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自在卷舒

◎來源 | 財新博客

中美貿易戰從3月份到現在已經近五個月了,國內股市一直在下跌,人民幣快速貶值,不僅把年初以來的升值全部貶沒了,還到了7的邊緣。投資增速在下降、通貨膨脹在上升、消費增速也破了10%、銀行的不良貸款快速上升、P2P羣體性爆雷,不好的預期在坊間蔓延。剛開始大家還在預測貿易戰能不能打起來,美國爲什麼要打貿易戰,貿易戰能打多久、對誰影響更大,現在大家更關心的是該怎麼應對。

能繼續走放水的路嗎?能繼續走擴大基建的路嗎?

可能水要放一點,如果一點不放不僅有些很好的企業難以生存,甚至一些金融機構也難逃厄運。基建可能也得搞一些,畢竟我們的基礎設施並不完善,地區差異巨大,通過基建投資提升大家的生活水平,提升公共服務水平是不可缺少的。但這些是不夠的,我們希望能迎來一場深刻而全面的真正改革。

第一,要大規模減稅。

我國的稅負水平高不高,一 直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其中一個關鍵,就是如何看待稅收。市場經濟國家一直有“無代表不納稅”的說法,這個說法中的稅收是一個政府與公民就財富分配與責任分擔的協調機制,也就是政府從民衆手中拿走了多少錢,需要做多少事的一種機制。如果從這個角度看,我國不僅那些名稱中有“稅”字的政府收入是稅收,名稱中沒有“稅”字的政府收入也是稅收,還有那些本來應該由政府承擔的支出可實際上由個人承擔的支出也是稅收。如果按這個標準,我國的稅負不僅很高,而且很有可能全世界最高的。

在這裏我無意再次討論稅負水平高低的問題,但毫無疑問,減稅對應對當前困難局面的好處是很多的,最直接的好處就是可以減輕企業和個人的負擔,爲擴大消費和投資創造條件,而消費和投資的擴大可以推動總需求擴張,帶動就業和經濟增長。具體到減稅的方式,可以明確年營業收入100萬以內的企業在5年內免交全部的流轉稅及附加,將個人所得稅起徵點提高到1萬並以後按年動態調整,制訂按家庭綜合納稅的時間表,由各省分頭實施。企業所得稅率降至20%以內。與此同時取消各種稅收優惠、退稅、稅收返還。

第二,要大規模減少財政供養的人和機構。

如果是僅僅減稅,一定會有許多學者和官員認爲這是不可行的。因爲我國當前一個突出問題就是財政壓力巨大。一方面許多地方財政入不敷出,另一方面企業面臨着高稅收,甚至是要預徵稅,通過稅收檢查來倒繳稅的問題。財政支出壓力大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養人過多。根據我國憲法,我國政府體制分成中央、省、市、縣、鄉五級,而且每一級都由黨政人協四套。另據網上材料,我國一個縣級政府的各類部門就多達200多個,雖然這個數據有誇大的嫌疑,但其數量一定是極其可觀的。而由此羣體產生的薪酬、辦公場地、用車、經費等支出,其數量也是相當驚人的。事實上,我國縣級財政的相當大部分支出都用於養人的各項支出了。如果考慮到五級設置,其數量更是難以想象。所以要想減輕財政負擔,首要的就是要減人減機構。如果粗略地進行個估計,可能要在現有基礎上減掉一半到三分之二的機構和人員,而且要從中央到地方同步減少,才能真正起到減人效果,防止出現先減後增、明減暗增的現象。

第三,要大規模減事。

說到減人減機構,肯定又會有學者和官員出來說,現在的人和機構都沒有多餘的,都承擔着經濟發展、社會運轉方方面面的工作。的確,如果簡單地說這些人和機構都是喫白飯、喫閒飯的也是不夠公平,他們不僅有事,而且很多人很忙,忙得白+黑、5+2,甚至7*24。這什麼這些人、這些機構這麼忙呢,因爲我們的政府承擔了太多的職能。簡單說,我國政府部門承擔了發展職能、保障職能、維持職能。而這些職能與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相比,就太多了。用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朱之鑫的話說就是“政府直接配置資源的範圍仍然過大,對微觀經濟主體的干預仍然較多,公共服務供給仍然不足”。比如維護社會治安本來是政府應該承擔的職能,但在初級階段,由於各種社會矛盾比較尖銳,政府職能就逐步從維護社會治安延伸到了採取各種方式維護社會穩定,這就造成財政支出無限制的擴張。要解決這個問題,政府就要回到“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切實用好‘看得見的手’”的立場上來,發揮守夜人的作用。通過對比、借鑑,梳理現有職能,大力剝離應該由企業自主決策、社會組織協調溝通、市場機制自發調節的各種職能。

第四,要大規模減少管制。

面對以上減人減機構減職能的建議,可能很多人都會置疑:現在經濟不景氣,企業倒閉破產會造成很大就業壓力,每年大學生畢業都有很大就業壓力,如果再對財政供養人員和機構進行大幅度裁減,全社會的豈不面臨更大的就業壓力?是的,如果現有的各項政策措施一點不做改變,我們是可能面臨巨大的就業壓力,但問題是如果我們放松管制,市場機制一定會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比如2017年我國的高中毛入學率只有88.3%,高等教育毛入學只有45.7%。而我國經濟更向着高質量發展轉型,很難想象沒有高素質的就業人羣如何能實現高質量發展。由於各地普遍存在的人口遷徙管制,大中城市不願接納以“農民工”爲代表的流動人口遷入,使得全國目前有7000萬左右的留守兒童。這些兒童長年得不到父母的關懷的教育,不僅受教育水平堪憂,而且思想素質、心理健康都存在很大隱憂。如果再系統思考從幼兒園就開始的整個教育體系發展,當政府承擔起保底職能,放鬆其它各級各類教育的管制,全社會能夠創造的新就業機會將以百萬計。而類似的領域還有金融、醫療、養老、文化藝術等。基本上可以肯定地認爲,只要放松管制,由我國龐大人口基數產生的各種需求,都會以巨大的規模對就業市場產生巨大的需求,從而化解有可能出現的就業難題。

第五,要大規模減少財政補貼。

如果以“中國政府有多少種財政補貼”爲題,做一次普查,結果一定是相當驚人的。根據WIND的數據,我國2016年3505家上市公司中,有3415家有財政補貼。而從補貼的原因看,有高新技術企業補貼,有擴大投資補貼,有納稅超過一定金額或者在本地排前多少名的補貼,還有上市或者掛牌補貼,名義不一而足。如果考慮到非上市公司,補貼的名義更多。與補貼相類似的還有各種名目的退稅。從總體上看,我國各級政府都對企業的一些特定行爲進行財政補助。除了對機構的,還有對具體人的。比如不少地方爲了吸引金融機構註冊,就對金融機構的高管進行獎勵或者個稅返還。

雖然政府部門可以對這類補助的合理性做出各種解釋,但運用財政資金向高收入羣體進行補貼、向優勢企業進行補貼、發放補貼過程中存在大量不透明不公開甚至騙補的現象,事實上加劇了社會收入貧富不均的現象,加劇了競爭不公平不充分現象,滋生了腐敗尋租現象,扭曲了市場競爭條件,導致了資源的錯配。目前,應該通過調查、梳理、清理,對各級政府的財政補助行爲進行規範,僅保留面向社會弱勢羣體、以社會保障、社會公平爲目的的財政補助,從而大大減輕財政的支出負擔。

第六,要大規模減少幹部特權。

過去爲了表達對革命前輩的敬意,我國建立了一整套對革命前輩、高級幹部的保障體系。這套體系經過幾十年的運行,目前已經演變成了面向全體幹部的一個特權體系,這個特權體系不僅包括本人的飲食、醫療、安保、出行、退休後休養等,還包括後代的上學、工作、提拔等。而且這個體系有制度化、層級化、擴大化的趨勢。這不僅與當初全國人民向老革命表達敬意的初衷不相符合,也違背了我們黨“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宗旨,更給財政造成很大壓力,在目前普通百姓面臨住房、教育、醫療巨大壓力的現實條件下,還產生了很大的民怨。在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內外部巨大挑戰的情況下,梳理這套特權制度的現狀,制定明確的漸進的時間表,逐步弱化、取消這些特權,既是人民的呼聲,也是轉變黨風政風,廉政清政的重要舉措,是黨政領導領導人民共克時艱的具體行動。

雖然我們當前面臨很多挑戰,如果我們真正能推進一場深刻、全面的改革,那我們的國家一定會迎來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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