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新博客博主“自在卷舒”和著名民營企業家蔣錫培的文章刷屏朋友圈。文章刷爆的背後是中國政商學三界對當前中國經濟改革的最殷切的改革共識——大規模減稅、大規模減少財稅供養的人和機構，政府要革自己的命先——政府不下決心減稅裁員，市場就不會有信心。

◎作者 | 自在卷舒、蔣錫培

◎來源 | 財新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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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卷舒：用一場深刻、全面的真正改革來應對挑戰

中美貿易戰從3月份到現在已經近五個月了，國內股市一直在下跌，人民幣快速貶值，不僅把年初以來的升值全部貶沒了，還到了7的邊緣。投資增速在下降、通貨膨脹在上升、消費增速也破了10%、銀行的不良貸款快速上升、P2P羣體性爆雷，不好的預期在坊間蔓延。剛開始大家還在預測貿易戰能不能打起來，美國爲什麼要打貿易戰，貿易戰能打多久、對誰影響更大，現在大家更關心的是該怎麼應對。

能繼續走放水的路嗎？能繼續走擴大基建的路嗎？

可能水要放一點，如果一點不放不僅有些很好的企業難以生存，甚至一些金融機構也難逃厄運。基建可能也得搞一些，畢竟我們的基礎設施並不完善，地區差異巨大，通過基建投資提升大家的生活水平，提升公共服務水平是不可缺少的。但這些是不夠的，我們希望能迎來一場深刻而全面的真正改革。

第一，要大規模減稅。

我國的稅負水平高不高，一 直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其中一個關鍵，就是如何看待稅收。市場經濟國家一直有“無代表不納稅”的說法，這個說法中的稅收是一個政府與公民就財富分配與責任分擔的協調機制，也就是政府從民衆手中拿走了多少錢，需要做多少事的一種機制。如果從這個角度看，我國不僅那些名稱中有“稅”字的政府收入是稅收，名稱中沒有“稅”字的政府收入也是稅收，還有那些本來應該由政府承擔的支出可實際上由個人承擔的支出也是稅收。如果按這個標準，我國的稅負不僅很高，而且很有可能全世界最高的。

在這裏我無意再次討論稅負水平高低的問題，但毫無疑問，減稅對應對當前困難局面的好處是很多的，最直接的好處就是可以減輕企業和個人的負擔，爲擴大消費和投資創造條件，而消費和投資的擴大可以推動總需求擴張，帶動就業和經濟增長。具體到減稅的方式，可以明確年營業收入100萬以內的企業在5年內免交全部的流轉稅及附加，將個人所得稅起徵點提高到1萬並以後按年動態調整，制訂按家庭綜合納稅的時間表，由各省分頭實施。企業所得稅率降至20%以內。與此同時取消各種稅收優惠、退稅、稅收返還。

第二，要大規模減少財政供養的人和機構。

如果是僅僅減稅，一定會有許多學者和官員認爲這是不可行的。因爲我國當前一個突出問題就是財政壓力巨大。一方面許多地方財政入不敷出，另一方面企業面臨着高稅收，甚至是要預徵稅，通過稅收檢查來倒繳稅的問題。財政支出壓力大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養人過多。根據我國憲法，我國政府體制分成中央、省、市、縣、鄉五級，而且每一級都由黨政人協四套。另據網上材料，我國一個縣級政府的各類部門就多達200多個，雖然這個數據有誇大的嫌疑，但其數量一定是極其可觀的。而由此羣體產生的薪酬、辦公場地、用車、經費等支出，其數量也是相當驚人的。事實上，我國縣級財政的相當大部分支出都用於養人的各項支出了。如果考慮到五級設置，其數量更是難以想象。所以要想減輕財政負擔，首要的就是要減人減機構。如果粗略地進行個估計，可能要在現有基礎上減掉一半到三分之二的機構和人員，而且要從中央到地方同步減少，才能真正起到減人效果，防止出現先減後增、明減暗增的現象。

第三，要大規模減事。

說到減人減機構，肯定又會有學者和官員出來說，現在的人和機構都沒有多餘的，都承擔着經濟發展、社會運轉方方面面的工作。的確，如果簡單地說這些人和機構都是喫白飯、喫閒飯的也是不夠公平，他們不僅有事，而且很多人很忙，忙得白+黑、5+2，甚至7*24。這什麼這些人、這些機構這麼忙呢，因爲我們的政府承擔了太多的職能。簡單說，我國政府部門承擔了發展職能、保障職能、維持職能。而這些職能與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相比，就太多了。用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朱之鑫的話說就是“政府直接配置資源的範圍仍然過大，對微觀經濟主體的干預仍然較多，公共服務供給仍然不足”。比如維護社會治安本來是政府應該承擔的職能，但在初級階段，由於各種社會矛盾比較尖銳，政府職能就逐步從維護社會治安延伸到了採取各種方式維護社會穩定，這就造成財政支出無限制的擴張。要解決這個問題，政府就要回到“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切實用好‘看得見的手’”的立場上來，發揮守夜人的作用。通過對比、借鑑，梳理現有職能，大力剝離應該由企業自主決策、社會組織協調溝通、市場機制自發調節的各種職能。

第四，要大規模減少管制。

面對以上減人減機構減職能的建議，可能很多人都會置疑：現在經濟不景氣，企業倒閉破產會造成很大就業壓力，每年大學生畢業都有很大就業壓力，如果再對財政供養人員和機構進行大幅度裁減，全社會的豈不面臨更大的就業壓力？是的，如果現有的各項政策措施一點不做改變，我們是可能面臨巨大的就業壓力，但問題是如果我們放松管制，市場機制一定會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比如2017年我國的高中毛入學率只有88.3%，高等教育毛入學只有45.7%。而我國經濟更向着高質量發展轉型，很難想象沒有高素質的就業人羣如何能實現高質量發展。由於各地普遍存在的人口遷徙管制，大中城市不願接納以“農民工”爲代表的流動人口遷入，使得全國目前有7000萬左右的留守兒童。這些兒童長年得不到父母的關懷的教育，不僅受教育水平堪憂，而且思想素質、心理健康都存在很大隱憂。如果再系統思考從幼兒園就開始的整個教育體系發展，當政府承擔起保底職能，放鬆其它各級各類教育的管制，全社會能夠創造的新就業機會將以百萬計。而類似的領域還有金融、醫療、養老、文化藝術等。基本上可以肯定地認爲，只要放松管制，由我國龐大人口基數產生的各種需求，都會以巨大的規模對就業市場產生巨大的需求，從而化解有可能出現的就業難題。

第五，要大規模減少財政補貼。

如果以“中國政府有多少種財政補貼”爲題，做一次普查，結果一定是相當驚人的。根據WIND的數據，我國2016年3505家上市公司中，有3415家有財政補貼。而從補貼的原因看，有高新技術企業補貼，有擴大投資補貼，有納稅超過一定金額或者在本地排前多少名的補貼，還有上市或者掛牌補貼，名義不一而足。如果考慮到非上市公司，補貼的名義更多。與補貼相類似的還有各種名目的退稅。從總體上看，我國各級政府都對企業的一些特定行爲進行財政補助。除了對機構的，還有對具體人的。比如不少地方爲了吸引金融機構註冊，就對金融機構的高管進行獎勵或者個稅返還。

雖然政府部門可以對這類補助的合理性做出各種解釋，但運用財政資金向高收入羣體進行補貼、向優勢企業進行補貼、發放補貼過程中存在大量不透明不公開甚至騙補的現象，事實上加劇了社會收入貧富不均的現象，加劇了競爭不公平不充分現象，滋生了腐敗尋租現象，扭曲了市場競爭條件，導致了資源的錯配。目前，應該通過調查、梳理、清理，對各級政府的財政補助行爲進行規範，僅保留面向社會弱勢羣體、以社會保障、社會公平爲目的的財政補助，從而大大減輕財政的支出負擔。

第六，要大規模減少幹部特權。

過去爲了表達對革命前輩的敬意，我國建立了一整套對革命前輩、高級幹部的保障體系。這套體系經過幾十年的運行，目前已經演變成了面向全體幹部的一個特權體系，這個特權體系不僅包括本人的飲食、醫療、安保、出行、退休後休養等，還包括後代的上學、工作、提拔等。而且這個體系有制度化、層級化、擴大化的趨勢。這不僅與當初全國人民向老革命表達敬意的初衷不相符合，也違背了我們黨“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宗旨，更給財政造成很大壓力，在目前普通百姓面臨住房、教育、醫療巨大壓力的現實條件下，還產生了很大的民怨。在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內外部巨大挑戰的情況下，梳理這套特權制度的現狀，制定明確的漸進的時間表，逐步弱化、取消這些特權，既是人民的呼聲，也是轉變黨風政風，廉政清政的重要舉措，是黨政領導領導人民共克時艱的具體行動。

雖然我們當前面臨很多挑戰，如果我們真正能推進一場深刻、全面的改革，那我們的國家一定會迎來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

02

蔣錫培：政府不下決心減稅裁員，市場就不會有信心

8月10日，遠東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蔣錫培在參加國務院“降成本、減負擔專項督查座談會”上表示，當前經濟、金融、市場最大的問題是信心問題，最大的成本是制度成本，並就此提出六大建議。

首先，蔣錫培認爲政府必須下決心降低企業的稅費負擔，比如降低增值稅率，對於小規模企業可以免收增值稅；或是將利息納入增值稅抵扣，以及可以通過降低企業所得稅率、取消經濟合同印花稅來支持企業發展。

同時，對於個人來說，蔣錫培認爲可以進一步調節個人所得稅，降低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提高最低邊際稅率， 減少稅檔，使得個人所得稅與當前物價水平相適應， 從而降低企業用工成本等。他還建議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公積金企業承擔比例分別降至爲 15%、5%和 5%。

此外，蔣錫培還建議政府應大幅度的精簡財政供養人員，同時避免盲目投資，避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帶來的難以估量的鉅額投入和勞民傷財。

以下爲蔣錫培的具體政策建議：

一、降稅降費

1. 降低增值稅率。

將目前的三檔增值稅 16%、10%和 6%改爲兩檔 10%和 5%。小規模企業，即營收在 500 萬元及以下的，免徵增值稅；營收在 500～2000 萬元的，減半徵收增值稅。支持企業特別是支持製造業企業生存發展。

2. 將利息納入增值稅抵扣。

按照現行“營改增”政策規定，企業從銀行等金融機構獲得的貸款融資產生的利息等融資費用相關的進項稅不能抵扣，若將融資費用也納入抵扣鏈條，將切實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扶持企業發展。

3. 降低企業所得稅。

目前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定稅率爲 25%，高新技術企業爲 15%。在全球減稅浪潮背景下，建議將企業所得稅法定稅率降至 20%，高新技術企業降至 10%。同時建議將《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四十三條：企業發生的與生產經營活動有關的業務招待費支出，“按照發生額的 60%扣除，但最高不得超過當年銷售(營業)收入的 5‰”，修改爲“按照實際發生額扣除，但最高不得超過當年銷售(營業)收入的 5%”，以減輕企業負擔和減少徵管費用，以提升中國企業全球競爭力。

4. 取消經濟合同印花稅。

目前 10 類經濟合同印花稅比例稅率從 0.05‰～1‰不等，建議取消所有經濟合同印花稅。

5. 減輕個人所得稅負。

進一步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徵點，由目前 3500 元/月至少提升至 7000 元/月。降低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提高最低邊際稅率， 減少稅檔。由 3%～45%七檔調整爲 5%～30%六檔，在 7000 元納稅起徵點的基礎上，0.7～2 萬元的部分稅率爲 5%；2～4 萬元的部分稅率爲 10%；4～6 萬元的部分稅率爲 15%；6～8 萬元的部分稅率爲 20%；8～10 萬元的部分稅率爲 25%；10 萬元以上的部分稅率爲 30%。這樣使個人所得稅與當前我國物價水平相適應， 有利於降低企業用工成本等，更利於留住錢財和人才，提升全球競爭力。

6. 降低社保費率。建議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公積金企業承擔比例分別降至爲 15%、5%和 5%。

目前企業和個人的承擔比例一般是：養老保險企業 20%， 個人 8%；醫療保險企業 10%，個人 2%；失業保險 1%，個人 0.2%；生育保險 0.8%，全由企業承擔；工傷保險 0.5%-1.6%，全由企業承擔；公積金企業 6%-12%；五險一金企業合計承擔成本相當於員工工資的 39.4%-45.4%。

二、積極支持新三板，特別是主板企業融資、併購重組

截至 2018 年 8 月 7 日，新三板掛牌企業 11095 家，A 股 3535 家，它們是中國最具活力和潛力的企業，上市企業強，則中國經濟強。

1. 降低新三板投資者准入門檻，從 500 萬元下調至 50 萬元，激發市場活力。

自 2018 年 1 月 15 日新三板實施市場分層、交易制度等新政以來，截至 7 月 27日，新三板掛牌公司累計成交金額 505.27 億元，但成交額較新政前未有明顯提升，且不及滬市或深市單日交易額。

2. 取消股票質押率上限要求。

中國證監會批准發佈的《股票質押式回購交易及登記結算業務辦法（2018 年修訂）》要求，股票質押率上限不得超過 60%， 單一證券公司、單一資管產品作爲融出方接受單隻 A 股股票質押比例分別不得超過 30%、15%，單隻 A 股股票市場整體質押比例不超過 50%。這對上市公司流動性帶來巨大壓力，加劇了上市公司風險，影響企業家和市場信心。

三、科學合理有序整治環境。

允許環保不達標但沒有造成重大影響或後果的企業有 1～2 年的整改期，而不是直接關門、抓人等簡單粗暴的一刀切做法。

四、保護知識產權，像治理酒駕那樣打假，降低企業創新發展成本。

對於侵犯知識產權，包括商號、商標、軟件著作權等，以及生產假冒僞劣產品的行爲，要依法依規及時查處。同時改變市場監管方式，加強從組織生產到流通環節、現場施工及檢測機構的監督檢查，以促進企業自律和市場健康可持續發展。

五、修改招標投標法。

現招標投標法第四十一條規定了中標人的投標應當符合的條件，其中第(二)條：“能夠滿足招標文件的實質性要求，並且經評審的投標價格最低；但是投標價格低於成本的除外。”修改爲：“能夠滿足招標文件的實質性要求，並且經評審的投標價格次低，或並且經評審的低於平均投標價格;但是投標價格低於成本的除外。”以從根本上倡導自律誠信，避免假冒僞劣，促進高質量可持續發展。

六、進一步撤併、調整鎮村行政區劃，至少應撤併三分之一以上的鄉鎮和街道，二分之一以上的村委和居委會，避免盲目投資，增加企業負擔。

截至 2018年 08 月 06 日，中國縣級行政區 2851 個，包括 967 個市轄區、369 個縣級市、1344 個縣、117 自治縣、49 個旗、3 個自治旗、1 個特區和 1 個林區; 鄉級行政區 39888 個，村委會 559702 個和居委會 102777 個。經濟薄弱鄉鎮，空心村等十分嚴重，要切實減輕政府和企業負擔，避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等導致的難以估量的鉅額投入，勞命傷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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