的本質”掩蓋在“保守的姿態之下”的一種手段，他僅僅是把統一德意志這一“十九世紀最具革命性的事業”賦予了一種最能滿足保守主義者的“王朝戰爭”的形式。如果我們把來自保守主義者和革命派的這兩種幾乎可以互相印證的觀點結合在一起，是否就可以證明俾斯麥是一個姿態保守，但本質革命的“白色革命者”呢？

假如能夠這樣輕易就得出一個對俾斯麥的結論，那他還怎麼成爲歷史評價上最衆說紛紜的人物？俾斯麥有生之年和革命者的關係就非常緊張，死後更是如此。“白色革命者”這個評價僅僅得到了少數人的認可，而且還是在“不自覺地充當了歷史進步的工具”這個意義上接受的。而俾斯麥在自由派眼中的形象，最恰如其分的應該是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那句評語“刺刀反革命！”，每當討論近代德意志軍國主義和專制主義的惡果時，人們總會提起在普魯士民主制度建設的關鍵時刻，以一種赤裸裸的容克地主形象登上普魯士總理寶座的俾斯麥。

這種觀點認爲1862年俾斯麥的上臺是1815至1862年間普魯士乃至整個德意志民主和統一事件的分水嶺。俾斯麥破壞了原本可能通向議會制的普魯士民主化進程，然後因爲在內政問題上受制於憎恨他的普魯士議會，所以轉而在德意志問題上冒險，最終以最符合容克地主利益的王朝戰爭的方式摘取了正在成熟的德意志統一事業的果實。俾斯麥的長期統治造成了民主派甚至德意志的“輝格黨貴族”長期在野，沒有機會參與統治，這也就決定了德意志民主派軟弱無力的局面。

同時，俾斯麥在軍事預算問題上公然蔑視議會，把議會對預算的審議權棄之不顧，以及他發動的三次王朝戰爭，爲普魯士陸軍擺脫議會監督、甚至普魯士的軍國主義得以在德意志帝國的體制內繼續發展奠定了基礎——按照這個邏輯推論兩次世界大戰和納粹德國災難的源頭，毫無疑問應該歸咎於俾斯麥。

就像革命派曾經呼應過保守派對俾斯麥“背叛”的指責一樣，保守主義者也同樣站出來批評俾斯麥的專制主義和個人統治。當時外交部的智囊霍爾斯泰因就指責俾斯麥漫長的“個人統治”窒息了普魯士政治家和宮廷原本健康的政治空氣。讓原本作爲國家政策搖籃的普魯士大臣和官僚，在他的專制統治之下蛻化成熱衷於宮廷陰謀的廷臣。俾斯麥的個人統治是日後威廉二世類似行爲的預演，俾斯麥的制度讓德國徘徊在兩種極端制度的十字路口，“向左是共和國，向右是拜占庭！”

一本關於俾斯麥的新書？

波德萊爾說“時至今日每一個詩人都必須首先成爲評論家。”這句話套用到克里斯托弗·諾恩這本書的話題上可以寫成“時至今日無論誰想要在俾斯麥的問題上發表新觀點，他都自動成爲其他俾斯麥著作的評論家。”

所以這本書幾乎在每一個問題上，都要羅列其他人的各種觀點並加以評述：從俾斯麥的性格、立場、行事方式到政策的個人色彩這些小的方面到俾斯麥的時代、歷史作用、乃至普魯士的民主化改革、德意志統一的大德意志路線、小德意志路線、第三條道路、甚至奧地利理想等都包括在內，作者像阿爾卑斯山頂的曼弗雷德那樣俯瞰着一百多年來形形色色的學者和觀點。這是一樁費力不討好的工作，但對讀者來說卻是一件幸事。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本《俾斯麥》無疑是一本嶄新的書，他提供了一個迄今爲止最全面、新穎的的視角看待俾斯麥問題。

比如，在爭論最激烈的1862年憲法危機問題上，傳統觀點認爲俾斯麥的上臺延宕了普魯士政治向議會制的轉型，俾斯麥採取的“憲法漏洞理論”給威廉一世的軍事改革、政府超越憲法和議會實行無議會統治敞開了大門，同時也就爲德意志帝國的強勢君主權力和帝國宰相不對議會負責的狀態奠定了基礎——當普魯士乃至整個德意志站在議會和立憲君主制的十字路口的時候，俾斯麥把道岔扳到了君主制的一邊，破壞了普魯士和德意志的民主建設。

但是克里斯托弗·諾恩在書中指出，俾斯麥固然在議會制的問題上採取了保守的態度，但在民主問題，尤其在選舉權擴大的問題上，他比稱他爲流氓和騙子手的自由黨人要激進得多。北德意志聯邦和德意志帝國的議會，正因爲俾斯麥的推動才實行了普選制。如果1862年自由黨人取得勝利，普魯士固然會走向議會制，但是在選舉權問題上，無論是普魯士的自由黨人、還是他們視爲楷模的英國自由黨人，都比俾斯麥要保守的多。英國的選舉權雖然在十九世紀裏幾次擴大，但最終實現成年男子普選是在1918年，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普魯士自由黨人會在這個問題上比英國自由黨人更激進。

普法戰爭

在民主化與軍國主義、尤其是世界大戰的關係上，諾恩同樣也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觀點。傳統看法把第一次世界大戰歸咎於普魯士的軍國主義、尤其是威廉二世個人的君主統治。但諾恩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其實是多個國家共同推動的結果。至少在導致英國參戰的海軍、世界霸權問題上，威廉二世所採取的政策實際上是不符合俾斯麥傳統的形象裏“容克貴族”的利益的。相反威廉二世的海軍政策和殖民政策，實際上更符合普魯士自由黨人的利益。傳統的容克貴族對海軍和殖民地毫無興趣，這一點在下文將有談及，德意志和普魯士的自由主義者和他們所代表的工業資產階級，更需要積極的支持威廉二世的海軍和殖民地政策。

威廉一世

諾恩這本書裏另一個“聳人聽聞”的觀點在於顛覆了“好人腓特烈皇帝”的神話。腓特烈皇帝在1888年繼位之後不到一百天就撒手人寰，1888年因此成爲三皇之年，這位皇帝一直是德意志近代史上被普遍好評和寄予希望的人物，在種種改變德意志歷史命運的假設裏，最常見的就是全書開頭引用的小說假設 “1866年普魯士戰敗”，另一個就是“腓特烈皇帝沒有死”。但諾恩實際的看法是從腓特烈皇帝的統治、他的個人主張和短暫在位期間的舉措看，很可能他和威廉二世沒有什麼不同。腓特烈皇帝同樣並不滿足於做一個“泥塑木雕般的皇帝”，和他兒子威廉二世一樣想要做一個“有血有肉的皇帝。”只不過他的這種要求被掩蓋在對俾斯麥“專制統治”的批判之下，所以鍍上了一層自由主義色彩而已。如果腓特烈皇帝真的長期統治下去，甚至真的把俾斯麥一腳踢開，他在德意志帝國的統治很可能成爲威廉二世個人統治的預言。

地主俾斯麥

除了論戰的角度之外，克里斯托弗·諾恩的書表現了一個不帶光環也不被抨擊的俾斯麥，在一定程度上遠離意識形態、也遠離政治神話的俾斯麥，既不是英雄、半神人也不是流氓或者騙子手。看清這樣的一個俾斯麥的形象時，十有八九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地主俾斯麥。

普魯士的容克地主，其實也是一個被高度神化的階層，如果不用一個更常見的詞“階級”來稱呼他們的話。事實上，容克階層真正以一種不容忽視的優勢地位登上普魯士歷史舞臺是十九世紀上半頁的事情。隨着十九世紀初斯泰因和哈登堡的改革，普魯士的等級制度被廢除，自由擇業和轉讓土地成爲可能，這種改革的真正受益者是容克貴族。拿破崙戰爭時期對殖民地商品的封鎖，以及普魯士政府對地主的信貸扶持，讓他們鞏固了這種優勢地位。隨着1830年代普魯士主導的德意志關稅同盟的建立，和德意志鐵路的發展，他們的農產品趕上了人口增長帶來的糧價上升的利好行情，但是容克貴族的黃金時代也只在1830年代中期以後到1890年代中期之間的幾十年間。

在這幾十年中，歐洲人口上升、糧食穩定，作爲“農業資產階級”的容克貴族，通過農業技術改良和關稅同盟帶來的廣闊市場取得了財富上的優勢地位，這種優勢地位也體現在他們對普魯士和德意志政治問題的積極參與。但是從1880年代開始，隨着輪船技術的進步，殖民地糧食和肉類開始源源不斷的流入歐洲市場。1890年代船用冷藏庫、甚至專業冷藏船的發明，讓殖民地的乳製品也開始進入歐洲市場，全歐洲的貴族收益都遭到了嚴重的衝擊。如果說容克貴族偏處中歐東部，受到殖民地商品的衝擊並沒有英國和法國貴族那麼大，那也不意味着他們可以在這場地主階級的災難中能夠置身事外，他們遭到的衝擊主要來自俄國。隨着1861年亞歷山大二世廢除農奴制，沙皇俄國採取了類似普魯士在施泰因、哈登堡時期的改革，俄國的大地主也逐漸建立起了爲了外銷的新型農業，這種新型農業又與俄國在法國資本主持下的鐵路建設工程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俄國糧食出口的一個高潮。作爲俄國的近鄰和盟友，德意志-普魯士的地主承受了直接的衝擊。

色當戰役之後的俾斯麥與拿破崙三世

到1890年代，普魯士貴族的處境已經今非昔比，一個地位上遠高於青年時代俾斯麥的伯爵夫人，一年只有在買聖誕禮物的時代才捨得花錢去一趟柏林，而當她去柏林時她只買得起三等車票，普魯士容克地主的黃金時代這時一去不返，而容克貴族從此對國家間接的關稅保護和直接的經濟扶持的依賴則一直持續到1930年代。在興登堡總統生命的最後時期，普魯士的容克們還在爲了國家救濟而逼迫他。

而俾斯麥就在容克貴族的黃金時代登上歷史舞臺，他在典型的容克莊園裏度過了少年時期，又被送往城市度過了一箇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式的青年時代。在源自父親的貴族鄉村生活和母親的城市中產階級生活的不同體驗裏，形成了自己的容克貴族立場，並且終身沒有改變。

俾斯麥身上的標籤裏起決定性的標籤就是“容克地主”，如果一定要補充一個的話那就是“面對現實”的“容克地主”。在書中諾恩駁斥了說俾斯麥是一個波拿巴主義者的常見觀點，但諾恩也不否則俾斯麥身上波拿巴主義的一面，只是強調俾斯麥身上的波拿巴主義色彩並不是基於對拿破崙三世的模仿，而只是採取了和拿破崙三世相近的機會主義路線，也就是說俾斯麥不是一個普魯士的波拿巴主義者，也不是一個在柏林模仿拿破崙三世的人，相反他是一個生活在柏林的拿破崙三世。

“面對現實的”、“機會主義”的“容克地主”這三者結合起來，就可以形成一個俾斯麥的政策剪影，而且相對來說要客觀的多。俾斯麥在普魯士自由主義者試圖建立普魯士的輝格黨貴族和城市資產階級主導議會制政府的年代裏成爲普魯士總理，爲了阻止權力從自己的階級手中滑落，不惜用一切手段來阻撓議會制的建立，甚至通過了普選法也在所不惜。同時因爲不願意喪失容克貴族對普魯士的獨霸地位，俾斯麥雖然用德意志帝國作爲與自由主義者妥協的渠道，卻不願意放棄普魯士王國本身。所以在建立帝國的時候，他小心翼翼的捍衛了普魯士王國的存在不受觸動，即使爲此要放鬆帝國和南德意志各邦的紐帶也在所不惜。

柏林會議上的俾斯麥

帝國建立以後，在威廉街的辦公室裏玩外交拋球遊戲的俾斯麥，雖然一再炫耀自己技巧的高明，卻不肯爲了防止德國陷入兩線作戰而放寬對俄國農產品的關稅。即使遭到俄國的抗議和反制措施也在所不惜，這當中體現出來的依然是作爲一個容克地主的俾斯麥。俾斯麥永遠強調《再保險條約》“畢竟是一個條約”的那一面，卻總是迴避他的保護關稅在俄國激起了同樣掌握俄國權力的貴族的憤怒，所以他的《再保險條約》，即使在他的兒子看來“也只是一個條約而已”。

作爲地主的俾斯麥不願意德國擴張海外殖民地，因爲殖民地大多隻有農業產品可以輸往母國，而農產品直接衝擊地主的利益。作爲一個面對現實的政治家，俾斯麥也不願意擴張海軍，因爲海軍是爲了爭取或者維持殖民地的目的服務的，這兩者結合在一起，就是一個面對現實的容克地主俾斯麥，在自己的整個統治時期，對德國海軍、和殖民地擴張政策的謹慎到了冷淡和不聞不問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