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大隧道慘案發生於1941年6月5日夜，它與1938年6月9日的黃河花園口決堤、同年11月12日的長沙大火，並稱爲抗戰時期全國的三大慘案。

1941年春夏之交，重慶多晴朗天氣，日軍戰機趁機多次對這座“陪都”進行連續的狂轟濫炸。爲避開空襲，市民們均選在夜晚出入市區辦事易貨。然而，這一情況被日軍掌握，6月5日夜，20餘架敵機趁着夜色空襲了這座山城。淒厲的警報聲響徹長空，市民猝不及防，慌作一團，許多疏散不及的市民湧入地處校場口的市區唯一的公共防空大隧道內，約可容納四五千人的大隧道內，這天湧進了近萬人，人數比以往激增一倍以上。這條隧道原爲抗戰前所修建，擬從校場口的十八梯通往觀音巖，目的是減少行人繞道遠行之苦，不料勘測有誤而報廢，抗戰中即作了防空洞用。遺憾的是，當時國民政府對這一戰時民防設施卻沒有引起重視。該隧道出入口只有三處，而且採用的是斜坡梯級式，沒有足夠的通風、照明設備。

這天夜晚的空襲時間前後達三個多小時，敵機以3—5架一隊輪番進入城市上空轟炸。時間一長，加上天氣炎熱，幾近飽和的隧道內，便不斷有人發生呼吸困難現象。據此情況，本應在兩番轟炸間隙，讓羣衆出洞換換新鮮空氣，而且防空司令部中不少人也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向當時具體負責的重慶市防空副司令胡伯翰建議暫時解除警報，讓洞內羣衆出來一下，卻未被胡採納。胡伯翰這個人一向很自負，先是衛戍總部通信科集體創制的防空報警紅球，胡稱是他發明的，而當時的衛戍司令兼防空司令劉峙也稱其爲“伯翰球”，軍委會還爲胡伯翰頒發了勳章。而且有幾次，胡伯翰判斷敵機不會飛臨重慶上空，居然被他猜中，因此在司令部中很有威信，遇事誰也不敢和他爭辯。這次他同樣“力排衆議”，獨斷獨行，不準擅開洞門。然而，隨着時間一分鐘一分鐘地過去，洞裏情況逐漸嚴重起來，羣衆普遍感到呼吸越來越困難，從而出現了窒息現象，跟着引起了劇烈騷動。洞內有關人員見情況危急，忙用電話接連四次向外告急，要求出洞，胡伯翰依然下令不許亂動。洞內羣衆實在忍受不了，終於不顧一切地湧向出口處，人羣互相擠踏、撕扯，致使許多體弱者倒地，而出了洞的羣衆猛然一接觸新鮮空氣，又立刻倒在洞口不能動彈。求生的慾望使後面的羣衆繼續不要命地往前湧，以致於後面的人不斷壓在前面的人身上，越壓越多。洞口在地面下10多公尺，很快就被塞阻，後面羣衆再也無法出洞。由於情況猝變，洞外一時無任何救護措施，終於釀成近一萬人窒息死亡、駭人聽聞的“大隧道慘案”。

噩耗傳出，防空司令部頓時慌了手腳，空襲剛過，忙派遣擔架營前往出事地點進行救護和搬屍工作。說來可笑，這個擔架營居然由清一色的勞動總隊(勞教部門)中的扒手、慣賊組成，個個身強力壯，現在全部依靠這些扒手、盜賊去進行搶救，其結果可想而知。據當時在場的防空司令部有關人員解放後現身揭發，這幫人趕到現場後，不是忙着先搶救人，而是迫不及待地搜撿死屍的財物，大大耽誤了寶貴的時間，從而造成不少假死狀態中的受難者喪生。如果能及時將這些假死者搬出洞外通風或施以人工呼吸，他們是完全可以救活的。更令人髮指的是，有些受難者並未死亡，在歹徒們翻搜財物時，因掙扎而被卡死以滅口。而當官的居然也同樣精於此道。當時負責指揮現場搶救搬屍工作的是衛戍司令部交通處長姜吟冰和交通科長劉吉龍，他們發現這是一個發大財的好機會，於是便下令搜查每一個擔架兵的腰包，有一個擔架兵因爲反抗而被當場擊斃，演出了一幕黑喫黑的醜劇。他們將搜出的首飾、手錶、紙幣等用小汽車往劉峙家運送了三次(當時一般人都不知道運往何處)，這些不義之財爲劉峙大老婆所得。後來不知怎麼走漏了風聲，被劉峙的小老婆探聽到了，大怒之下，輒向姜、劉二人問罪，這二人無奈之下，不得不將其中的一部分送到劉峙小老婆處，風波才得以平息。

再說大隧道內外的死難者屍體，防空司令部動用了20多輛大卡車，經過一天一夜才運完。有不少屍體是從朝天門、臨江門和通遠門運出的，僅運往朝天門的屍體就有4000多具，用駁船轉運到郊外集體埋葬了，還有不少屍體被拋入江中，其慘狀目不忍睹。

大隧道慘案發生的消息不脛而走，舉國震驚，民衆怒不可遏，紛紛要求嚴懲責任者。蔣介石下令組織以吳鐵城、何成濬爲首的特別法庭進行審問。劉峙得到消息後，便通過賀國光向吳、何二人贈送了大批財物。二人竟沒有要劉峙出庭，只將副司令胡伯翰、防空情報所副所長鄒高競及救護、通訊等部門的負責人傳問了一下，口供都是事先擬好的，到庭後按擬好的問，按擬好的答，經審訊後得出的結論竟然是慘案是由突發情況造成的。最後只將胡伯翰一人撤職，劉峙僅受到撤職留任的假處罰而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