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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结束的印尼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最大亮点，并不是毫无意外地蝉联金牌总数第一，而是中国篮球以空前佳绩全面奏凯。男女篮的四块金牌均被中国包揽，尤其是多年来遭遇东西亚挤压腹背受敌、失去亚洲统治地位已久的中国男篮，决赛中令人信服地击败劲旅伊朗，重新夺回亚运会桂冠，格外振奋人心——因为，这是中国男篮实行红蓝队政策之后，仅以半数国家队主力出战所取得的成功！

更重要的还不是成绩本身，而是成绩背后的“姚明模式”。所谓“姚明模式”，概括地讲就是一句话：专业人做专业事。中国篮球在经历了数十年“外行领导内行”的起起伏伏以后，痛下决心改变传统思维，请出姚明主政中国篮协，尊重客观规律走专业之路，效果非常明显。

欢庆印尼亚运会大捷之余，人们都在思考这样两个问题：一、姚明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二、既然同为职业体育的中国篮球可以凭借“姚明模式”获得突破，比中国篮球更需要打破发展瓶颈的中国足球，能否借鉴“姚明模式”复制中国篮球的专业之路，涅槃重生？

“姚明模式”的精髓，是用专业思维解决职业难题

职业化起步比中国足球更晚的中国篮球，由于职业篮球的特点和中国篮球的基础，在奥运会、世锦赛等国际大赛上的成绩，远远超过中国足球。中国男篮历史上长期占据亚洲男篮头把交椅，在奥运会上两度跻身八强，世锦赛亦有挺进八强的纪录。CBA联赛则是亚洲规模和影响最大的职业男篮联赛。

然而，中国篮球的领导体制，一直沿袭国家体育总局篮管中心主管的模式，与总局所属其他非职业竞技项目的管理方式并无质的差异，行政机构领导职业赛事和职业俱乐部的错位现象，成为制约CBA联赛健康规范运行的体制性障碍。联赛赛制、规则、梯队建设、人才流动和国家队选拔、集训等主要环节，都存在诸多不按职业篮球规律办事的“半职业”甚至“伪职业”弊端，联赛水准停滞不前，国家队参加国际大赛的成绩也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短暂高潮之后，出现持续下滑。亚洲老大地位不保，奥运会和世锦赛连续无缘八强。

而且，CBA联赛职业化程度不高，客观上为一系列违反公平竞赛原则的现象滋生蔓延推波助澜。裁判问题突出、球场暴力猖獗、赛场秩序混乱乃至场外球员与球迷冲突造成的恶劣影响，严重损害了CBA联赛的声誉，恶化了中国篮球的生存环境。一时间，中国篮坛陷入内外交困的尴尬处境。“中国篮球向何处去”的问号，萦绕在圈内外每一个关心关注中国篮球的人头脑中。姚明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临危受命的。

姚明与前任们的不同和优势，首先在于他不是官员，也不是普通球员出身。姚明的球员生涯，跨越了专业队、CBA职业联赛和NBA职业联赛三个阶段，拥有比所有前任更丰富的专业和职业阅历，特别是在NBA联赛的历练，使他对职业篮球的规律和模式有着切身和深刻的体验、领会，可谓中国职业篮球“专业第一人”，如何做“专业事”，更是烂熟于心。结合中国篮球的实际，姚明对CBA联赛和国家队建设，进行了三个方面脱胎换骨的改造。

一是用职业化、市场化、商业化的思维设计联赛规则和赛程，从更有利于球迷观赛、更便利于赛事直播、更能满足赞助商要求的角度，延长联赛赛季、增加比赛场次、提高直播质量、扩大赛事影响。以往联赛固定在每周三、五、日进行三轮比赛，每一轮每支球队同时开赛，每周只有三场比赛全国直播，新的赛程则安排成每周六场全国直播，除周一外，每天晚上都有比赛，球市和直播收视率皆创新高。

二是在赛事规则上，增设争议判罚回放；改变季后赛名额产生办法，以往常规赛前八名进入季后赛，第九名之后直接止步，赛制改革后，前十名进入季后赛第一阶段比赛，7、10和8、9名共四支球队经过三战两胜制的附加赛，两支胜队和常规赛前六名一起，进入季后赛第二阶段赛事。不仅提高了常规赛竞争的残酷性，增加了比赛场次和悬念，更提升了季后赛第二阶段淘汰赛的强度和观赏性。

三是更新国家队设立体制和选拔机制，为了在球员、教练中形成良性竞争氛围，让CBA联赛崭露头角的更多年轻球员披上国家队战袍征战国际大赛，开创性地推出国家红、蓝队设置，给超过30名优秀球员创造了以国手身份参加亚洲杯、世锦赛预选赛和亚运会的机会。其中，世锦赛预选赛国家红队击败家门口作战的韩国队一役，堪称经典。这次以红队组队出征印尼亚运会，又夺得男篮金牌。较长一个时期内状态和战绩波动的中国女篮，则稳居亚洲女篮之首。

值得一提的是，姚明上任后，把国家队征调令改为邀请函，以平等的人格化方式对待应召球员。这一小小改变，颠覆了过去举国体制下球队与球员之间命令与执行的隶属关系——以往中国篮球的诸多历史矛盾，比如王治郅留美不归，都是这种强权思维的产物。如今，一封国家队邀请函，让球员强烈感受到，自己是一个人，而非只是打球的工具！

中国足球缺乏改革动力，缺少一个姚明式的“模式创造者”

“姚明模式”在中国篮球初见成效，许多人提出，这样的模式可否移植到同样亟待在职业化进程中突破发展的中国足球身上，从体制和机制入手，改变中国足球的落后面貌？

应该说，理论上是可行的。职业篮球和职业足球，是具有全球影响的职业竞技项目里成就最显著的，运作规律和模式有着颇多相通和近似之处。其中，“专业人做专业事”的基本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可惜，就中国篮球和中国足球而言，要把在中国篮球初步见效的“姚明模式”原样复制到中国足球，有些关键的条件至少目前还不具备。

这些不具备的条件里，最重要的是两条：

第一，中国足球水平比中国篮球低，抗拒改革的既得利益势力却比中国篮球更加根深蒂固。中国篮球巅峰时是亚洲冠军和世界前八级别，中国足球经常走不到世界杯预选赛最后阶段，没有争夺亚洲杯和亚运会冠军的实力，而论改革动力，中国足球高层比中国篮球决策者差距巨大。中国足球“管办分离”换汤不换药，急功近利的“伪职业化”积重难返。不要说“姚明模式”，即便姚明亲自掌管中国足协，恐怕也是有心无力。

第二，职业化的篮球与足球规律上有共通点，可毕竟是不同的专业。中国足球需要的不是姚明改行分管，而是一个在足球领域有足够能力创造“模式”的领军者。遗憾的是，中国足球还真没有姚明式的人物。最顶级的球员，包括郝海东、范志毅，在欧洲联赛踢过球的郑智、杨晨、孙继海、李铁，如今担当俱乐部和国家级球队主帅的贾秀全、李霄鹏，乃至中国足球史上头号“劳动模范”容志行，都缺乏应有的权威性和号召力。

因此，激活了中国篮球的“姚明模式”，可以给中国足球以启示，但很难用简单移植的方法，去复制中国篮球在职业联赛和亚运会上的成功。中国足球的改革，依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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