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來源全媒派，創業邦經授權轉載。

1968年，美國非虛構小說《夜幕下的大軍》甫一出版， 作者諾曼·梅勒就因“融合文學寫作和新聞報道”的敘述方式捲入輿論漩渦 。他並沒有急於爲自己的小說辯護，而是倡導人們嘗試這一全新的寫作方法。2013年，他在《紐約客》寫道，“依據我隱約的直覺，新聞的問題在於記者必須保持客觀，這無疑是世上最大的謊言之一。”

也許是受諾曼·梅勒的影響， 此後許多作家在自己的小說中加強了主觀性 。舉個例子，澳大利亞作家安娜·芬德在《祕密警察的國度》一書中記錄了冷戰期間的東德，本該是客觀的旁觀式描述，她卻以第一人稱的自述開頭：

宿醉之後，我在亞歷山大廣場站的人羣中走着，就像是駕駛着一輛汽車，頻頻因爲錯誤估計距離，刮蹭到垃圾箱和貼着廣告的路樁。明天，這些淤青就會在我的皮膚上蔓延開去，就像是用底片顯像那樣。

——《祕密警察的國度》節選

過去50年來，非虛構創作的“信徒”都在模仿這一寫作方法， 用虛構小說的手法撰寫真實的故事， 虛構事件人物爲角色，改編採訪記錄爲對話，重建故事情節爲場景，《帝國》《名利場》《紐約客》都頻頻刊登這類報道。“非虛構”這個詞，已經不再新鮮，它成爲了新聞界的日常。

但我們真的已經理解非虛構了嗎？大多數人仍然將之定義在狹隘的文字陣地，比如特稿、小說寫作等等。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跳出文學，縱覽四檔非虛構播客節目，探討非虛構寫作和音頻這種傳播介質融合的可能性。

Serial：用第一人稱講故事

將寫在紙上的敘事新聞講出來，可能會產生1+1>2的效果。播客主持人將文字轉述爲音頻，受衆就像是直接聽到了作者的敘述，強連接由此形成。如果播主擅長創作播客畫風的內容，那麼聽衆自然會接納聲音背後的人，就像風靡全美的犯罪系列播客Serial的主創Sarah Koenig一樣。

Koenig就像是千千萬萬聽衆的好朋友一樣，和他們一起去尋找1999年女學生Hae Min Lee謀殺案的真相。可惜的是，在Serial第二季中，Koenig和聽衆之間有些疏遠了，因爲她沒有采訪被捕的Marine BeauBergdahl。不過，當她在第三季中迴歸時，緊湊而飽滿的寫作風格重新獲得了聽衆的信任。

在政府大樓的電梯裏，各種各樣的人緊靠着待在一起，放眼整個國家，這樣的地方也是屈指可數，每每想到這，我就感到樂觀。我喜歡想象着，我們所有人都如此近地貼在一起，蹬着實穿的高跟鞋，或是穿着Timberland的靴子，或彆着美國國旗樣式的胸針，或粘着假睫毛，或散發着Axe古龍水的味道，或嵌着整形科的填充物，或繡着淚滴形狀的文身，也許端着咖啡。當電梯門打開的一剎那，我們魚貫而出，抵達各自的樓層，沒有人流血，也沒有人流淚，這是一個微小而又讓人開心的節點，提醒着，我們在一起。

——Serial第三季第一期節選

新播客節目Serial的製作對Koenig來說並不陌生，因爲她曾經在The American Life做過十年製作人。但兩檔節目的最大區別在於，Serial不再受限於播放長度。 播客節目的時長可以根據需要而定，每一集、每一季都沒有固定的時長限制。 正因如此，製作人Koenig和Julie Snyder才能夠專注在矛盾和疑點上，隨着案件調查過程的推進以呈現來龍去脈，而不只是平鋪直敘。這無疑是他們的絕招，給聽衆以“聲臨其境”的現場感，催生了熱烈討論劇情的Reddit小組和粉絲俱樂部。

Serial走紅的另一因素則是將Sarah本人構造成故事的角色之一，不過，這是一個偶然的想法。2016年，Snyder在悉尼歌劇院對觀衆說，“我覺得她最開始不是很喜歡這一提議，但我指出……這不是技巧，也不是在迎合些什麼……這是爲了服務整個故事，你需要爲了這個故事去親身體驗這件事，這個故事因爲無數的細節而顯得真實，唯一能讓聽衆瞭解到細節的重要性的方式，就是讓Sarah告訴我們，她是怎麼做的。”

Sarah的加入拉近了節目和聽衆之間的距離，實際上，聽衆們覺得自己更像是在扮演調查者的角色。《哥倫比亞新聞評論》讚揚了Koenig在提高新聞業透明度進程中的貢獻。Snyder回憶說，有時候她會說“我不知道怎麼做，我不知道這個點重不重要。”事實上， Sarah Koenig大方承認自己的無知和困惑，不僅沒有降低她記者身份的可信度，反而還加強了人們對她的信任。

ZigZag：播客主持人和聽衆在一起

Serial的走紅揭示了聲音的魔力，更重要的是，它點出了播客這種媒介的本質。所有在電臺工作過的人都瞭解， 聲音天然具有建立親密關係的能力 。20世紀30年代，時任美國總統的富蘭克林·羅斯福利用爐邊談話節目，通過收音機向全美人民宣傳。經由電波傳過來的沉穩聲音，安慰了身處經濟危機中的美國人民。在Snyder的口中，廣播就是“移情機器”。

但與廣播相比，這一特性在播客節目中體現得更爲明顯。因爲人們通常帶着耳機收聽播客節目， 這是一對一的體驗， 在保護隱私的基礎上保證了聽衆的集中力 。還有一個原因， 播客作爲一種可以選擇的媒體，爲親密關係創造了理想條件 。反觀廣播，每個時間段收聽到的都是不一樣的節目，而一旦轉動按鈕，又是一檔完全不同的節目，聽衆和某個廣播節目之間的聯結並不強烈。播客的優勢在於，主持人預設聽衆對節目感興趣，因而能以更放鬆、更真實的聲音與聽衆交流，加強彼此的聯繫。

在獨立播客網絡Radiotopia主持節目ZigZag的Manoush Zomorodi 用一個詞總結了廣播主持人和播客主持人之間的區別——“擁抱” 。同樣是Note To Self這個節目，當她在紐約公共廣播電臺WYNC做主持人時，她與觀衆之間的互動熱情誠懇，但主持人的專業感不免帶來距離感；但當她開始做播客，節目的粉絲在公共場合向她張開了懷抱。

2016年，她在悉尼舉行的播客會議上將播客歸結爲：“我陪着他們，一起從地鐵站回到家裏，我和他們在一起。”而且，無須受到監管限制使播客主持人的發揮更加無拘束，這進一步縮短了耳機兩端的距離。Zomorodi強調，“我們是朋友。”

Town：別出心裁的剪輯讓影響力倍增

調查類播客節目Town是久負盛名的皮博迪獎得主。 它完美地融合了非虛構新聞的傳統和音頻新聞的優勢 ，在首播第一週就獲得了1600萬的下載量。這檔節目的劇情圍繞着John B. McLemore展開。（編者注：此人是真實存在的，節目的前期由他本人蔘與，親口敘述Town的種種荒謬；後期McLemore自殺了，節目圍繞其親屬的遺產爭鬥展開） 

McLemore是一名40多歲的古董鍾修理工，住在Town（注：McLemore稱他的居住地爲Shit Town）,對應着現實中的阿拉巴馬州。如果是非虛構新聞的寫作者來操作，讀者只能享用發表在紙上的細節盛宴。 而Town可以帶着聽衆一起，親耳聽到McLemore以美國南方特有的、單口相聲般的節奏，發表着關於氣候變化、欺騙和無知的演講。

我們就是一個“該死”的國家，到處都是雞屎、馬屎，到處都有人打小報告，實在是糟透了，整天嘮嘮叨叨的，到處都是肥仔、軟蛋，社會都畸形了，天天偷看窗外，窺探四周，在手機上偵聽別人，在小孔裏、在“該死”的門縫裏窺視、偷聽別人。

——Town節目節選

節目製作人Brian Reed和Julie Snyder併入了歌劇音軌，配合McLemore的咒罵， 找到兩軌融洽且能凸顯McLemore風格的平衡 。隨着咒罵高潮的來臨，歌劇不斷走高，McLemore沉沉地嘆了一口氣，以意想不到的溫和語調說道：“我得喝點茶。”

將高雅的歌劇和文身、乳環等元素放在一起，似乎顯得有些格格不入。但是 人類聲音自帶的情感，以及阿拉巴馬州小鎮故事的誘人節奏，蓋過了歌劇的光彩。

通過Town，製片人Snyder和Reed取得了驚人的成功：製作了一部非虛構音頻小說。Reed毫不掩飾自己的主觀色彩，引着聽衆接受自己的觀點。例如，在第二期中，他“帶着”聽衆一起去McLemore的朋友Tyler開的文身店，在那裏遇到了一些討厭的人。他坦白了自己的不滿。

Reed：爲了（在這個鎮子上）保持低調，我假裝去做很多讓我非常不舒服的事情，例如，當有人在剛開始交談的幾分鐘裏對我說話的時候，我作爲一個佩戴麥克風的製作人，我假裝一點也不喫驚、難過或是害怕。那些話帶着種族歧視的色彩，無比荒謬，不停地重複一個可怕的單詞。

BUBBA：你知道，我們有免稅勞工。但這和一幫採棉花的“黑鬼”（注：在Town上仍存在嚴重的種族歧視，在酒吧聊天，當地人常常稱非裔美國人爲

‘nigger’）沒關係。我們努力地工作，我們得到的所有都是我們賺來的。

——Town節目節選

在隨後的幾集裏，Reed表達了自己對故事另一重要人物Tyler模棱兩可的態度，這不是一個可以簡單定義善惡的人物。當Reed得知McLemore自殺的時候，他記錄下了自己對這一消息的震驚反應，進一步放大了情感的複雜性。除此之外，Reed在對McLemore的家庭調查進程中，像Koenig一樣不掩飾自己的不確定，這也增加了故事的吸引力。

Wrong Skin：小衆故事進入主流視野

Richard Baker是澳大利亞著名報紙《時代報》的一位知名調查記者。 他曾和Michael Bachelard共同主持一檔屢獲殊榮的播客節目—— Phoebe's Fall（《菲比的墜落》） ，調查一位年輕女性在豪華公寓樓垃圾槽中的離奇死亡事件，同時還揭露了這起案件中警察的調查失職。這檔節目在年輕女性羣體中迅速走紅，促成了死因調查的進展。

知名播客製作人SiobhanMcHugh也是Phoebe's Fall的主創團隊之一，負責爲腳本、結構和剪輯提供建議，幫助記者和主持人適應這種新的媒介。 音頻敘事有優點，也有缺點， 比如對實時播放的音頻來說，分量和節奏至關重要，也沒有辦法像視頻停格一樣操作音頻。 

Baker還挑戰了另一樁更難的案件，將其改編爲播客。1994年，在西澳大利亞，一名年輕女子突然死亡，同時她的男友也失蹤了。這對年輕的戀人是澳洲土著居民，據說他們的關係使當地長老憤怒，因爲當地有傳統禁忌，而他們分別來自兩個本不能結合的家庭。這次結合，就是一場錯誤（Wrong Skin）。根據先前的約定，這名年輕女子應該是另一位年長男子的童養媳。

複雜的故事劇情，在展現傳統文化和現代法律的碰撞之外，同時涉及權力、腐敗和貪婪的命題，涉及了價值數十億美元的礦業稅。 這個故事在與世隔離的美麗土地上發生，向世人傳達着連澳大利亞人都很少聽到的原住民的聲音。

可以說，這個故事具備了成功播客節目所需的所有因素，情感充沛，陰謀重重，結局不明， 但考慮現實，這個節目的製作難度很高 。

Richard Baker承認，不管是哪一種媒介，Wrong Skin都是一個艱鉅的任務：“大多數觀衆不瞭解Wrong Skin講述的故事主人公和發生地，而Phoebe's Fall不一樣，它的主人公和很多人一樣，是受過良好教育的、漂亮的白人，因此，Wrong Skin的吸引力也許會大打折扣。但是我認爲這個故事很飽滿，能給聽衆提供新鮮內容。這就是最好的反饋， 許多人說自己原本對原住民的歷史和文化一無所知，但通過Wrong Skin學到了很多 。”

經過一年的籌備，Wrong Skin在2018年7月上線，一個月內上線了6集，同時上線的還有一個多媒體網站。這一系列播客節目的製作挑戰很多，比如主流受衆難以理解帶有原住民發音特色的英語（英語通常是他們的第三或第四語言）。 但主創團隊堅持讓受衆聽見這些常常被邊緣化的聲音 ，併爲此採用了圍繞聲音編寫腳本的方法。

故事的發生地是西澳大利亞州的金伯利地區，與法國面積相當，但只有4.4萬人居住。 遠離墨爾本、地域遼闊、交通不便，因爲這些客觀障礙，主創團隊有時只能進行電話採訪，有時會遇到信號接收不良的情況。

而且， 這一地區居民的文化和政治敏感性極高 。一些原住民（自稱blackfellas）認爲非原住民（whitefellas）沒資格講原住民的故事。而其他原住民則認爲，既然大家都生活在澳大利亞，如果澳大利亞人能儘可能多地瞭解原住民連綿6萬年之久的歷史和文化，那麼更有可能實現共贏。因爲Baker早先接觸過原住民，就由他繼續和原住民打交道，調查整個故事。除此之外，製作團隊聘請了一名原住民顧問，提醒整個團隊可能出現的逾矩行爲。根據建議，製作團隊對最終的劇集做出了一些調整。

Wrong Skin的製作班底幾乎都是Phoebe’s Fall的原班人馬，製作流程也類似。Siobhan McHugh依舊負責聲音的層次感，例如音樂營造的氛圍等等。在Phoebe’s Fall的製作過程中，教記者學會使用聲音而不是文字來講故事是艱難的。McHugh常常在聽完一集初稿之後，不斷說着天書一般的要求， “讓它呼吸。” 採訪內容的呈現需要“空白”，比如音樂停頓，讓聽衆能夠吸收聽到的內容。

在第二次合作中，工作人員開始理解McHugh的要求。“用你的耳朵想想”，這意味着首先要做好基本工作，比如保證麥克風在穩定的狀態下錄音，儘可能減少背景噪音。但與此同時， McHugh強調聲音的無限可能 ，一聲獨特的鳥叫、磅礴的雨聲、體育比賽中的歡呼聲等等，這些聲音都有可能會激發聽衆的想象。

對聲音的意識提高了節目的聽感。在Wrong Skin中，顧問Wayne在河流中發出的巨大水濺聲，狗喘着粗氣，聽衆似乎能直接感受到河流的存在。 學會“思考聲音”是Baker的重大轉變， 當他參觀故事女主Julie Buck的墳墓時，他敏銳地察覺到：“在我考慮要說的話之前，我要確保錄到不斷邁近的腳步聲，風吹過的聲音，她安息的地方是那麼孤獨。在Phoebe’s Fall中，我絕對不會想到這麼做。”

Baker撰寫的腳本也更適合音頻。他學會描述自己在錄音時的場景，以及交談對象的容顏，彌補場景的空白。

第一次見到Joe時，就覺得他很愛笑，看起來就是一個剛滿70歲的男人，戴着一頂大牛仔帽，像這個地方的許多男人一樣，穿着藍色長袖襯衫，蓋住了寬闊的胸膛。他對年齡的唯一讓步，是棕色大眼睛前蒙着的一層薄霧。

——Wrong Skin節目節選

Baker的另一重大轉變是對調查內容有了自己的回應。

在新娘的問題上，我陷入了沉思，一邊想着我有什麼資格質疑他們數千年來的文化習俗；一邊又很想知道，一個女孩，比如我自己的10歲女兒，在被許配給一個比自己的年齡大一兩倍的男人時會想些什麼。

——Wrong Skin節目節選

主觀視角的代入幾乎是播客節目不可缺少的。Baker坦白，以前他很反感第一人稱寫作，“在紙媒記者的寫作訓練中，事實二字常掛在嘴邊。”但是，通過音頻的情感力量講故事是另外一回事。Baker補充說：“對於收聽者而言，無論主持人的自我評價如何，他們都想知道你對故事的想法或感受。”

對新聞報道而言，深度採訪是重要的組成部分，但 在播客節目中，深度採訪撐起了整個節目。 Baker發現，他必須根據當地的地理環境和文化調整自己的調查方法，“在金伯利地區，作爲一個局外人，如果你不能放鬆下來，入鄉隨俗，隨大流，那你就會覺得沮喪、疲憊，你的言行舉止會讓當地人不想和你說話，更別說信任你了。我在當地就順其自然，和一個人見面之後，突然人們一個接一個地說要認識我。”

在Phoebe’s Fall中，Baker的語調是冷冰冰的分析師語調。到了WrongSkin，他的調查技巧依然紮實， 但他的敘述更加帶有個人情感 。“我仍然奉行‘少即是多’的準則，如果謹慎使用主觀視角的寫作和腳本編寫，將會迸發更大的影響力。”

得益於以上提到的種種嘗試，這則播客節目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在5月的澳大利亞播客獎中獲得了澳大利亞年度播客獎和最佳調查播客獎，又在2019年6月的紐約廣播節上贏得了金獎。但是Baker最樂於看見的是， 這片澳大利亞古老土地的生活與傳說吸引了聽衆，爲更多人所熟知。

文字是最通用的媒介，但並不是唯一一種。儘管詳實的描寫能夠極大地激發讀者的想象力，但真實情境和讀者感受之間依然隔閡不淺。或許， 用聲音來填補文字和情境之間的空白，會成爲非虛構作品煥發生命力的絕佳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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