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

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

也不应该忘记的日子

“九一八”事变爆发

民族危亡

山河破碎

“呜……”今日上午10时，肃穆、低沉的防空警报声响彻昆明上空。自2005年首次试鸣防空警报，2006年昆明市政府常务会确定每年的9月18日为昆明市防空警报鸣放日。

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是一种警示：中国人要勿忘国耻，奋发图强；也是一种宣示：和平来之不易，悲剧不可重演；更是一种昭示：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抗日战争中

“大后方”昆明

始终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

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段历史

传承着昆明的脊梁与血脉

一起来看看那时真实事件的还原

曾经，昆明作为抗日战争物资主要集散地，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是日本空军主要轰炸目标之一。从1938年至1944年，日本空军先后出动战机1268架次对昆明地区进行轰炸，特别是市区的五华山、交三桥、潘家湾、护国路、大小西门等地，曾遭多次狂轰滥炸，昆明城死伤数以千计，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极其惨重的损失。

汪曾祺先生也曾在《跑警报》中回忆：“我刚到昆明的头两年，一九三九、一九四零年，三天两头有警报。”

滚动赏析原文↓

跑警报

作者/汪曾祺

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听说是雷海宗先生，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上课前无需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记得。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不落。雷先生有一次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夹，看了看，说：“您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这个故事说明昆明警报之多。我刚到昆明的头二年，一九三九、一九四○年，三天两头有警报。有时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两次。昆明那时几乎说不上有空防力量，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来。有时竟至在头一天广播：明天将有二十七架飞机来昆明轰炸。日本的空军指挥部还真言而有信，说来准来!一有警报，别无他法，大家就都往郊外跑，叫做“跑警报”。“跑”和“警报”联在一起，构成一个语词，细想一下，是有些奇特的，因为所跑的并不是警报。这不像“跑马”“跑生意那样通顺。但是大家就这么叫了，谁都懂，而且觉得很合适。也有叫“逃警报”“躲警报”的，都不如“跑警报”准确。“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

有一个姓马的同学最善于跑警报。他早起看天，只要是万里无云，不管有无警报，他就背了一壶水，带点吃的，夹着一卷温飞卿或李商隐的诗，向郊外走去。直到太阳偏西，估计日本飞机不会来了，才慢慢地回来。这样的人不多。

警报有三种。如果在四十多年前向人介绍警报有几种，会被认为有“神经病”，这是谁都知道的。然而对今天的青年，却是一项新的课题。一曰“预行警报”。

联大有一个姓侯的同学，原系航校学生，因为反应迟钝，被淘汰下来，读了联大的哲学心理系。此人对于航空旧情不忘，曾用黄色的“标语纸”贴出巨幅“广告”，举行学术报告，题曰《防空常识》。他不知道为什么对“警报”特别敏感。他正在听课，忽然跑了出去，站在“新校舍”的南北通道上，扯起嗓子大声喊叫：“现在有预行警报，五华山挂了三个红球!”可不!抬头望南一看，五华山果然挂起了三个很大的红球。五华山是昆明的制高点，红球挂出，全市皆见。我们一直很奇怪：他在教室里，正在听讲，怎么会“感觉”到五华山挂了红球呢?教室的门窗并不都正对五华山。

一有预行警报，市里的人就开始向郊外移动。住在翠湖迤北的，多半出北门或大西门，出大西门的似尤多。大西门外，越过联大新校门前的公路，有一条由南向北的用浑圆的石块铺成的宽可五六尺的小路。这条路据说是古驿道，一直可以通到滇西。路在山沟里。平常走的人不多。常见的是驮着盐巴、碗糖或其他货物的马帮走过。赶马的马锅头侧身坐在木鞍上，从齿缝里咝咝地吹出口哨(马锅头吹口哨都是这种吹法，没有撮唇而吹的)，或低声唱着呈贡“调子”：哥那个在至高山那个放呀放放牛，妹那个在至花园那个梳那个梳梳头。

哥那个在至高山那个招呀招招手，妹那个在至花园点那个点点头。

这些走长道的马锅头有他们的特殊装束。他们的短褂外部套了一件白色的羊皮背心，脑后挂着漆布的凉帽，脚下是一双厚牛皮底的草鞋状的凉鞋，鞋帮上大都绣了花，还钉着亮晶晶的“鬼眨眼”亮片。——这种鞋似只有马锅头穿，我没见从事别种行业的人穿过。马锅头押着马帮，从这条斜阳古道上走过，马项铃哗棱哗棱地响，很有点浪漫主义的味道，有时会引起远客的游子一点淡淡的乡愁……有了预行警报，这条古驿道就热闹起来了。从不同方向来的人都涌向这里，形成了一条人河。走出一截，离市较远了，就分散到古道两旁的山野，各自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呆下来，心平气和地等着，——等空袭警报。

联大的学生见到预行警报，一般是不跑的，都要等听到空袭警报：汽笛声一短一长，才动身。新校舍北边围墙上有一个后门，出了门，过铁道(这条铁道不知起讫地点，从来也没见有火车通过)，就是山野了。要走，完全来得及。——所以雷先生才会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只有预行警报，联大师生一般都是照常上课的。

跑警报大都没有准地点，漫山遍野。但人也有习惯性，跑惯了哪里，愿意上哪里。大多是找一个坟头，这样可以靠靠。昆明的坟多有碑，碑上除了刻下坟主的名讳，还刻出“X山X向”，并开出坟茔的“四至”。这风俗我在别处还未见过。这大概也是一种古风。

说是漫山遍野，但也有几个比较集中的“点”。古驿道的一侧，靠近语言研究所资料馆不远，有一片马尾松林，就是一个点。这地方除了离学校近，有一片碧绿的马尾松，树下一层厚厚的干了的松毛，很软和，空气好，——马尾松挥发出很重的松脂气味，晒着从松枝间漏下的阳光，或仰面看松树上面的蓝得要滴下来的天空，都极舒适外，是因为这里还可以买到各种零吃。昆明做小买卖的，有了警报，就把担子挑到郊外来了。五味俱全，什么都有。最常见的是“丁丁糖”。“丁丁糖”即麦芽糖，也就是北京人祭灶用的关东糖，不过做成一个直径一尺多，厚可一寸许的大糖饼，放在四方的木盘上，有人掏钱要买，糖贩即用一个刨刃形的铁片楔入糖边，然后用一个小小铁锤，一击铁片，丁的一声，一块糖就震裂下来了，——所以叫做“丁丁糖”，其次是炒松子。昆明松子极多，个大皮薄仁饱，很香，也很便宜。我们有时能在松树下面捡到一个很大的成熟了的生的松球，就掰开鳞瓣，一颗一颗地吃起来。——那时候，我们的牙都很好，那么硬的松子壳，一嗑就开了!

另一个集中点比较远，得沿古驿道走出四五里，驿道右侧较高的土山上有一横断的山沟(大概是哪一年地震造成的)，沟深约三丈，沟口有二丈多宽，沟底也宽有六七尺。这是一个很好的天然防空沟，日本飞机若是投弹，只要不是直接命中，落在沟里，即便是在沟顶上爆炸，弹片也不易蹦进来。机枪扫射也不要紧，沟的两壁是死角。这道沟可以容数百人。有人常到这里，就利用闲空，在沟壁上修了一些私人专用的防空洞，大小不等，形式不一。这些防空洞不仅表面光洁，有的还用碎石子或碎瓷片嵌出图案，缀成对联。对联大都有新意。我至今记得两副，一副是：

人生几何

恋爱三角

一副是：

见机而作

入土为安

对联的嵌缀者的闲情逸致是很可叫人佩服的。前一副也许是有感而发，后一副却是记实。

警报有三种。预行警报大概是表示日本飞机已经起飞。拉空袭警报大概是表示日本飞机进入云南省境了，但是进云南省不一定到昆明来。等到汽笛拉了紧急警报：连续短音，这才可以肯定是朝昆明来的。空袭警报到紧急警报之间，有时要间隔很长时间，所以到了这里的人都不忙下沟，——沟里没有太阳，而且过早地像云冈石佛似的坐在洞里也很无聊，大都先在沟上看书、闲聊、打桥牌。很多人听到紧急警报还不动，因为紧急警报后日本飞机也不定准来，常常是折飞到别处去了。要一直等到看见飞机的影子了，这才一骨碌站起来，下沟，进洞。联大的学生，以及住在昆明的人，对跑警报太有经验了，从来不仓皇失措。

上举的前一副对联或许是一种泛泛的感慨，但也是有现实意义的。跑警报是谈恋爱的机会。联大同学跑警报时，成双作对的很多。空袭警报一响，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边等着，有时还提着一袋点心吃食，宝珠梨、花生米……他等的女同学来了，“嗨!”于是欣然并肩走出新校舍的后门。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湖时不同。这一点危险感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女同学乐于有人伺侯，男同学也正好殷勤照顾，表现一点骑士风度。正如孙悟空在高老庄所说：“一来医得眼好，二来又照顾了郎中，这是凑四合六的买卖”。从这点来说，跑警报是颇为罗曼蒂克的。有恋爱，就有三角，有失恋。跑警报的“对儿”并非总是固定的，有时一方被另一方“甩”了，两人“吹”了，“对儿”就要重新组合。写(姑且叫做“写”吧)那副对联的，大概就是一位被“甩”的男同学。不过，也不一定。

警报时间有时很长，长达两三个小时，也很“腻歪‘’。紧急警报后，日本飞机轰炸已毕，人们就轻松下来。不一会，“解除警报”响了：汽笛拉长音，大家就起身拍拍尘土，络绎不绝地返回市里。也有时不等解除警报，很多人就往回走：天上起了乌云，要下雨了。一下雨，日本飞机不会来。在野地里被雨淋湿，可不是事!一有雨，我们有一个同学一定是一马当先往回奔，就是前面所说那位报告预行警报的姓侯的。他奔回新校舍，到各个宿舍搜罗了很多雨伞，放在新校舍的后门外，见有女同学来，就递过一把。他怕这些女同学挨淋。这位侯同学长得五大三粗，却有一副贾宝玉的心肠。大概是上了吴雨僧先生的《红楼梦》的课，受了影响。侯兄送伞，已成定例。警报下雨，一次不落。名闻全校，贵在有恒。——这些伞，等雨住后他还会到南院女生宿舍去敛回来，再归还原主的。

跑警报，大都要把一点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最方便的是金子，——金戒指。有一位哲学系的研究生曾经作了这样的逻辑推理：有人带金子，必有人会丢掉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因此，他跑警报时，特别是解除警报以后，他每次都很留心地巡视路面。他当真两次捡到过金戒指!逻辑推理有此妙用，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联大师生跑警报时没有什么可带，因为身无长物，一般大都是带两本书或一册论文的草稿。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每次跑警报总要提了一只很小的手提箱。箱子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是一个女朋友写给他的信——情书。他把这些情书视如性命，有时也会拿出一两封来给别人看。没有什么不能看的，因为没有卿卿我我的肉麻的话，只是一个聪明女人对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满了英国式的机智，是一些很漂亮的Essay，字也很秀气。这些信实在是可以拿来出版的。金先生辛辛苦苦地保存了多年，现在大概也不知去向了，可惜。我看过这个女人的照片，人长得就像她写的那些信。

联大同学也有不跑警报的，据我所知，就有两人。一个是女同学，姓罗。一有警报，她就洗头。别人都走了，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她可以敞开来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另一个是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抗战期间，昆明有过多少次警报，日本飞机来过多少次，无法统计。自然也死了一些人，毁了一些房屋。就我的记忆，大东门外，有一次日本飞机机枪扫射，田地里死的人较多。大西门外小树林里曾炸死了好几匹驮木柴的马。此外似无较大伤亡。警报、轰炸，并没有使人产生血肉横飞，一片焦土的印象。

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用意不过是吓唬吓唬昆明人，施加威胁，使人产生恐惧。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为了反映“不在乎”，作《跑警报》。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

5年内29次轰炸昆明上千人遇难

在2015年昆明市档案馆公布的敌机进袭昆明市县一览表中，详细记录了日机从1938年至1943年间日本敌机轰炸给昆明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数据。1938年9月28日至1943年9月20日，昆明共遭受敌机轰炸29次，伤亡11479人，其中死亡人1024人，受伤10445人，房屋受损8734间。

敌机进袭昆明市县一览表

据记载，历次轰炸中最为强烈的一次发生在1940年10月7日，仅当次空袭就造成了伤亡160人，其中死亡民众达41人，造成难民66人，给昆明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极大的损失。1948年，中国文化信托服务社出版了《抗战建国大画史》，抗战建国史绩分类专表中便特别提到了1940年10月7日发生在昆明的这次激烈空战。

在当时的环境中，不论是政府要员、学者教授，还是平民百姓，都无一例外地遭受了日军空袭的伤害。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副会长张巨成教授介绍，在日本敌机对昆明长达6年的轰炸中，杨振宁、华罗庚、闻一多等人的住所都曾遇袭遭毁。在一次轰炸中，一颗炸弹刚好投放在华罗庚躲避的防空洞门口，华罗庚的耳朵被巨大的声响震出了血，更为惊险的是爆炸震塌了防空洞洞口，将华罗庚埋在了废墟之下。众人挖了2、3个小时才将他救出。

云南大学3次遭袭 中国造币厂昆明分厂被毁

除了西南联大，战火中的云南大学也同样曾历经摧残。张巨成说，云南大学曾先后遭受了3次轰炸，许多图书、校舍等在轰炸中被毁。

据悉，第一次轰炸发生在1941年10月13日，30多颗炮弹投向云大校园，造成了141间校舍受损、60多丈围墙被毁、4270册图书付之一炬。1941年5月12日，云大遭受了第二次敌机轰炸，此次轰炸摧毁了65间校舍、315册图书，另有1名校工受伤。发生在1941年8月14日的第三次轰炸则致使1名校工不幸遇难。

除了云南大学，当时的中国造币厂昆明分厂同样未能幸免于难。1940年10月13日，中国造币厂昆明分厂在轰炸中被毁，当时它刚刚才成立几个月。

1940年10月13日中央造币厂昆明分厂被日机轰炸照片

造币厂主任黄福祥在致财政部电上报损失情况的报告中写道：“保管股、电工间、木工间及工人宿舍全部均倒塌，其余各房舍亦大部震毁，幸物料库房及机体悉获保全，稽查队班长朱一鸣尽力值守，竟以身殉并重伤队兵一名轻伤两名。”

档案记载，在这次空袭中，中央造币厂昆明分厂一半厂房被毁，为保证工厂正常运行，该厂在昆明郊区租地建盖草棚，继续生产。而这次轰炸给中国造币厂昆明分厂造成的损失达162935元。

没有任何画面

比当年亲历者的描述

更能还原那些年

昆明的血色记忆

提起这段恐怖的经历，她仍然浑身战栗、泪流满面...

1938年9月28日，一个昆明人习以为常的阳光灿烂的早晨。15岁的少女赵阿芝手提一个小包袱，正急急从城外西郊马街往城里家中赶。她是回城接她妈到马街乡下姨妈家躲避日机空袭的。自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大举进犯，近半国土相继沦陷，为配合地面进攻，占领南京后，日机对我内陆重镇武汉、重庆、桂林、贵阳等地进行了惨绝人寰的狂轰滥炸，然而，南国昆明却一直风平浪静。老昆明人都不相信小日本打得进来，昆明是块仙乡福地，又地处西南高原，大江湍流，高山险峻，山隔水阻，有懂飞行的人估算过，日本飞机根本就飞不到这里。然而，随着战事一天天吃紧，人们的侥幸之心又都揪紧了。

空袭后的房屋

小阿芝不知不觉已来到小西门外的潘家湾，高大的城墙和城门楼就在眼前，只要再穿过一片苗圃地，钻进城门洞，就可以回家了……忽然，城门洞中一下涌出了许多人，都在跑，都在叫，尖锐的警报声响起来了！恍惚间，似乎有人在敲锣，有人在吹哨子，有两个骑单车的人，拼命挥动手中红色和白色的小旗子，边骑边嚷：“小日本的飞机来了！小日本的飞机来了！快跑，快跑……”小阿芝被潮水般的人流冲得几乎要跌倒，只好扭头也跟着人流往回跑。一个挑担子的妇女猛一下把她撞倒在地，手中的包袱骨碌碌滚落撒开，姨妈为她做的一双绣花鞋被后边的人踩来踩去，踢得远远的……她捂住痛得钻心的膝盖，大嚷：“我的鞋子！你赔来……”那妇女放下担子，赔笑道：“太对不起了，你等着，我帮你捡！”边说边跑过去帮她捡鞋。小阿芝后来仍记得很清楚，那是一张被阳光晒得黝黑的脸，她的头上，是一张农妇们常顶的阴丹蓝头帕。她放下的担子里，一头是苦菜，一头是瓜，叶子上还挂着露珠。说时迟那时快，几乎是眨眼之间，头顶上传来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紧接着“轰、轰、轰”几声巨响，强大的气浪和尘土再次把她掀翻在地，一大股刺鼻的硫黄味呛得她直咳嗽。飞机很快呼啸离去，在弥漫的烟尘中，她发觉农妇和前边跑着的几个人一下子不见了！摆在她前方是一个硕大的弹坑，还冒着烟。苗圃那边，惨叫声、呻吟声不断。忽然，有人尖叫一声，声音之惨，令她毛骨悚然。她顺着那人的目光看去，天哪，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弹坑旁的杨草果树杈上，挂着几根断肢残臂，还有一截血淋淋的肠子！……树枝上还吊着一块蓝蓝的东西，她定睛一看，妈呀，是农妇的头帕，浸透血的阴丹蓝头帕！她眼前一黑，昏死过去。

云南日报登载的日军轰炸昆明图片

不知过了多久，她醒来时，只见城墙脚、苗圃里到处是烟，到处是火，到处是惨叫和呻吟。被炸现场血肉模糊，一片狼藉。几个警察和闻讯赶来的市民在火堆土坑里走来走去，一位老警察向她走来说，小姑娘，你醒了？没炸着吧？算你命大呀……见她怔怔的不说话，老警察长叹一声：“惨哪，最惨的是一对母子。当妈的脑壳被炸飞了，脖子里血还在淌，一个不到一岁的娃娃，也被炸死在他妈的身边，小手还紧紧握着。我们赶到时，小人的手指头还在一动一动的……”

多年以后，当年的小阿芝、如今的赵妈妈提起这段恐怖的经历，浑身战栗，泪流满面：“那天我硬是昏了头，咋会让她去捡绣花鞋哩，悔不该呀……”在云南省档案馆里，可以查阅到日机首次轰炸昆明的当天，云南省防空情报处报呈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一份情况报告表。“空袭略况：1、巫家坝机场中弹80余枚。2、昆明市西门外潘家湾、凤翥街、苗圃等地中弹23枚，毁师校一部，炸民房37间，震民房29间，死94人，伤47人，牛、马各一头。3、我空军击毁敌机一架，焚毙敌空军5名，生获俘虏池岛1名。”

生获俘虏池岛图片

那些年，昆明简直成了人肉横飞的屠宰场...

李民生老人在寓所接受采访。李民生是抗战时期云南省防空协导委员会副主任、军委会昆明行营警备司令部副司令、昆明防护团副团长、云南省警务处长、滇军中将李鸿谟先生的四公子。提及当年的日机大轰炸，李民生目光暗淡：“当时我还太小，但父母和哥哥姐姐，还有我父亲的同事和朋友，曾向我讲述过不少骇人听闻的事情。一句话，那些年，由于日本飞机连续6年的狂轰滥炸，昆明简直成了人肉横飞的屠宰场……”

云南日报登载的日军轰炸昆明图片

自首次轰炸昆明成功，特别是占领了武汉、海南岛及越南河内的机场后，日空军凭借数百近千架性能优越的战机，组成强大的空中优势，有恃无恐，开始了对云南全境，重点是昆明市和滇越铁路、滇缅公路及滇黔公路各交通枢纽、重要桥梁、发电厂，以及各军工厂、机场等军事要塞的狂轰滥炸，图谋切断当时中国唯一的国际交通线和通向内地的物资运输线。李民生说，日机所到之处，如入毫无防御之境。用亲历其境的他父亲及同事的话来说，是“飞得之低，连翅膀上的膏药旗和飞行员戴的眼镜都看得一清二楚”“我们的高射炮也实在太差，敌机一来，轰隆隆，完全是放空炮，虚张声势而已，热闹是热闹，但只会在敌机下边开花，根本打不着它们”。更有甚者，日本的广播电台竟公开扬言，何日何时将派机来轰炸昆明。“就那么怪，到那个时候，它们居然就真的来了！”可见其无所顾忌的程度，完全不把你放在眼里。而机场停着的那些幸存的飞机呢，虽有一些苏制“蜜蜂式”战斗机，绝大多数是教练机，还多为老弱病残者，根本不是日本零式战斗机的对手。因此，只要防空警报一拉响，不仅是老百姓乱作一团地“跑警报”，机场上的各型飞机也纷纷逃命“跑警报”，疏散到其他机场去，否则，就只有袒胸露背等着挨炸的份了！当时云南的机场，除了昆明的巫家坝，还有嵩明的杨林、祥云的云南驿等。1940年，日机出动了40余架重型轰炸机，一次就将云南驿机场停放着的苏式飞机炸毁了30多架，蒋介石听后怒不可遏，下令将机场站长“就地正法”，并令有关飞行员挂上“耻”字胸牌。

云南日报登载的日军轰炸昆明图片

徐振环老先生，是至今仍健在的日机大轰炸的见证人。当时，他是昆华小学的学生。日机一来，正上课的孩子们都挤到窗边往外看。只见飞机飞着飞着就乒铃乓啷丢炸弹，都叫起来：飞机屙屎了！飞机屙屎了！……老师吓得声音都变了，大叫：快趴下！快趴下！钻到桌子下边！……日本飞机一炸，人人如惊弓之鸟，大家都开始跑警报，有钱的就往温泉、西山、滇池畔跑，没钱的则往山野乡间跑。当时平民跑警报较为集中的地方，有小坝外的波罗村；北郊的下马村、岗头村、司家营和龙头街；西郊的黄土坡、岷山和高峣等。徐振环的父亲徐经训是行伍出身，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上校参军兼护从、国民革命军少将兼广州宪兵司令部参谋长，对躲避轰炸很有经验，别出心裁地在离家不远的小西门城墙上凿了一个防空洞。由于有了这避风港，徐家得以在日后频繁的大轰炸中幸免于难。徐振环的父亲病故后，还被日本飞机“着着实实追撵惊吓”了一回。为父亲送葬那天，徐振环和亲人们披麻戴孝，心中祈盼着父亲平平安安地上路……不料抬棺的队伍刚走到正义路时，刺耳的警报声又响起来了！眨眼之间，满街都是惊惶奔逃的人们，送葬队伍也跟着拼命狂奔，一直跑到红庙村才将棺木暂时寄存。路上没掉一滴眼泪的徐振环，此时不禁抚着父亲难以入土的棺木，仰天痛哭！……

被轰炸后的昆明街道

双腿被高位截肢的辛惠仙老人，是至今幸存的日机大轰炸中的受害者。在《云南日报》宿舍区，老人说，1940年9月30日早晨9点多钟，当时仅4岁的辛惠仙吵着要吃东西，母亲拿了两个核桃，叫她用门框夹开来吃。辛惠仙刚走到门口，日机便呼啸而至。随着轰隆一声巨响，她一下就昏死过去。醒来后只觉得双腿疼得钻心。事发多年后，邻居马大爹才告诉她，惨哪！火光、浓烟交织成一片残酷的血腥场面。我奶奶、父亲、母亲、舅爹、姑妈、两个嬢嬢的躯体被烧得吱吱发响，焦煳蜷缩成一团，都分辨不出哪个是哪个了！最后是从他们的牙齿来辨别身份。特别是我父亲，眼睛被一颗大钉子戳进去，眼球血淋淋地挂在脸上，惨不忍睹……马大爹发现被震出屋外的小惠仙还活着，手中还攥着两个核桃，便把她抱在马家栏柜的柜台上。赶来的救助队员见她双腿的脚趾头已被烧焦脱落，把她送到英国人开的惠滇医院。她被简单包扎后，在院外的草地上睡了7天7夜，剧烈的疼痛使她昏死又醒来。第8天，外婆才千辛万苦找到她。她的腿已溃烂生蛆，不得不接连做了4次手术，双腿高位截肢。一天之内她便痛失7个亲人和自己的两条腿，成了无家可归的残废孤儿。

交三桥大惨案当天，昆明所有棺材铺的棺材都销售一空...

据徐振环老人回忆，1941年12月18日那天，上午9点多钟， 10架日本三菱双引擎轰炸机突然出现在昆明上空，见巫家坝机场停放着的一架欧亚公司的客机，正临时起飞逃往金殿方向，便穷追不舍。追至大东门一带时，忽见两辆美军十轮卡车拋锚停在交三桥上，狂奔逃命的数千市民，被死死阻塞于桥头和大东门城门洞前，于是灭绝人性地俯冲朝无辜平民投弹扫射。见人就拼命扫呀……此时正是人口最密集、道路最拥挤的时候。交三桥上的路面本来就很狭窄，又是太和街、环城路、小猪场三条街道的交汇处，跑警报的人涌如潮水，无法躲避，顿时人肉横飞，血光四溅，整整半座城，成了日机狂轰暴扫的流动打靶场……日机离开后，徐振环曾随大娃娃跑去看，只见到处躺着一排排被赶来的救护队收敛的尸体，交三桥侧的桥墩栏杆、城墙的墙壁上、路旁的杨草果树、电线杆上，糊满或悬挂着遇难者的碎衣、烂肉、断肢及内脏……桥下的盘龙江里，水面上还漂浮着血衣……徐振环老人说，一位金店老板遇难时，随身携带的金手镯、金戒指被炸得满天乱飞，引起一些人哄抢。一个抢金人于抓到的当天就被枪毙了。交三桥被炸的当天，昆明所有棺材铺的棺材都销售一空，有的街区甚至连草席都很难买到。“交三桥大惨案”之惨烈、伤亡人数之多，“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令昆明全城刻骨铭心、永志不忘。据后来到现场救助的警员和救护队员估计，死伤者起码有500人以上。后飞虎队研究会会长孙官生经过反复调查核对，初步确认“交三桥大惨案”的遇难者为365人，伤者则不计其数。

日本轰炸机在中国的天空中横行

就在昆明全城沉浸于“交三桥大惨案”的大悲痛、大恐慌、大绝望中时，大伙万万想不到，物极必反，仅仅两天之后，巨大的转折，一下出现在昆明的万里晴空——日本人的空中克星来了！悄悄地，不动声色地来了。

于“交三桥大惨案”发生的当天，陈纳德将军的美国志愿航空大队，结束了长期厉兵秣马的严格训练和艰苦准备，告别仰光吉桃机场，挥师北上，向昆明集结。1941年12月20日上午，跑警报的昆明市民觉得有些异样。怪事情了，明明听见日本飞机的轰鸣声，咋个又惊慌地飞走了呢？连炸弹也没丢一个……忽然天上传来一声接一声的巨响，胆子大的人钻出防空洞，大叫起来：快来瞧呵，小日本的飞机挨打了！打着了！一架，两架，栽洋头了……人们纷纷从防空洞、防空壕里跑出来，从山坡掩体、树丛中钻出来，天上突发的景象，令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架又一架平时不可一世的日机，在一群画着大嘴鲨鱼图案的飞机包抄、追逐、围歼下，起火，爆炸，拖着黑烟栽落山谷……

被轰炸后的昆明街道

徐振环老人是空战的目击者之一。他说，真是解恨啊，那天，天上的飞虎队员在咬着使劲，地上的昆明市民也在拍着巴掌、跺着脚使劲！两天前还被“交三桥大惨案”的血水、泪水泡得眼睛都睁不开的昆明人，一下子见着这种大快人心的场面，用狂喜这两个字都不能表达当时的心情。每击落一架小日本的飞机，人群中便发出一阵欢呼，人们忘记了这是战斗，忘记了还有危险，都在跳呵叫呵笑呵，尽管脸上还挂着泪水……徐振环说，那天的空战，不像是打飞机，而是像美国人说的那样——打野鸭，一群勇敢的鲨鱼在蓝天上打野鸭！

在飞虎队强有力的打击下，日本轰炸机再也不敢轻易来犯。丧失多年的昆明制空权，开始稳稳落入陈纳德和他的飞虎队掌心。

飞虎队旧照

我们铭记历史

不是为了仇恨

而是为了珍惜和平

这些人 这些事

永远不会被遗忘

来源：云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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