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7日，距2018年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衡水市第二中学（简称“衡水二中”）高三年级教室里，好几位被红布蒙着眼睛的同学正试图跨越堆在教室过道中间的一摞摞书。这是一个名为“跨越障碍”的游戏，是衡水二中为高三学生们在最后冲刺阶段准备的各类减压活动中的一种。

　　在衡水二中官网上的高考减压活动照片里，学生们脸上大多带着笑容，人们可能很难将这组照片和社会上盛传的极度严格的“衡水模式”联系起来。其实，疑惑并不仅限于此，以衡水中学为代表的“高考工厂”中学生的真实生活图景、“高考工厂”下学生的感受和改变等一系列问题，都像是笼罩在这简单的四个字上的迷雾。

　　印象

　　在被问到“对衡水这样的‘高考工厂’有什么样的印象”时，深圳外国语中学毕业生、北京大学中文系2017级本科生冼诗晴和北京四中毕业生、中央财经大学会计专业2017级本科生王怡雯的回答中都出现了“军事化”三个字。

　　“我感觉像衡水这种‘高考工厂’，一般整个学校的布局就会让你感觉非常的压抑，有点儿像监狱一样，铜墙铁壁的感觉。教学楼和教学楼之间、宿舍之间非常的紧密。路上和楼里，没有那种可以给学生放松休息的空间，比如草坪或者广场。”冼诗晴这样描述她印象中的“高考工厂”。她的母校深圳外国语中学以其英语教育、小语种教育、保送生制度，快速的发展速度而闻名于全市乃至全国。

　　然而，她也表示，因为自己接触到的“高考工厂”毕业生比较少，所以印象可能会比较片面，也可能会更接近媒体报道给她的感觉。

　　曾就读于衡水中学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15级本科生王淼回忆道：“衡水中学的苦我小学就听说过。小学英语老师嫌我们不努力时就拿衡水中学举例子，说他们跑操时前胸贴后背，一倒一大片什么的。那时候基本上就知道衡水很苦。”

　　奇迹一般的升学率神话和很苦的学校生活，这是王淼对那里最初的印象，也是这两点促使当时好强的她选择报名衡水中学。

　　这两点也是社会上大多数人对衡水中学的印象，而衡水二中及其和衡水中学的数个分校也推行着大同小异的体系。这些学校管理严格、时间规定细致到分钟、禁止使用手机等电子设备、竞争氛围浓厚，在这样的管理下，这些学校也诞生了许多高考神话，使他们被冠以“高考工厂”的称谓。

　　对于这些评价，衡水二中毕业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17级本科生王沐表示：“他们根本就没有在这些学校里面生活过，怎么会知道到底是不是这样的。”

　　体验

　　中考后有着很多选择的王沐，被“天下第一操”和校训“精神超越，永无止境”所吸引，最终选择了衡水二中。在他的体验里，衡水二中的活动是丰富多彩的，“高二有成人礼，高三有百日誓师、二百天誓师和三百天誓师，还有包括高考前的一系列减压活动。”

　　对于“高考工厂”中学生压力大的看法，他表示：“它就是不让你玩了，不会说别的怎么着压迫。没有压力，压力的话都是你们外界的人空想出来的。而且当整个集体都在学习的时候，你也就不会去感觉到不自在。”

　　在衡水中学，学号是根据排名滚动的。每三四次考试之后，就会以一个重要考试为节点。按比例算出一个班级排名并以此更换学号。“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刺激，刺激你去努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17级本科生王兆昱说。

　　“惯性大概就是，每个人都拼命，你如果不拼命就显得很奇怪。”王淼这样描述衡水中学的学习氛围。

　　但在王兆昱眼中，衡水中学也不全是拼命努力学习的学生。在他看来，衡水的学生有四类。第一类是男神女神兼学霸，学习成绩好，又会玩。会上自习课看小说、和老师顶嘴，也会逃课谈恋爱。她把自己放在第二类——大多数的好学生，学习好也很拼命。第三类是成绩不算好但是也很用功的，最后大多考上了不错的大学。最后一类则是不努力而成绩差的。

　　王兆昱对衡水一中的第一印象是“感觉速度快，节奏快。刚进去看高二高三的学长学姐平时都小跑着。”她在描述日常生活时提到，早晨起床之后先去跑操，都不是在宿舍洗漱的，都是把洗漱用具带到教学楼洗手间，有洗漱的台子，也有专门放用具的架子。 “休息时间，如果以一天为总体，除去睡觉、上厕所、吃饭，每天休息时间也就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如果以周为总体，休息时间是每周两到三个小时。”她这样描述衡水中学的日常。除她所说的这些之外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学习时间。

　　谈到高强度的学习，她表示：“遇到难题或者成绩不好，心里会有不好的情绪，但是那是一个封闭、单纯的环境，所以就还好。一直学习也没有很疲倦，因为如果有点疲倦会自己调节，唱唱歌出去跑跑步什么的。”

　　在这样的日子里也常有一些“插曲”。王兆昱记得，高三的时候自己跟班主任曾有过肢体上的冲突。

　　那是一次升旗仪式，当时学校的教导主任在讲台上告诫大家“不要谈恋爱”，这使得王兆昱突然想起自己初中同学和他女朋友为高考而将感情“存档”的故事。王兆昱和同学聊了两句这个故事，却不料身后的班主任一脚踢到她身上。

　　“当时我们班成绩不太好，教导主任发言之前有一个班级挑衅说我们班很差劲，是白痴。我们班主任就说，你都被人说成白痴了你还在这嬉皮笑脸的？说完就踢了我一下。”她记得，自己当时膝盖青了很大一块。

　　但她也补充道，学校的老师更像是父母一样的存在，“老师除了讲课、批改作业，还会找你谈心，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

　　纷纭

　　2017年3月，衡水中学平湖学校在浙江平湖揭牌，此举曾在浙江乃至全国引起“要高考工厂还是要素质教育”的激烈争论。4月，杭州市为此还召集知名学校的校长，召开关于“衡水中学现象”的研讨会。会上，杭州学军中学校长陈萍说：“浙江反对的不是表面上的哪所学校，而是忧虑一种教育模式与学校文化对浙江教育生态的危害。”

　　“浙江教育生态”，或者用它更广为人接受的说法——“素质教育”，向来是浙江等“教育发达地区”引以为豪的模式，也是早在1999年就出现在国务院决定里的教育发展方向。对此，王沐和他的爸爸回应“衡水模式”也是一种“素质教育”。王沐认为“能力即素质”。他父亲则说，“咱们现在对素质教育有明确的概念吗？我感觉没有。我自己也是当老师的，对于学生来说，素质教育就应该是规范的教育，系统的教育。规范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完成规定的事。”

　　毛坦厂中学毕业生、安徽建筑大学2017级本科生李金却坦言，自己本身的节奏和那里的节奏并不契合。因为在市内的安徽省蚌埠第二中学分班考试失利没能如愿考上重点班，李金抱着提高成绩的希望转到毛坦厂中学。

　　“这个学校主要就是管理学生方面做得十分严格，这个氛围并不适合我。而且老师教学水平和蚌埠二中没法比。所以我高二的时候又回到了蚌埠二中。”

　　他口中的毛坦厂中学被称为“亚洲最大的高考工厂”，每年输送上万毕业生，高考本科达线率达到90%以上。安徽毛坦厂中学创造的“高考神话”是落后地区基础教育“逆袭”的典型。在媒体和社会舆论的，以毛坦厂中学为代表的“超级中学”已经被妖魔化，但是对于这类“高考工厂”，众多学生家长依然趋之若鹜。这其中并不是没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网易曾做过一个“关于‘高考工厂’模式是否应该存在”的线上调查，共有65160人参与，70%的受访者认为“高考工厂”应该存在。

　　鲁东大学教授张济洲指出，这类模式之所以在饱受媒体和舆论诟病的同时，依旧能吸引众多中国县镇的高校和家长，原因深植于社会底层对阶层固化的焦虑和向上流动的期待。近年来国家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但是农村的教育整体薄弱状况依然突出。在城市各大中学处于素质教育和全面发展的竞争中时，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各类县镇普通高中因为教育资源的匮乏，为了高效率完成生产不得不采取非常规手段，包括军事化管理、题海战术等。

　　“对于‘高考工厂’的认识，如果仅局限于‘素质教育-应试教育’非此即彼思路或者就教育论述教育，那就忽视了影响教育背后的社会因素。这就是教育社会学批评传统教育研究方式的缺陷之处。”张济洲指出。

　　前路

　　 李洋（化名）今年34岁，这个年纪在河北省正定中学师资团队里绝对算得上年轻。自从参加工作起，他就一直在这所“不管从在校生规模（八千多名学生）、教职工数量（一千多人）、办学成绩，还是从社会声誉与地区影响力上看，都可以算是当地一所‘高考工厂’”的学校任职。

　　虽然李洋所在的中学已算“超级”，但他仍若干次到衡水中学进行参观学习。在衡水中学的官网内，有关外校参观考察的内容就多达一百三十余条，衡水二中的官网上也有诸如“一月之内我校迎来三次参观热潮”的多条新闻。

　　“全国各地慕名到衡水中学参观交流的学校和老师不计其数，足以说明，全国的基础教育都在学衡水，或至少都有想学‘衡水模式’的冲动。”李洋表示。

　　然而紧接着，李洋又补充道：“但从一线教师的角度看，没有人愿意采取衡水模式，因为那意味着放弃自己的生活、放弃学生的生活。”

　　众多媒体报道中，在这种模式下老师接近透支性的劳累却似乎是较少提到的。在描述自己的工作状态时，李洋就直言，目前一线教师的工作强度非常大。每天光备课的任务就包括大量做题、研究教育理论、研究课标、考纲、教材、写教案、集体教研等等，往往要“用类似吵架的力气完成每天累计至少三个小时的上课时长”。除了这些规定工作之外，更有一些临时性的、非教学性的事务。“在正常上班时间内，这些工作根本无法完成，所以，加班就成为常事。”

　　老师的困局之外，“衡水模式”自身的发展前景也难下定论。

　　来自北京四中的中国人民大学2017级本科生李力说，自己中学的老师也会经常给他们讲一些关于衡水的学习模式，“来激励大家一下”，似乎表现出对“衡水模式”的认同。他和王怡雯、冼诗晴或多或少都表示，“衡水模式”在当前的应试环境以及当地的教育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有可取之处的，但即使还有一次选择的机会，自己也不会去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这样的“高考工厂”就读。

　　在衡水中学、衡水二中的官网里，“全国十大品牌中学”都是极为显眼的招牌。随着接待参观带来的“软效应”和在全国设立分校带来的“硬效应”，“衡水模式”将越来越向他们期待的“品牌”方向发展。

　　“品牌”总是需要推广的。对此，冼诗晴认为，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会造成教育观念的差异，因此“高考工厂”实际上难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王怡雯认为，这一模式或许可以在“西北和西南等较为偏远、高考升学面临一定困难的地区”进行“试点”。王怡雯所指的地区占据了中国地图的一大部分面积，那里，或许更可能成为“高考工厂”的新天地，也能让“衡水模式”于偶尔输出出受挫时在整体上保持其地位。

　　李洋说，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既然人是复杂的，就不能保证现有教育方式的普适性，一种教育方式在一个孩子身上有效，但可能用在另一个孩子身上就完全错误，当下的中国社会会给教育‘犯错’的机会吗？”

　　文：宋思静 马靖仪 单诗雅 刘佳文 李佩云 刘羽乔 王馨婉

　　图片来源于网络

　　编辑：王夏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