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李開復對面是一種持續的挫敗和絕望。技術要比人性更根深蒂固地活在他身上，那種感覺很像是跟Siri聊天，全程剔除人類情緒。這讓人產生一種不太對勁的迷惑：如果他參加圖靈測試，能通過嗎？

這種最大化的氣質只在一種狀態是合理的，那就是科學家的實驗室。這原本可以成爲一個最典型的科學家故事，一個天才，迷戀技術，與機器共存，活在實驗室裏。但顯然，李開復早在30多年前就放棄了這條路，這也是他的故事中最有意思的一部分——天才決定離開實驗室，投身複雜、渾沌、充滿侷限又充滿活力的商業社會，活在人羣中。

文丨李斐然編輯丨朱柳笛

攝影丨尹夕遠

最大化戰爭

李開復的西裝褲口袋是一個精確測試後確定的尺寸，它和最新款iPhone的尺寸貼合，既不會淺到放不進去，又不會深到不容易取出來。在重要場合，他會戴寬度7釐米的細領帶，比市面上大部分領帶細1釐米，因爲他經過實驗發現，這樣的搭配顯瘦。就連他的笑容，都像是一個受過專業訓練的職業偶像營業時的「idol smile」，這是他大部分照片裏的固定微笑的弧度。

坐在這樣的李開復對面是一場持續的心理危機。他的人生經歷被量化，像一個可查詢的數據庫，他的回答基本上全部出自他出版過的8本書，以及迄今爲止發表過的公開演講、訪談和文字記錄。如果你讀過這些內容，就可以準確預測他每一次的答案。因爲不管問題是什麼，他都會繞回到這些公開信息的範疇之內，邏輯落點始終是——「世界因你而不同」，每個人都要「做最好的自己」，而現在，我們應當關注「AI未來」。這些是他的自傳標題，也是他研究後發現最適宜大衆傳播的話題。

他的生活是一場最大化的戰爭，在有限條件裏，最大化時間，最大化效率，最大化確定性，不允許冗餘。偶爾助理給他在兩個時間段中安排了休息，會遭到他委婉的批評：時間沒有得到充分利用。

這場最大化戰爭貫穿了李開復30多年的職業生涯，他擁有一個商業偶像的完美履歷：畢業於學術頂尖的哥倫比亞大學和卡內基·梅隆大學，工作過技術最頂尖的科技公司，蘋果、SGI、微軟、谷歌，而後在2009年創辦創新工場，投身中國的創業熱潮。

在每一個階段，他都創造過最大化的奇蹟：在蘋果，他曾將尚處於實驗室階段的前沿語音識別系統，壓縮了1000倍後應用在當時的蘋果電腦裏；在微軟，他創建了微軟中國研究院，這成爲後來世界知名的微軟亞洲研究院，走出來許多AI領軍人物，被《麻省理工學院技術評論》稱爲「世界上最火的計算機實驗室」；谷歌中國也在他的推動下，從一個人到700人的團隊，實現了最具歷史意義的本地化。

過去10年中，他的最大化戰場是中國的互聯網創業。創新工場所投資的項目超過350個，已經誕生了17家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獨角獸，基金規模超過20億美元。「創業本身就是一場最大化。人們在創業環境中得到的成長，是在其他環境裏不會得到的。創業就是做出了有限性和無限性之間的連接，達到了人的最大化。」

技術造就的商業奇蹟，是過去10年間中國互聯網的獨特景象。技術高度集中化了效率，放大了個人的力量，讓所有人親歷了一場肉眼可見的奇蹟——一個創業者能改變所有人購物的方式，一個聊天工具能顛覆此前所有的通訊龍頭企業，一個網紅主播能直接決定一款口紅的生產……中國市場成爲全世界資本最爲矚目的新大陸，它吸引着一個又一個人投身這片土地的最大化戰爭，在這裏，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親手創造一場影響14億人的奇蹟。

「看到時代的變遷，看到迎頭而來的機會，總在想怎麼去調整自己，才能捕捉到這些機會。如果你讓我每天做一樣的事情，我會枯燥到死。」李開復說，「每一年我說不出來我做了兩三件很驚人的事情，好像就白活了。」

不過，這場最大化戰爭也多少吞噬了人性。在家裏，他陪家人的時間是經過精密規劃的最大化策略，「既不會少到讓她們抱怨我不是好丈夫、好父親，又不會多到影響工作效率」。妻子謝先鈴有次跟他吵架，氣到離家出走，不接電話，不回短信。結果，李開復選擇用技術回應。他在Google搜了大概1000條道歉短信，從裏面挑了50條比較接近他的口吻的，自己又寫了50條，湊成了一個100條道歉信的數據庫，然後寫了一個程序，每隔45分鐘隨機發送短信，不間斷地一直髮，連續發送到第三天的時候，妻子敗給了程序，認輸回家。

創業夥伴陶寧從微軟時代就認識了李開復，那時候，連跟他喫飯都是一場智力競賽，要一邊喫一邊玩難度極高的推理遊戲。她注意到，同樣使用語音輸入，李開復的語音轉化準確率要比周圍所有人都高。因爲他常年訓練自己，用機器習慣的穩定狀態說話，「不要只train機器，還要train自己」。

與他結識近14年的黃蕙雯是創新工場現任CMO，起初她並不想接受這份工作，就跟李開復說，北京霧霾好重，我不要搬過去。結果過了一會兒，她在微信上收到了他的答覆，他依次發來中國氣象局的監測結果、社科院的研究報告，以及第三方機構的觀察統計。李開復糾正她，準確的事實是，北京的空氣質量已經有了大幅改善。這構成了李開復強悍的說服力，但也讓黃蕙雯不得不衝他吐槽：「你一定要每天都過得這麼用力嗎？」

所以，坐在他對面是一種持續的挫敗和絕望。技術要比人性更根深蒂固地活在他身上，那種感覺很像是跟Siri聊天，全程剔除人類情緒。這讓人產生一種不太對勁的迷惑：如果他參加圖靈測試，能通過嗎？

這種最大化的氣質只在一種狀態是合理的，那就是科學家的實驗室。這原本可以成爲一個最典型的科學家故事，一個天才，迷戀技術，與機器共存，活在實驗室裏。但顯然，李開復早在30多年前就放棄了這條路，這也是他的故事中最有意思的一部分——天才決定離開實驗室，投身複雜、渾沌、充滿侷限又充滿活力的商業社會，活在人羣中。

與複雜共存

商業世界有一些暗號。特別是創業者見投資人時，他們一般不會直接說出自己的想法，你只能去捕捉一些訊號——聊天中他有沒有看手錶，中途接電話有沒有回來，如果聊了半小時他還在提問，要麼這次有戲，要麼他不懂這個賽道，想讓創業者幫他普及一下背景。最直接的失敗徵兆是，「我後面還有個會」。

但是，李開復會給出不太一樣的訊號。他愛談論技術，見他需要準備好充分的數據材料，以備他實時提問。他尤其鍾情於技術天才，有時甚至會打破自己縝密的時間規劃，跟他們多聊。可是，如果技術天才只講技術，他會直截了當地告訴對方，「你的想法太天真了。」

他的本質是一個計算機科學家。在成爲投資人、創業者、職業經理人之前，他是足以躋身世界一流的人工智能專家。計算機博士李開復設計過一款人工智能博弈程序Bill，擊敗當時奧賽羅棋世界冠軍；他還使用一種叫做「隱馬爾可夫模型」（HMM）的方法，建造出世界上第一套非指定語者連續性大詞彙語音識別系統Sphinx。學術界一種開玩笑的說法是，衡量一個人的研究高低，就去看他的論文能在多少年後還持續折磨着後輩入行必讀。而李開復的論文，直到今天還有程序員將其翻譯成中文，細細研讀，距離他發佈這些論文已經33年了。

走出實驗室後，他親歷過這個時代幾乎每一次最重要的技術變革，參與它們的落地。陶寧記得，即便在微軟、谷歌這樣的頂尖公司，想要讓技術進入產業也是一場惡戰，李開復要反反覆覆做演示，跟不同人羣磨合，他們之中大部分人不懂技術，「99%不是你的技術同類」，但他們又有自己的立場和顧慮，李開復的工作就是需要彌合這種人羣之中的認知差異。

商業是人構成的戰場，在這裏，贏的關鍵是學會與複雜共存。尤其在中國創業，是一場全世界最殘酷的戰爭。所有參與者將最大化推向極致，只有親自下場，你才能明白這種現實的顛覆性力量。天才的最大失利往往不是技術缺憾，而是誤讀了人，誤讀了人性，誤讀了人羣之中的風向。

在微軟的時候，到美國總部開會，坐滿一屋子的天才工程師總提中國盜版，討論的主題都是怎麼抓、怎麼告、怎麼正版化、能賣多少錢。「我說你們根本不懂中國人的思維，我就帶他們來中關村，教微軟的人怎麼理解中國市場。」

李開復設計了一套小實驗，他讓來北京的美國高管們先去一趟當時的電腦大賣場海龍大廈，每人發同樣的錢，買一個電腦回來，去親眼看看在中國做生意是什麼樣子。結果在中關村購物一圈，連最理性的CTO都陷入了中國充滿感染力的消費亢奮之中，回來熱情地跟李開復說，什麼都有，什麼都有，什麼都有！那是一種誰也阻止不了的商業生命力。只有親歷才能明白，你沒法跟一顆破土而出的種子講道理，靠理智否定它的生長。它會不惜一切代價活下來，最優解是與它共生。

過往的經歷把他訓練成一個務實主義者。2006年，他參加香港科技大學前沿研究討論會，臺上坐着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楊振寧，時任科大校長、物理學家朱經武，還有著名數學家、菲爾茲獎和阿貝爾獎得主邁克爾·阿蒂亞爵士。他們熱烈地討論「詩人科學家」這個議題，數學好美啊，數學充滿想象力，只有他不太同意。

李開復很客氣，這是他身上的另一個重要特質。他婉轉地提醒：「這個世界需要有像他們那樣偉大的科學家，留在高校研究院，來探索數學之美，但是也需要像我們這樣的工程師，來把它做成有價值的東西，解決人類的問題。這兩者缺一不可。」

他必須要學會在人羣中生存。王詠剛是創新工場CTO，也曾在谷歌工作了10多年。他知道，跟形形色色的人談技術，是個苦差事，講深了大家聽不懂，講淺了大家覺得沒有用。碰上完全不懂技術的人，尤其是傳統產業的老闆，也得講得下去纔行。他有一次聽到李開復不得不跟一個地方老闆解釋，「AI是一種新時代的Excel」，因爲Excel對他們來說已經代表了複雜，他耐心地解釋，「像Excel那樣，你把數據填進去，結果就能算出來。」

「我就沒有開復那樣的好脾氣，講不明白我就不想說了。但是他還是很有熱情，能在不同場合，耐着性子，讓所有人聽懂。」王詠剛說。

「市場接受了，技術就得到了承認；市場不接受，再奇妙的技術也不名一文。」李開復曾這樣寫道，市場是一切技術的試金石，只有不適應市場的技術，沒有不適應技術的市場。就算是地球上最偉大的科技公司，技術不能落地，也在市場一文不值。

整個過程都要對抗人羣中的懷疑、不解和誤會。智明星通的CEO唐彬森說，10年前覺得李開復不像個投資人，每天叮囑他關注技術趨勢，「老發一些沒什麼用的話」，「我們還在創業苦哈哈的，滿腦子想的還是人怎麼招啊，工資怎麼發啊，他老說要all in移動互聯網，老說比爾·蓋茨的名言，『人們永遠會高估一兩年的發展，而低估了未來10年的發展。』我當時心想，手機屏幕就這麼點大，性能又特別差，能怎麼樣？」

如今，技術奇蹟驗證了李開復的判斷。前不久，創新工場10週年紀念，他給李開復發了一條信息，「偉大的時代需要有偉大的想象力。」

然而，人羣之中，質疑總免不了。出現負面評論的時候，陶寧和李開復經常爭論。李開復希望能把事實解釋清楚，但陶寧告訴他，如果他相信，自己事業的目標是把技術落實進產業裏，就必須專注於技術的落地，「活在一種不理解中，學着與噪音、反對、誤解共存」，對這個世界說，那好吧。

「你說他沒有生氣過10分鐘、1小時，他肯定是不高興的，但是他得用理性的方式去處理。」陶寧說。「況且，創業中太多你想要做的事情，已經填滿你的時間了。像開復這樣從學界跳到工業界，面對客戶、投資人、產品、團隊，他已經生活在人羣之中了，必須學會接受過程中的噪音。」

這大概就是時代留在他身上的一種複雜性。他的技術信仰分成兩半：前一半是個科學家，能寫最複雜的論文，調教機器理解人類；後一半是個商人，能洞悉客戶的需求，教會人類理解機器。自始至終，他都是流動在兩者之間的人。

吞噬與救贖

技術將李開復的最大化戰爭推向了頂峯，他不僅要最大化技術在商業上的效益，還要最大化自己的影響力。

微博最熱的時候，他給自己的微博寫了一個AI程序，讓機器自動抓取實時熱門的話題，以及與他有交集的主題，以影響力排序轉發，連發送時間都是精準實驗的結果，間隔10分鐘發會掉粉，間隔40分鐘發又不能實現每天發送量最大化，衡量過後得到最優解，間隔30分鐘發一條，每天發送25條，以實現每天穩定漲粉的目標。機器全程模擬人類發送的隨機性，避開整點發布，以免留下機器痕跡，機器甚至能代替他自動回覆留言，爲他增加粉絲互動頻率，維持熱度。

那段日子，向來平靜的李開復持續生活在一種強烈的情緒衝擊裏，憤怒、喜悅、興奮、焦躁，所有血流都衝向大腦。他每天都會檢查自己的粉絲數，如果沒有達到增長預期就會不高興。他變得對最大化數值有所偏執，「一場演講沒有1000個人我就不去，每天微博不新增1000個粉絲我就不開心，一個記者來採訪我，讀者不夠多我就拒絕。」

一切都是最大化的工具。曾經的創新工場合夥人王肇輝結婚，邀請李開復致辭，儀式結束後，他發現李開復寫了中文發言稿、英文發言稿，在微博、推特、臉書全平臺上都發布了一遍。作爲新聞發言人的他感到高興和感動。但是，李開復大女兒上大學收到的父親的信，也被父親同步發在了網上。雖然贏得了點擊率，女兒卻非常不高興。

今天回憶起這一切，最大化影響力的念頭「就像腫瘤一樣長在我身上，頑強、固執，並且快速擴張」，直到疾病的突然到來。

在經歷了常年的熬夜、高壓、疲勞作戰的生活後，李開復的體檢報告裏檢測出腹部存在26個腫瘤，醫生確診爲淋巴癌四期。當整個中國互聯網在井噴似的蓬勃發展時，李開復花了17個月養病。最大化戰爭暫時休戰。

休假對於他來說，是一個非常陌生的概念。一開始，他還不能正確融入這種生活裏面。在動完手術的幾個小時後，他還試圖再度投入工作。他在家的臥室裏搭建了一個工作臺，用金屬臂把顯示器懸掛在枕頭上方，躺着回覆郵件。

因爲生病的緣故，他提前立下遺囑。寫遺囑的時候，他第一次認真注視自己手裏的筆，「那支筆曾在上萬冊書上簽名，暢銷的自傳，鼓勵中國年輕人努力工作、開拓事業的書，這些書每一本反響都很好，如今，同一支筆卻見證了我的失敗。」

寫完遺囑，他坐在母親旁邊，母親已患阿爾茲海默症多年，只能勉強認出他。直到那一刻他才意識到，自己最大化的影子還有另一面。自傳是一個朝氣蓬勃的故事，但對當時在美國陪讀的母親而言，那是寂寞的回憶。沒有親人，沒有朋友，兒子上課的時候，她只能在家對着電視，一臺一臺換。因爲語言不通，她只看得懂一個猜價格的節目，節目很熱鬧，但她也只能猜測這種熱鬧。從天亮到天黑，只有捱到兒子回家，纔有人跟她說話。

成功人生的所有細節都顯現了另一個模樣。在臺灣養病期間，他試着參與家裏的裝修，兩個女兒告訴他，過去他花了大工夫，把房間佈置成公主房，買小星星的貼紙，自己一顆一顆貼在天花板上，但其實，她們並沒有想要成爲公主。

小女兒說，她更想要收到爸爸的信，因爲爸爸過去經常寫信，寫給爺爺奶奶，寫給媽媽，寫給姐姐，但是他已經很久沒寫了，自己高中畢業的時候，還會收到爸爸的信嗎？

生病期間，李開復重讀了許多年前自己父親寫來的家書。原來早在他事業的最開端，父親就曾在信裏，反覆叮嚀 ——

「先鈴、開復：

先後接到你們來信，一則以喜，一則以慮（我未用『憂』字）。喜看開復的研究受到別人的注意、重視，但我要說一句話是，做學問的要有自尊心，但更要有謙遜心。學習是無止境的。」

經過了這麼多年後，他終於開始理解，和自己渴望的最大化不同，父親治學的根基恰恰是渺小。父親70歲的時候選擇當教師，教了幾十個學生。學生寫給他的訃文裏反覆提到這位老師謙遜的治學觀點，他相信研究任何歷史最忌諱的是「成見」，「歷史是沒有官方說法的」，自己的觀點也不是最終的答案，應該歡迎反駁，包容不同的意見。

「我才發現，他寫給我的每一封信裏都隱含着一些人生建議。他教我怎樣去做一個更好的人，不要爲了一些沒有價值的事情讓自己太忙碌，做人要謙虛，千萬不能驕傲。父親通過這些信，以非常溫和的方法來傳遞他的愛，而我感知得太晚了。」

在臺灣養病期間，住在他家附近的鄰居楊柏林是一位畫家。他看了李開復的故事，送來一幅畫。這幅畫是很多種顏色一起在流動，黑色包裹着紅色，藍色流向了金色，畫面正中央是蔓延開來的白色，如同水一樣，不斷流動，這是他所理解的李開復。

楊柏林說，他在李開復身上看到了自己。這位畫家一直以來的創作理念就是「影子和自我」，而在李開復身上，他看到這個主題的又一次呈現——「真實的我是影子的救贖，而影子的另一面，是我更遼闊的世界。」

回到人羣中

病癒回到工作中，李開復回到了他的平和狀態。他是一個始終很客氣的人，很少生氣，總是保持弧度穩定的微笑。最大化模式並沒有完全消退，連軸轉地飛行、演講、開會。妻子常常問李開復，「你到底要幾歲退休啦？」

他還不想退休，多久都不想。他還在享受流動在人羣中。今年秋天，李開復去烏鎮的世界互聯網大會演講，飛回北京沒幾天，又到釣魚臺國賓館參加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在會議間隙的大廳，遇到的幾乎每個參會者都會跟他打招呼，停下來聊一聊。他像水一樣流動在不同羣體之間，對決策者解釋技術的苦處，得給民營企業一些幫助，然後鼓勵研究員多參與實踐。

只是，贏已經不重要了。「經歷的災難多了，人就學得會客觀了。人從挫折中學到的東西，遠比成功裏學到的多。碰到好多問題，上報紙了怎麼辦，大會不能開了怎麼辦，他們說，開復你怎麼還這麼鎮定？我說我都被微軟告過了，這算什麼？我都得過癌症了，還怕什麼？」李開復說，「這一生活得已經很值了，得到了超過我能想象的很多東西，我已經很感恩了。如果我失去一切，那也值了。」

在互聯網世界，這也許是一種不合時宜的平靜。他的辦公室位於中關村，就在樓下吸菸區，休息時間會有許多掛着工牌的人聚在一起抽菸，他們鎖着眉頭，抱怨美國貿易管制黑名單、競爭對手使過的黑招、擴大市場的壓力……互聯網，一種焦慮、廝殺、競爭的象徵，是全世界最殘酷的競爭市場。焦慮是他們被這個技術時代所塑造的一種底色。

經歷過技術時代屢次變革，現在的李開復覺得，在10年中國互聯網中誕生的最有價值的不是產品本身，而是產品背後精於執行的人。「我覺得中國創業者是很強大的一批人，整體來說他們不會是很恐懼的人，一方面有自信，相信自己一定能完成，萬一真的做不成，那就公司關了再創一家，做一家倒一家，倒一家就再開一家，真正厲害的創業者都是這樣起來的。」

一個重要的領悟是，人的最大化，不能做簡單的量化。一個不能透露姓名的創業者說，當時他有一個合夥人，很多投資人不看好，都不願意投。但李開復對他說，「我知道這個事你肯定會踩坑，但我也知道如果出了問題，你也可以收拾得了，所以我們冒一點風險，還是會投。大不了到時候麻煩一點，幫你解決問題。早期多犯點錯誤，總比後邊犯錯成本小得多。」事實證明，他的合夥人果然出了問題，但這名創業者也的確熬過了這個錯誤，帶着公司成長爲市場的關鍵玩家。

最近，李開復開闢了一個新的最大化戰場——讓AI落地。

他在創新工場設立了一個人工智能工程院，給學生做技術夏令營，找傳統產業談合作，還聯繫了大學，幫忙設計人工智能的教材。作爲人工智能工程院的執行院長，王詠剛常常和他一起出差，去工廠考察。他在一家工廠車間呆了一天，生產線上1000多個人，王詠剛挨個去看每個人的工作，看看能不能用自動化取代。車間工人用很細的鑷子，貼一張小小的貼片。一個工人一整天困在自己的工位上，反覆這個枯燥的動作，拿起來、貼上，再拿起來、再貼上。這是一個亟需得到解放的重複性勞動，但是，今天的AI只能在虛擬世界起效，做語音和人臉識別還可以，一旦進入真實世界，又粗糙又笨拙，遠遠不能取代細活兒。

「那天出來我就在想，未來AI是一個無論怎麼想象都不過分的發展。讓它發展取代工人，這不是一個效率問題，而是一個人道問題。人類是不應該被困在這種枯燥的重複性勞動裏的，應該做一些更自由的事情。今天的AI還在非常非常早期的起步階段，如果AI真正能落地達到90分的話，世界會變得非常不一樣。這是我或者開復，以及一些做AI科研的人所相信的AI。」王詠剛說。

這又將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就像是他所親歷的每一次技術落地，又要跟決策者建言，又要面對陌生人的迷茫和質疑，想辦法讓人聽得懂，又要耐心勸服創業者相信，這背後是下一場技術奇蹟。但李開復似乎很享受這件事，每天連軸轉地面談，演講，參加討論。

1983年，李開復在卡內基·梅隆大學計算機科學系攻讀博士學位，那裏是世界人工智能尖端研究的前沿陣地。他的博士生研究計劃中這樣寫道：

「人工智能是人類學習過程的闡明，人類思考過程的量化，人類行爲的解釋，以及對智能原理的瞭解。它是人類瞭解自身的最後一步，我希望投身這門新的、有前景的科學。」

今天重讀這番宣言，李開復似乎的確在用自己的時間，踐行着這場實驗，他把自己訓練成機器的思維模式，量化自己的行爲，去教機器理解人類，更重要的是，通過對機器的理解，把它推向人類，實現「人類瞭解自身的最後一步」。

「我確實是用了20年的時間，才慢慢地瞭解他，他不是一個完美的人，也不是個最理性的人，他是一個像我們一樣的人，是一個領導，一個下屬，一個朋友，一個長輩，一個丈夫，一個父親，一個兒子，他是一個生活在人羣之中的人。」陶寧說，「他的主線是忠於技術，圍繞着技術他做了所有事情，做了研究，做了產品，做了投資，收集了人才，也獲得了很多朋友。技術改變了他的人生，他也因爲身處這樣的技術時代，改變了別人的一生。」

只屬於自己的房間

現在的李開復試着活在一場最大化的寬鬆裏面。他已經不怎麼再發微博了，自動定時發佈的程序已經終止了，他只會偶爾上去看看評論。過去看電影，他會按照IMDB排序，從9.2到6.5依次看，他在家裏裝了160T的服務器，確保他準確擁有全部6.5分以上的電影。現在也沒關係了。他最近在重看《教父》，看了好多遍，他現在喜歡教父那樣的英雄，說不上是英雄，卻也並不是壞人，一生與人性的種種複雜面共存，是一個活在人羣中的人。

李開復有一個祕密，那就是喫。他熱愛美食，也熱衷於研究美食。每年大董上新菜，他都會受大廚邀請試菜，跟大廚討論菜品。曾有一家出版社知道了他的美食喜好，想給他出一本美食書。但是，在李開復決定之前，王肇輝就直接拒絕了：「我說不行，只要我還在PR這個崗位上管事，就不可能有機會。我不希望開復的公衆形象變得不專注。我希望科技、投資是佔他人生符號99%的東西。不能讓人感覺不務正業，跑去做美食了，這不合適。我不同意這樣的事情出現。」

不過現在，這個祕密也不需要隱藏了。講述美食時候的李開復，有一種毫無掩飾的由衷快樂，他花了整整10分鐘時間，認真描述如何煮一顆最完美的雞蛋。這是他經過反覆試驗、調試，推算出的完美雞蛋烹飪數據。

他選擇谷歌工作的其中一個條件是，參與谷歌中國餐廳的籌建。幾乎每個和他在谷歌共事過的人都記得，每天中午的試菜環節，會看到一個神采奕奕的李開復點評菜，面試大廚，提很多專業問題。

現在不需要爭奪最大化流量了，他開始允許自己說點真正想說的話，喫到好喫的東西，他會給它們拍特寫，傳上網。其實，如果沒有其他人反對，李開復還挺想寫美食的。但是，他是一個溫和的人，不喜歡跟人起衝突。他也尊重別人的專業，只要是他認定的資深人士的建議，他大多會接受。所以，這個出版計劃最終流產，李開復只說了一句話，「那好吧。」

病癒之後，爲了讓更多人對AI感興趣，李開復願意去展露更多真實。他參加了奇葩大會。在去錄製的車上，他準備了一份詳盡的發言稿。助理提醒他，那兒鼓勵現場即興，你自由發揮就好啦。但這是李開復所不習慣的場景，他反問，「自由……怎麼自由？」

結果，奇葩大會收穫了嘉賓語音聲波最平穩的一期節目。錄製結束後，蔡康永跑來找他的助理：「開復在幹什麼啦，讓他來玩的，一上來就講課，也不跟我們打招呼，難道他是緊張嗎？」

習慣是不容易更改的，他還是喜歡活在精確的最大化裏。臨近採訪結束的時候，李開復展示了自己手機相冊，裏面有兩部評分7.9分的電影。「這是我最近發現的兩部電影，我還沒有看過。」他說回家後會把這兩部電影下載來看，所以此時此刻，寫稿還不能寫「李開復看過IMDB上所有6.5分以上的電影」，準確的說法是「所有6.5分以上的電影，減去兩部」。

生活也依然追求一種最大化，但如果沒做到，那也沒關係。李開復在家裏追求極簡，一切都要藏起來，相冊藏在抽屜裏面，電視藏在油畫後面，電腦藏在飄窗裏面，音響藏在房間隱蔽的壁龕後面。他試圖也把妻子的化妝品藏起來，爲此設計了一個能夠裝400個瓶子的鏡櫃，完美容納妻子現有化妝品。然而，住了一段時間後，滿載的鏡櫃外面不知道爲什麼又冒出來100瓶。於是，他從自己的護膚品裏拿了20瓶出來，也放在外面。李開復說，這是適應環境的新策略，既然要存在冗餘，就讓冗餘也搭配着來，在一種新的平衡裏，與冗餘共存。

他再一次開始寫信。小女兒畢業上大學那一年，他給她寫了一封不再公開發表的信。信的最後一段是：

「我問媽媽想說點什麼，媽媽讓我告訴你，我們非常愛你。我問她，這句話是不是應該說，我們愛你，比昨天多一點，比明天少一點。她點點頭，眼睛裏閃爍着一點光，那就像是在你小時候第一次聽到這句話時，同樣的光芒。」

後來不久，小女兒把回信文在自己的身上。一個是「Stay Gold」，它出自美國詩人弗羅斯特的詩，原意是，美好總是容易消逝（Nothing Gold Can Stay），但她改了一下，對她來說，美好也可以永不消失。另一個是一組數學符號，那是長大之後終於領悟的父親的關心，一個大於號，一個小於號。

今天的創業依然是一場最大化戰爭，但作爲親歷者，他也得到了珍貴的經驗：「最大化會發揮人的潛力，但也會犯錯誤。我學到的就是不要去算計到這麼細，分清楚哪些是自私的最大化，哪些是真正對世界有意義的最大化。」

李開復的家裏現在有兩間書房。一間是給外人看的，是他完美一面的呈現，乾淨到空無一物的書桌，所有物件都可以完美收納，曾經的獎狀、獎盃和畢業證書，整齊地排列在櫃子裏，是展示給世界看的戰利品。

另一間書房非常狹小，裏面完全沒有裝飾，沒有吊頂，沒鋪地板，抬頭就是黑壓壓的暖氣管道，屋裏只有一把歪到有點散架的椅子，勉強可以坐下。這裏放着他在家裏佈置的服務器，以及所有不想被外人看到的東西。

這裏藏着所有他生活的祕密回憶。曾經手寫給妻子的情書，父親寫的信，自己的病歷，過去工作用的舊名片，只對自己有意義的工作紀念物，亂糟糟地堆在一起。他跟自己約定，老了退休了，他就把這些回憶按順序整理好。但現在還不用，這樣就好。

只有在那個房間裏，他不用活在最大化裏。這是他精緻的家裏唯一一個亂糟糟的地方，沒有條理，沒有分類，不用小心翼翼。他時不時要去那兒維護服務器，跑數據的十幾分鍾時間裏，讀一會兒信，發一會兒呆，想念父親和母親。所有情緒都允許得到短暫的表達，懷念，生氣，懊悔，沮喪，難過，也有希望。這是最大化戰爭的一條縫隙，只在這裏，活着一個真實的李開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