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雷曼兄弟破产十周年|特朗普松绑美国金融监管,是福是祸?

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拉开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序幕。

10年后的9月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在博客中发出警示称,全球金融体系爆发危机10年后的今天,虽然有所改善但仍不够安全,监管再次走向宽松,加大了潜在的风险。

“也许最令人担忧的是,政策制定者正面临着来自行业的巨大压力,后者要求回归危机爆发前的监管规定。”拉加德指出,危机前有很多警示信号,包括银行“疯狂”承担风险、较低的贷款标准以及过度依赖短期融资等。

拉加德的担忧被外界解读为影射美国特朗普政府。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已签署多个行政令和备忘录,酝酿放松金融监管,而特朗普政府金融监管改革的核心在于修改金融危机后引入的《多德-弗兰克法案》。2018年5月,特朗普终于成功推动《促进经济增长、放松监管要求、保护消费者权益法案》(下称《新法案》)的签署。仅一周后,美联储也宣布欲重新修订沃尔克规则,放松对特定中小银行自营交易的限制。

那么,特朗普政府的种种以放松金融监管为己任的监管改革究竟是否能如他的竞选口号所言“让美国再次伟大”呢?

马不停蹄放松金融监管“紧箍咒”

金融危机后的2010年7月15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大萧条以来最严厉的金融监管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奥巴马政府及民主党希望以此来纠正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行业过度自由化、去监管化的趋势,为原先宛如脱缰野马的银行业戴上镣铐。

法案有三大核心内容:其一,扩大监管机构权力,破解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的困局,允许分拆陷入困境的所谓“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和禁止使用纳税人资金救市,可限制金融高管的薪酬;其二,设立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赋予其超越监管机构的权力,全面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其三,采纳沃克尔规则,即限制大金融机构的投机性交易,尤其是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以防范金融风险。

其中,最受争议且对金融机构影响最大的是法案第619节的沃尔克规则,它包含两条重要规定:第一,禁止接受存款保险的机构、银行控股公司以及附属机构,通过自身账户从事和任何证券、衍生品以及其他金融工具相关的短期自营交易;其二,禁止上述机构拥有、投资对冲基金或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私募股权和对冲基金的资金不得超过一级资本的3%,上述机构持有该基金的比例不得超过该基金资本的3%。

虽然在华尔街的游说下,沃尔克规则的形式和内容一定程度上有所弱化,取得“豁免”的衍生品交易品种超过300个,但它仍不失为一项非常有影响力的法则,促成了摩根大通和高盛等相继关停自营业务。

然而,时隔八年,2018年5月24日,特朗普签署《新法案》,使其正式成为法律。此前,3月14日,美国参议院以67票赞成、31票反对批准了此法案,5月22日,该法案又以258票赞成、159票反对的结果在众议院通关。这是自2010年至今美国最大的金融监管改革,对《多德-弗兰克法案》进行了修订。

改革主要聚焦于放松对美国社区银行、信用社、地区银行的金融监管,激发中小银行活力。其中减轻小型银行监管负担的措施主要包括简化资产充足率考量方法、允许更多银行接受互助存款、允许小银行豁免沃尔克规则、减轻小银行财务报告要求、减少小银行现场检查频率等;放松中型银行监管要求的措施则包括提高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门槛,豁免部分银行压力测试等相关要求,修改部分杠杆率计算细节,增列部分资产为高流动性资产等。

其核心内容在于,令资产规模小于100万美元的社区银行免于“巴塞尔协议III”的约束;将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的门槛从500亿美元提升至2500亿美元;资产规模小于1000亿美元的上述两种银行均将不再被纳入美联储年度压力测试范围;资产规模小于100亿美元的上述两种银行将不受沃克尔规则的限制等。

其实,这已不是特朗普上任后在金融改革方面做出的第一次尝试。特朗普将《多德-弗兰克法案》称作“一场灾难”,在上任的第13天就签署了第一项旨在为金融监管松绑的总统行政令。

2017年6月,共和党占绝对多数的众议院还曾表决通过《CHOICE法案》,该法案对《多德-弗兰克法案》进行了修改,即撤销沃尔克规则,允许所有银行开展自营交易、投资对冲基金或私募基金;废除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生前遗嘱”,并废止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对各银行处置计划的监管职责;提高应急准备金计提,以期避免再次使用纳税人资金救助银行;不再为华尔街从业人员设置奖金限额,同时不再公布金融机构CEO同员工薪资中位数差距等。

但由于该法案过于激进,受到了小部分共和党人和所有民主党议员的反对,最终,并未获得参议院的批准,相形之下,《新法案》则较为缓和,保留了《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基本框架。

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就如同对于《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功过利弊众说纷纭一般,特朗普政府旨在为金融监管松绑的金融监管改革也颇具争议。支持者认为,改革将为中小型银行减负,而反对者认为,改革后,如若金融系统崩溃,纳税人将承担更多责任。

对金融监管改革支持的声音集中在《新法案》为中小银行减压、刺激信贷上。《新法案》通过后,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新法案》为数千家社区银行和信贷联盟提供了《多德-弗兰克法案》中亟需的松绑,并将刺激信贷和经济增长,但不会为金融体系带来风险。

国君非银刘欣琦表示,《多德-弗兰克法案》对美国投行的主要影响是让其剥离了自营交易业务以及限制其对私募基金和对冲基金的投资,前者对投行FICC业务,即固定证券收益、货币及商品业务有一定影响,且法案对衍生品市场的强监管直接增加了美国投行交易柜台的交易成本,进一步影响其FICC业务的业绩。

不过,他对《多德-弗兰克法案》的益处表示肯定,认为特朗普改革甚至是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也不无道理,因为过度监管成本巨大,中小银行举步维艰,且民众面临着更高的金融服务成本。

律所Holland & Knight LLP6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表示,《新法案》有利于社区银行和地区银行。报告称:“虽然《新法案》保留了《多德-弗兰克法案》监管框架的基本方面,但它为社区和一些区域银行机构提供了有意义的监管救济,还可能鼓励增加兼并和收购活动。”

不过,对特朗普放松监管的批评及忧虑之声更为普遍,主要的担心在于《新法案》是否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多家美国主流媒体不约而同地指出,特朗普正在重复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错误。在它们看来,放松金融监管,将再次引发“道德风险”,埋下下一轮危机的种子。同时,两党内反对特朗普松绑金融监管的声音依旧层出不穷。

民主党参议员沃伦(Elizabeth Warren)最为直言不讳,在推特上将《新法案》称为“银行游说法案”。她调侃称:“参议院刚刚通过投票,增加了民众的钱再次被用于拯救大银行的概率。”

前美联储理事塔鲁洛(Daniel Tarullo)则在其给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指出,2500亿美元的区分标准定得太高了。

值得一提的是,《新法案》还修改了补充杠杆率的计算方式,这一比率是大型银行的关键资本要求,旨在确保这些大行能够应对金融危机。对此,国会预算办公室指出,改变计算方式可能会“略微”提升主要金融机构出问题,抑或出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不少学者也认为,为金融监管松绑是危险的,需谨慎对待。

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哈佛大学教授哈特(Oliver Hart)此前曾称,提醒各国需要在危机来临前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即金融监管不能放松。他说,特朗普上台后一直有意再次放松金融监管,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实际上并不可取,因为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目前仍未被研究清楚。

“直到现在为止,经济学界似乎仍未弄明白30年代美国经济大衰退发生的原因、传导的机制等。”他说,因此倘若监管不到位,银行和金融机构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很可能会泥沙俱下、一损俱损。

美国进步中心经济政策研究员戈尔齐尼斯(Gregg Gelzinis)则提出质疑:“银行的利润如今达到或接近历史最高点,贷款自危机以来持续反弹,我不确定《新法案》试图解决什么问题。”

那么《新法案》到底有利于谁?根据《新法案》,美国38家最大的银行中,将有25家不再受到此前《多德-弗兰克法案》施行的更严格的资本和流动性规则以及危机管理标准的监管。而根据美国进步中心的数据,这25家银行共拥有3.5万亿美元的资产,在金融危机期间,通过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共获得47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

目前看来,《新法案》只是特朗普改革金融监管的第一步。

近日,除了拉加德外,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Ben S. Bernanke)、美国前财长盖特纳(Timothy F. Geithner)和美国另一位前财长保尔森(Henry M. Paulson Jr.)在美国《纽约时报》联合撰文。他们在文中提出担忧:“我们更担心的是,一些防御危机的措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削弱,风险承担将在金融体系中某些不受那么多监管的角落里浮现出来。”

责编:吴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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