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 想 父 亲 察 罕 活 佛

文 / 宝力道

Reminescing about my father

the Chagaan Rinpoche

父亲是原清代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察罕达尔罕呼图克图系谱第九世活佛。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内蒙古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政协内蒙古自治区五、六、七届政协委员、内蒙古青联四、五、六届副主席。

2013年6月27日,父亲永远的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对于父亲的宗教身份而言,佛教有专属于活佛、大德、高僧等人离开这个世界的专用词汇——圆寂。同样对于他们的生,佛教亦有轮回、转世和乘愿再来等词汇。今年是父亲圆寂的第五个周年,特撰此文表达思念之情

父亲1944年生于原昭乌达盟(今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一户台吉之家。父亲还是两岁的时候,离他家不远处的一座寺院经过一系列繁琐的宗教程序,将他认证为该寺一位高僧的转世灵童。

上图:第八世察罕活佛阿旺益西扎华僧格(1876-1943)于北京黑寺府中

下图:阿鲁科尔沁旗罕庙旧影

(文革毁损前的旧影)

这位高僧生于公元1876年,是清朝驻京八大活佛之一的察罕达尔罕呼图克图系谱的第八世活佛。

在清朝体制内,这位高僧与他的历世活佛一样,自迎请坐床之日起,虽是呼毕勒罕之身也可瞻仰天颜,见到皇帝,受朝廷封赏继承前世各项荣典。

这位高僧的历世前代活佛多有轮替章嘉国师总管京师喇嘛印务与多伦诺儿汇宗寺喇嘛印务的履职经历,其政教影响遍及内外蒙古,青海、甘肃等蒙藏佛教流经的地域。

我曾经在北京、内蒙古和日本的一些图书馆,查找过关于这位高僧与其寺庙的历史文献。收获虽远小于预期但也发现了部分重要的历史讯息,甚至在日本所藏的报刊里发现了一些珍贵的照片和相关记载。

这些讯息与记载的内容让我们知道,民国建立时期,这位高僧应邀参加民国大典,赞助共和;在伪满时期,虽然背后有日本统治的影子,但他团结了蒙古佛教界进行了蒙藏佛教的近代改革,选派蒙古青年僧才赴日留学;

另外在伪满时期创立的蒙古文报纸《青旗》上,也留有他作为满洲国喇嘛宗团长身份鼓励蒙古进步青年用蒙古语办报而提写的贺词,也有他觐见末代皇帝溥仪等政治活动的点滴记录从这些情况不难看出他是内蒙古近代历史中一位鲜活的人物。父亲就是这样一位高僧的转世。

迄今发现关于第九世察罕活佛最早的照片资料

(1957年前夕)

父亲,俗名那木吉勒,文革中改名那日松。根据上辈老人们的回忆,关于我的父亲被认证为活佛有一段这样的故事。

1945年年末,这一年正值罕庙僧人在全旗范围内寻访第八世察罕达尔汗呼图克图之转世灵童有一日,罕庙的管家色登诺尔布喇嘛[1]前往旗南端探望并登记旗总管热格吉布家的新生儿,途中到达前呼布附近,喇嘛便扎营休息。

这时,一位牧羊老人带着新鲜的牛奶来到喇嘛处,得知喇嘛正在寻访登记转世灵童的候选人。随即老人告知自己亲族家中也有一新生婴儿之事。喇嘛见鲜奶乃吉兆,所以随老人到访家中一看究竟。色登诺尔布喇嘛从母亲怀中抱起婴儿,婴儿便尿在他身上。喇嘛笑曰“这也是吉兆”随即将婴儿登记在册后又接着赶路。

这既是我的父亲成为第八世察罕活佛转世灵童候选人的缘起。又过了许多时日,阿鲁科尔沁罕庙方面隆重举行第八世察罕活佛转世灵童初次遴选大法会。当时蒙古人称这种法会叫开jiahu仪式,蒙古语称jiahuu sehegen-e。可能类似于今日在甘肃、青海地区常见的有关活佛转世的银碗掣签仪式。

法会上聚集旗内外僧俗各界名声显赫者与众多信教群众,大家都来见证这一盛况据当时在场的花蕾老人[2]回忆“1945年阴历4月的中旬,罕庙举行活佛遴选开jiahu仪式,很多人聚集在庙上的孟克玛尼殿观看了这一盛况。

僧侣们举行法事,用象牙筷子搅拌铜盘里塞得满满的青稞面丸子,每一个丸子里都写有备选孩子姓名的纸条。有一个丸子粘在象牙筷子上,始终不会洒落。最后一百多个丸子就剩下几个。据说粘在筷子上的这个丸子里写着的正是现在这位察罕活佛的乳名“那木吉拉”。

少年察罕活佛与经师云増活佛在一起(1957年)

就这样初次遴选结束。在过去,依宗教仪轨蒙藏地区的寺庙都将把二次遴选设定在寻求西藏达赖喇嘛、班禅或章嘉等大活佛处,或者有些寺庙因财力匮乏而就近寻求大活佛认定自庙活佛。

罕庙当时,委派正当年轻的云赠活佛拿着察罕活佛转世灵童初次遴选结果赴塔尔寺经班禅十世(当时年仅10岁)和塞多活佛确认,最终在几名候选人名单中还是将我的父亲认定为第八世察罕达尔汗呼图克图阿格旺业喜拉布哈僧格的转世灵童。

引自笔者的田野调查笔记(2011年)

与第十一世乌兰活佛在呼和浩特席力图召共同主持世界和平祈愿大法会

(1987年)

父亲也有法名,但很少向人提及。罗桑格列饶达杰那木吉勒一个非常难念拗口的名字。父亲的法名在我的记忆中只有三种情况时用到。

一是在某些蒙、汉文辞典、地方志资料中可以看到;二是在父亲的喇嘛证件里有写到他的法名;三是在中国佛协和内蒙古佛协官网中,他的讣告里清楚的标记着他的法名。法名是出家人必有的名字,一旦出家毕生都要用到它。内蒙古佛协会的讣告里这样写道:

那日松・罗桑格列丽绕达杰那木吉拉大师的圆寂,是内蒙古自治区藏传佛教界的一大损失,内蒙古佛教四众弟子继贾拉森活佛又失去了一大依怙。我们在哀悼和悲痛之余,祈愿第九世察罕达尔汗呼图克图活佛那日松・罗桑格列丽绕达杰那木吉拉大师不舍众生,乘愿再来!

僧俗俩众为察罕活佛举行隆重的荼毗法会(2013.7)

然而,回顾父亲的一生,父亲更多留给世人的印象是佛教中的在家相,父亲有家室,有子女,一生续发,基本没有穿着过几次严格意义上的僧服,即便在富有礼仪性的民族宗教会议和寺院法事活动上也只穿黄、棕、紫等代表宗教颜色的蒙古袍而已,袈裟基本不附身。但这一切并不影响他的修行和世人对他的看法。在父亲的老家年老的僧人都知道其中的缘故。

据传,第八世察罕活佛圆寂前夕,罕庙的三位活佛(云增活佛、西活佛、察罕活佛)相聚庙中,在一次早茶时间,三位活佛议论世道与时局,深感社会要变革,焦虑着未来宗教可能面临的灾难。三位活佛闲聊中分别暗示了自己将来的处境。

左起:第五世云增活佛、第八世察罕活佛

第六世西活佛

西活佛性格耿直,平日里气性大一些,便说道:我可看不惯现在这些年轻人们的所作作为,与其忍受不如坐化西去”。察罕活佛叹息道:“下一生,我可能穿喇嘛裙子的时候都不会有”。当时云增活佛年纪尚轻,只有二十出头的样子,他恭敬的顶礼后说道:“阿鲁科尔沁的因果是非就有我来背负吧”。

引自笔者田野调查笔记(2004年)

这个传说我最早听说是在1990年代,那时我还是一名高中生。在这之前1980年代的时候,内蒙古各个地区的寺院经过文革的劫难,慢慢从原来的废墟上开始复苏,那个时代也是僧侣与寺院重新获得社会包容与认同的开始阿鲁科尔沁旗当时健在的活佛和年长的喇嘛们经常借助来自治区参加政协或人代会的机会,都会到家中拜访我的父亲。

左起一排云増活佛,察罕活佛

左起二排噶瓦喇嘛,丁科尔活佛

(留念于呼和浩特 1987年)

我至今清楚的记得,当时家中到访的客人有:阿鲁科尔沁旗的云增活佛、丁克尔活佛和阿鲁科尔沁旗末代王爷王沁多尔济等人,他们是作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来参加自治区两会的。母亲准备了丰盛的午餐,东北蒙式火锅是母亲最拿手的一道主菜,席间记得父亲举起杯中的甘露(酒)

风趣的说:“今天是牛鬼蛇神聚会的日子啊!”惹得大家席间哄堂一笑随之各种叙旧、畅谈的话匣子便开启,各位昔日的活佛和王爷自然都是父亲的故交,在我眼中他们就是“神秘人物”。当时我虽然读小学,但我知道他们久别重逢的那种历史厚重感。

我更知道父亲庙里的哪些僧人也是自1980年代初开始,每年从老家长途跋涉带着黄油、乳酪等土特产,连续几日换乘班车、火车等从千数公里外来探望我的父亲,他们即便有年轻徒弟相随,大多也已是进入古稀之年的老者,他们对这样的旅行从来都是乐此不疲他们每一次的到访和回程时的琐碎事务,如住店、帮助购买车票、购物等事务基本上都是我和哥哥,或者我和弟弟、妹妹去想办法帮助完成。

回自庙参加法会(2012年)

每次因为他们独特的着装,在迎来送往于呼和浩特火车站的过程中,我和弟弟、妹妹均会感受到来自周围人群异样的目光投射在我们身上。这些年老的僧人与我的父亲之间呈现出的师徒情感完全颠覆了我的眼睛,超出了我在学校教育中所看到或学到的现实生活的种种。

比如80岁的老喇嘛尊称父亲为葛根阿爸(活佛父亲的意思),他们与父亲讲完话后临走出门都是要倒退着出去,还有一次我亲眼目睹,罕庙的夏荣师父哈木尔活佛[3]西行拉萨,在归途中路径塔尔寺与塔尔寺的噶拉僧老爷[4]同行来到呼和浩特后做客家中的场景。噶拉僧老爷从四合院的门开始一路磕头,进到家中又行跪拜大礼,这种场面当时对我的震撼很大。

随后母亲准备了哈达和供养带领我和弟弟、妹妹向两位师父分别行了回礼。这些仪式和1980年后这种突如其来的寺院与父亲之间的交往,在我的心中萌生了,对父亲所拥有的宗教属性的浓厚兴趣,渐渐的开始明白父亲的与众不同。

参加阿鲁科尔沁旗寺庙开光会即寺庙那达慕庆典(1992年)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自觉与不自觉的观察研究关于父亲的一切。后来慢慢的知道,喇嘛们大多是父亲前世的徒弟,父亲是他们师父的乘愿再来者。与常人不同,父亲代表的意涵不仅仅是自己,自己的背后总有一位他的前生,甚至是整个察罕活佛系谱的历史在作用于父亲。父亲与他们因时代的原因而隔绝了三十年,师徒重逢自然有着有别于世俗的另一种维度。

曾经父亲庙上的一位上了岁数且修行很深的喇嘛,他自年轻始起,已经历了长年的闭关,虽然那时身体已非常消瘦,但两眼炯炯有神,他沙哑着嗓子对我说:“你叫我爷爷是错误的,你的父亲是我们的葛根巴克西(活佛师父),在我们的宗教里他是我们十生的父亲,因此我们拥有共同的父亲,我们之间称呼兄弟才是!”

他的语言充满诙谐与睿智,我感觉顿时明白了他说的意思。后来我经常会想起这位喇嘛,品味如此多年,他们与父亲之间的这种情感应该就是我们经常思考的“信仰”这一词所能表达的意涵吧!尤其对我有至深印象的是这些僧人们着装臃肿、古朴,他们的神情,行为举止里仍保留有浓浓的前清时期蒙古人特有的仪容,颇有尊龙饰演《末代皇帝·溥仪》电影中,满清遗老、遗族形象,他们个个古老、保守又对“主子”忠诚。

时至今日,离1990年代又过去了28载,我也步入自己人生的中年,事过境迁,如今回想起来,三位活佛的预言全部应验。父亲五年前于2013年圆寂,走完了他作为活佛的一生。

父亲幼年成为小活佛,土改运动清算寺庙,那年他只有三岁,他被亲族中的一位长者抱在怀里与僧人们一同站在木板搭建的台子上受到了批斗,批斗会上“活佛”名号宣布“革去”1957年,他13岁又被请上活佛宝座,在北京统战部的专人接应下“入京”进入雍和宫学经,成为红旗下受教育的一代小活佛。

当年与父亲一同受教于著名爱国统战人士、全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喜饶嘉措大师和全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噶拉藏活佛门下的有来自青海塔尔寺的阿佳活佛。阿佳活佛与父亲年纪相仿,两位分别来自青海和内蒙古的小活佛与喜饶嘉措大师同住雍和宫左侧的一所四合院子里,这所院子至今保留完整。父亲在京生活期间(1957-1959年)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班上过学,在那里也曾见到过毛主席、朱德、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左:全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喜饶嘉措大师

右:全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噶拉藏活佛

文革开始后,父亲主动选择在阿拉善工作生活。父亲一生心性豁达、性格温和,年轻岁月在阿拉善度过。在初到阿拉善的时候,父亲经常与自己在东北老家和呼伦贝尔扎兰屯畜牧学校的同窗学友互通信件。其中有一位女生是父亲在阿鲁科尔沁旗读中学时的下级生,比父亲小四岁也与父亲经常通信,最终他们通过信件收获了爱情,后来父亲以探亲为由,回老家很快就把婚事办了。

这个人就是我的母亲。1968年,母亲随父亲来到阿拉善生活,再后来生育了我的哥哥、我、还有妹妹、弟弟我们四个孩子。父亲给母亲的信件后来我也有机会“拜读”,有趣的是那个年代的人们在信件开头总会写一段毛主席语录或者最高指示,然后才是正文说事。

作者与母亲回访阿右旗途中于巴彦诺尔公苏木(2017年)

在阿拉善的15年间,革命的运动并没有因父亲背井离乡,走的远而完全忘记他,因自己的身世和大活佛头衔的缘故,父亲经常接受运动的袭扰,如做检讨、交代自己的“黑历史”、甚至被关牛棚做“牛鬼蛇神”,一度也被打成内人党、右派分子。

文革中,赤峰革委会派出两位红卫兵代表抵达甘肃省河西铺,当年阿拉善右旗在河西铺设有办事处,在那里赤峰来的两位红卫兵代表遇见阿拉善右旗的一位名叫达木拉的政府干部,他们向达木拉询问父亲的下落,想要找他回去交代“历史问题”。达木拉回答阿拉善没有听说有此人而敷衍了他们。两位红卫兵代表因此半路折回赤峰,放弃了寻人计划。

后来父亲回忆,当年的阿拉善闭塞偏远,道路交通不便,人烟稀少找人会费很大周折。2004年父亲与母亲时隔24年专程回访阿拉善右旗,在那次旅行中还专程探望了达木拉老先生一叙旧情,当面致谢。2012年的春季,我有幸采访到,曾经与父亲同在阿拉善右旗雅布赖公社工作的公社书记图布信老先生,他生前对我讲:

文革中,我和你父亲同在一个屋子里被关押了数日,你父亲来的时候带着十几本日记,准备交代自己的“黑材料”。他说我自小到大所有的事情都在本子里!那些日记本是红、蓝、绿各色塑料皮的,大小薄厚不一,我想如果那些日记本没被毁掉,那该多好!

引自笔者田野调查笔记(2012年)

2016年7月,我调动工作来到阿拉善。母亲次年4月来探望我,我便带着母亲故地重游到阿拉善右旗,路径雅布赖镇,看了看那里如今已焕然一新的村容村貌。我们住过的兽医站大院已荡然无存,唯一不变的还是那座巍峨耸立的雅布赖大山。

回访雅布赖公社老住户于阿拉善右旗

(2017年)

母亲说:“在那座大山里有一座庙叫阿贵庙,文革时期是造反派强行拆除的。当时你爸爸被强迫走上庙顶带头砸了第一锤子”。傍晚到了阿拉善右旗,当年与父母亲一起参加工作的一位阿姨当着我与母亲的面,对我说:“你妈妈是个坚强的人,有一日你爸爸情绪低沉的回到家里,要你妈妈给他缝制一顶纸帽子,说被通知第二天一早要去拆庙”。

那个时代,但凡被认为身份不好,牛鬼蛇神、右派之类的人都是被专政的对象,每逢运动被批挨斗都是这批人。当然这种时候,父亲的情绪自然是消沉的。阿姨继续说道:“你妈妈很会鼓励你的爸爸,她用牛皮纸缝了一顶高高的纸帽子,而且边边角角上用红线缝了双层,用力撕都撕不破。然后故意逗你爸爸开心,反正你生来就是要带高帽子的(隐喻喇嘛带的高高的尖顶黄色的帽子),要带就带个最高,最好看的。

作者与阿拉善次仁卓玛老妈妈在一起

(2016)

然后你爸爸似乎心情就会平静一些”。阿姨停顿了一会儿又复述:“孩子!你妈妈真的很伟大!”这时我看到阿姨抹着双眼笑出了泪花。那晚在老人们的交谈中,我好好聆听了父母亲年轻时在阿拉善的生活情景,当然不都是苦难,也有很多令人捧腹大笑的故事。原阿拉善右旗雅布赖公社的老邻居,目前已80岁高领的次仁卓玛老人如今仍清楚的记得,父亲刚下放到雅布赖公社时的样子。

刚来时,也不知道他是活佛,只见是一位东部地区的年轻人,当时公社兽医站有两峰骆驼,最初你父亲不会骑骆驼,每次下乡都是徒步,一走就是十天半个月在牧户家中。你父亲歌儿唱得好,下乡时多会儿都不忘拿个半导体收音机,他时刻都在收音机上学习各种事物。

引自笔者田野调查笔记(2016年)

尽管那些岁月,使得父亲的政治境遇不佳、生活时常有低谷和蹉跎但父亲仍不失为一名优秀的兽医工作者。他在从事兽医工作的15年间,无数次走访牧户,扎根在畜牧生产的一线,采集归纳蒙古族传统牧驼经验和防病治病的土方并著有骆驼饲育与疾病治疗方面的三本科学专著(1980年后陆续出版)和《中草药在骆驼防病治病中的应用》等科技论文。

1970-1973年间父亲从教于甘肃畜牧学校为阿拉善培养了策旺、苏和、达西次仁、仁沁、李文、巴雅尔、桑杰苏荣(额济纳)乌力吉格日勒等早期的一代本土牧民兽医工作者。1980年后,随着文革的结束,拨乱反正、恢复名誉和落实政策的开始,父亲受到乌兰夫主席的亲切关怀,重新走上了内蒙古的宗教界领导岗位,工作调离阿拉善来到首府呼和浩特。

上图:与内蒙古大昭寺住持赵九九会长嘎噶啦拉藏希日布大师接待日籍僧人

下图:受邀参加库伦旗兴源寺四月大法会(2011年)

随着我的懂事与成长,我从未见过父亲对于任何人或事物有过半点埋怨,无论处境如何,他总是心境如水。在他晚年的宗教生活生涯中,虽有经常出席隆重的宗教法事活动,也从未享用喇嘛僧袍——着ereng shantab 与bangjal(喇嘛裙子)现于世人面前。后来父亲的很多弟子们都说,察罕活佛不用僧袍不是他没有资格享用,而是他对待自己所属宗教的谦恭,是以身护持佛教戒律、律法的姿态。

如十世班禅大师、甘南地区的大德嘉木杨活佛、还有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大德云增活佛、丁科尔活佛等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还俗成婚后,都没有再享用喇嘛僧袍。我想这并非偶然,而是他们都是具足谦恭心的大德之故。总之,如前世活佛的预言一样,父亲这一生没有着用喇嘛裙子。罕庙的西活佛文革开始的前一年坐化圆寂,未见文革。云增活佛文革期间作为赤峰地区最大的宗教上层活佛、喇嘛、受到了激烈的身心摧残。

察罕活佛舍利白塔(2014年建成)

作 者 简 介

宝 力 道

2005-2016年任教于内蒙古大学,2016-至今阿拉善盟行署工作。主要著有“关于现代内蒙古活佛转世的一项调查——以五当召第八世洞阔尔活佛转世问题为例(日文)”日本与蒙古 第42期 第2号2008/3 p118-136;“内蒙古活佛转世的历史与现状分析”韩国全北大学学报 2014/12;“加藤青也著述中的罕庙与察罕活佛”韩国大学学报 2015/1等研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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