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濮之戰發生於公元632年間，楚軍和晉軍在城濮一帶交戰，繼齊、楚召陵之盟和宋、楚泓之戰以後，發生在晉國與楚國之間的一場大戰。奠定了春秋五霸之一的晉文公稱霸的決定性一戰。

楚人對齊國的軍事行動，得到了魯國的支持。對於魯國來說，是不會放過任何一次削弱齊國的機會的。現在看來，唯一能夠阻止楚人稱霸中原的只有山西高原中的晉國了。認可宋襄公“仁義”之風，並讓其位列“春秋五霸”的人，多認爲晉國之所以對宋國施以援手，是因爲齊桓公重耳在他十九年的流亡生涯中曾經受到過宋襄公的禮遇(當時泓水之戰剛結束後不久)，所以纔在剛登上君位後就幫助宋國對抗楚國。

實際上這種想法有些過於感性了，對於真正的政治家來說，每作出一項決定都不會簡單的感情用事。在重耳的流亡生涯中，楚國也曾經給予他很大的幫助，否則重耳也不會對楚人作出“退避三舍”的承諾。其實晉文公當時作出這種承諾，就已經在表明，晉楚兩國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了。這種不失原則的承諾，比之他的兄弟晉惠公向秦穆公作出不可完成的承諾(割讓河西之地)，的確顯得更有遠見。

正如楚國採取了“圍宋救鄭”的戰術一樣，晉國也沒有直接對宋國施與救援，而是對楚國在河濟平原中的盟友——衛國發起了攻擊。在攻擊衛國得手之後，旋即向南，越過濟水，解決掉了楚國在濟水南岸的另一個盟友——曹國。如果按照正常的情況發展，晉楚兩國最後的決戰之處應該是在濟水以南的中原地區了。

不過晉文公最後還是將決戰的地點選擇在了河濟平原的中心一個叫“城濮”的地方。在春秋之時，河、濟兩水之間還有一條比較重要的河流，叫作濮水，而“城濮”的位置，正是在濮水之南。

實際上濮水更象是濟水的一條支流，而後來的歷史中，濮水的部分河道，也的確被看作是濟水的一個分支——北濟水的一部分，而我們在春秋之時所認定的濟水被稱之爲“南濟水”。由於黃河與濟水在歷史當中都曾經多次變道，要想具體弄清，這兩條河流在每一個時期的幹流是什麼流向，是非常困難的。對於我們來說，大致知曉它們的方位就行了。

簡單來說，現在的河南省濮陽市，是位於濮水之北，河水之南(春秋時期的河道)，水北爲陽，濮陽之名也因此而來;而山東的菏澤市則是位於濮水之南，濟水之北(南濟水)。而二水在將至泰沂山脈時，共同形成了大野澤。

晉文公選擇從濟水之南的曹國(現山東定陶一帶)，退至濮水之南的“城濮”(現山東湮城縣臨濮鎮)。表面上看，是爲了遵守當年對楚王所作出的“退避三舍”的承諾(一舍爲三十里，漢以前，一里約爲415.8米。三舍大約相當於現在的75華里)。而實際上，晉軍的這種後撤，一是爲了避楚軍的鋒芒;二是爲了與前來支援的秦、齊兩軍會合。

齊國與晉國聯手對抗楚國很好理解，因爲在晉軍到來之前，齊國在河濟平原的突出部——谷邑，正遭受楚軍的攻擊。而秦軍之所以和晉軍結盟共圖中原，則是秦穆公一直所希望的。當然，後來在秦國自覺有機會獨自在中原打出一片天地時，秦晉之好還是變成了秦晉爭霸，這種變化在下一節“崤之戰”中會有詳細的解讀。

如果仔細測量曹國與城濮之間的距離，其實並不止75華里，大約在120華里左右。不過所謂三舍之數，本來也不必太過細究。多退一點，反而更顯得晉文公是個守信之人。如果從表面上看，晉文公選擇在濮水南岸駐紮，有背水一戰的氣勢。但實際上，晉國當時並沒有這樣的決心。

所謂的背水一戰，是需要自燒渡船以示決心的。而晉國選擇在城濮這個重要的渡口處駐紮，恰恰是因爲剛剛登上君位的晉國，也沒有足夠的信心戰勝兵鋒正盛的楚軍。如果晉軍在城濮戰敗，他們可以迅速渡過濮水，然後延濮水之北，西向至黃河。在那裏有一個渡口叫作“棘津”，進入河北平原。晉軍正是從那裏渡過黃河，進入河濟平原的。

晉軍這次軍號行動的進軍路線，應該是先從“太陽渡”(也就是被滅的南北虢的所在地)南渡，然後延黃河南岸東行至洛陽盆地，再經由孟津北渡黃河進入河北平原(孟津就是當年武王伐紂渡河處，洛陽盆地進入河北平原的主要渡口)。而晉軍如果戰敗由“棘津”退入河北平原後，將可以按原路回到晉國本部(臨汾——運城盆地)。

如果從救援宋國，或迎戰楚軍的角度看，晉軍所走的這條路線並不是最經濟的。最直接的路線應該是在第一次渡過黃河後(太陽渡)，然後沿黃河南岸，經洛陽盆地，過虎牢關，進入中原，直至宋都“商丘”與楚軍決戰。問題是這條路線必須經由鄭國所控制的虎牢之地(也就是鄭國滅東虢所獲得的戰略要地，在鄭國一節中有分析過)。

而引發“城濮之戰”的原因，正是宋國由東向西進攻鄭國，以至楚軍以救援盟國——鄭國的名義，圍攻宋都商丘。因此如果晉軍走這條路線的話，實際上等於是必須與鄭國接戰。即使是取得了勝利，宋國也早已被楚軍所滅。因此晉軍所採取的這種“曲線救宋”的方式，在戰術上是非常合理的。而晉軍退避三舍後，看似背水一戰的佈陣方式，也正是爲自己留足了後路。

在晉軍聯合了秦、齊兩軍在城濮佈陣時，楚軍也將進攻齊地“谷邑”的軍隊調回，與圍攻商丘的軍隊會合後渡過濟水，準備與晉軍決戰。對於這場戰役，應該說晉楚兩軍都沒有必勝的把握。如果從整體實力來看，勢頭正盛的楚國，應該還略佔上風(還帶有淮河流域的陳、蔡兩國軍隊)。問題是遠在南陽盆地等候消息的楚王，面對三大強國的阻擊，也顯得信心不足。因此未能及時派遣足夠的援軍支援。

最終的結果是，晉軍險勝楚軍，楚國也暫時的推遲了稱霸中原的時間。直到21年後的公元前611年，那位“三年不鳴，一鳴驚人”的楚莊王，重新向中原擴張，在與晉國經過多次戰爭後，終於在公元前597年，在“邲之戰”中一戰擊潰晉軍，從而稱霸成爲了新一任的“盟主”。

而“邲之戰”的地點，正是在晉軍上次所繞過的戰略要地——“虎牢”一帶。那一次，楚軍是先滅了重新附於晉國的鄭國，然後再在虎牢之地與急於東出中原，維護自己霸主地位的晉軍決戰，並取得了最終的勝利。

應該說晉文公在位僅僅九年，就擊敗楚國成爲了新一任的霸主，是有一定偶然性的。不過就晉國當時的實力而言(已經完成了臨汾——運城兩盆地的整合)，進入中原稱霸，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晉文公的兒子晉襄公，以及在楚莊王死後，登上歷史舞臺的晉景公、晉悼公，也都曾經稱霸一時，甚至被列入“春夥五霸”的候選名單。

相比於晉國的風光無限，無非也是看清了晉國的整體實力強於秦國，暫時不願意與之全面對抗罷了。晉國聯盟後，進入中原征戰的過程中，而年事已高的晉文公並沒有讓他等太久，在他去世之後，秦國的機會終於來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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