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江蘇省政府公佈了一組數字：該省"十三五"時期的脫貧致富奔小康工程實施4年來，已實現脫貧254萬人，脫貧率達到99.99%以上，目前還剩6戶、17人未脫貧。

消息一出，隨即在網上炸開了鍋。

"有零有整，怎麼會這麼準確？""這17個人看來壓力不小"……熱議之中，很多人或許仍不敢相信，"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中的第一個百年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真的要在當下中國實現了。

"6戶""17人""99.99%"本是一組普通的數字，但在很多人的"常識"裏，不要說真正實現脫貧，哪怕是精準掌握這些數字都是不可能的，這也是不少人對脫貧攻堅成績有所懷疑的潛在"依據"。

殊不知，這些數字的背後，一場轟轟烈烈的治理革命正在推進。

確實，如今的中國正置身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城鎮化率達到60%，有了龐大的中等收入羣體；改革開放40多年來，8億多人口脫貧，全球範圍內每100人脫貧，就有70多人來自中國。

中國歷史上並不乏"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但在大變局的過程中保持政治社會穩定，並且穩紮穩打贏得了一場偉大的脫貧鬥爭，卻是當下時代獨具的特色。

只不過，這場治理革命並非自生自發的，而是一系列制度建設和廣大幹部羣衆共同努力的結果。脫貧攻堅成績的取得，顯然受益於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國家的持續發展，尤其是和改革開放40多年來的國家轉型密切相關。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國家一直是一個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發展型國家。中央雖然在20世紀80年代就進行了有計劃的扶貧開發，但其基本導向仍然是開發式的扶貧，通過經濟發展來解決貧困問題。這一扶貧思路在"一窮二白"的發展中國家，是再正確不過的。

但它也存在着難以逾越的困難，即扶貧的精準問題。一方面，開發式扶貧有可能造成"大水漫灌"，非貧困人口也會享受扶貧資源。甚至越有能力的人越有可能獲得扶貧資源，從而導致扶貧開發的"精英俘獲"現象。

另一方面，對於一些沒有發展條件的家庭，無論投入多少扶貧資源，都不可能脫貧，"輸血式扶貧"的效率也較爲低下。

進入21世紀後，中國開始向公共服務型國家轉型。通過"以城帶鄉、以工補農"戰略，國家不僅不再從農村汲取資源，還輸入了大量資源。尤其是義務教育、合作醫療、最低生活保障等普惠性公共服務政策的出臺，爲絕對貧困人口的"兜底"提供了可能。

十八大以來，我們國家之所以能夠提出"精準扶貧"，是因爲新中國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已經解決了大部分人的溫飽問題，並建立了全世界最龐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剩下的貧困人口，確實只是"少數"了。

再經過一段時間努力，實現低保和貧困線的"雙線合一"後，即便是脫貧攻堅戰結束了，貧困人口也可以獲得制度"兜底"。

脫貧攻堅成績需要用數據說話，但顯然不是"數字脫貧"。那麼，如何既讓數據說話，又不陷入數字脫貧的形式主義遊戲呢？

這個前提是對貧困戶的狀況進行精準識別。爲此，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對國家扶貧開發信息系統進行了技術完善。

平心而論，過去一些年，脫貧攻堅過程中出現了不少形式主義問題，尤其是在貧困戶建檔立卡和數據錄入的過程中，基層面臨的考覈壓力較重，出現了數據反覆加工等做無用功的現象。但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後，類似問題已比較少見。

現如今，各地在精準扶貧過程中不約而同地建立和運用起大數據覈查，極大提高了貧困戶識別的精準度，連帶低保、醫療、教育、養老等涉農政策的實施效果也有了質的提升。

在這個意義上，脫貧數據的精準，並不是"數字脫貧"的產物，而是國家認證能力增強的表現。

但凡參與過扶貧工作的人都知道，國家認證能力的提升絕不僅僅是技術進步的自然結果，而且還是強大的政治和行政動員的結果。

目前，所有的貧困戶都經過了技術識別和社區瞄準。簡言之，對貧困戶的識別不僅要計算其收入水平，還要經過"四議兩公開"的社區民主過程。

要知道，在一些地方，此前貧困戶識別的困難不在於絕對貧困的"漏評"，而是大多數農戶的收入超過了貧困線，導致一部分相對貧困戶被劃爲貧困戶，出現了"攀比"。

所以說，如今扶貧取得的"戰績"，在相當程度上有賴於扶貧幹部長期以來紮紮實實的基礎工作。

這次有媒體採訪了隆林各族自治縣者浪鄉者徠村第一書記劉曉宇，根據他的介紹，脫貧幹部會從村一級組成核驗小組，到每一戶去核驗這一戶是否符合脫貧的政策。覈實後，再召開屯級評議會，確定該貧困戶是否符合脫貧標準。屯一級公示無異議後，到達鄉一級評議。一級一級評議、一級一級公示，都不存在異議後，纔會對這戶貧困戶進行脫貧。

而完成前期識別工作後，一旦貧困戶被錄入系統，則按照"兩不愁、三保障"的標準展開幫扶。就島叔的調研來看，貧困縣爲了保質保量完成脫貧攻堅任務，都會籌集遠多於扶貧工作所需要的資金、資源。

並且，扶貧是各個貧困縣工作的重中之重，行政資源的投入也是巨大的。比如每個村都會配置扶貧工作隊，每個幹部都有結對幫扶的貧困戶，每個單位都要領扶貧任務，任何一戶貧困戶的退出，都要經過公開公示等程序。

某種意義上，強大的體制動員能力是中國扶貧經驗的精髓所在，也是我們判斷中國扶貧成績的可靠依據。

事實上，一些地方的脫貧攻堅工作，讓人難以理解的並不是工作太虛，數字不精準，而是本着"脫貧路上，一個都不能少"的原則，對精準扶貧的衡量近乎"嚴苛"。

比如，本來是定性評估，一些地方卻將評估分數當作定量標準進行排名，乃至在第三方評估過程中，僅僅因爲被查出了一個漏評戶，一縣之長也要遭受巨大壓力（見《縣長被逼當場落淚，到底怎麼回事？》）。

在如是情形下，對脫貧數據的真實性，實在沒必要懷疑。況且，脫貧數據是動態變化的，江蘇省扶貧辦事後也對此做了解釋，"建檔立卡每天都有動態進出，數據庫每年開放一次進行調整"--這都表明了脫貧工作的嚴謹性。

扶貧幹部"帶娃"加班

必須認識到的是，我們說脫貧或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其前提條件都是"在現行標準下"。

現如今，我國絕大多數貧困地區的貧困線標準都在人均年收入4000元左右，這既合於貧困概念，同時也高於國際貧困線標準。

一些相對發達的地方省份，比如江蘇，會提高貧困線到年收入6000元。也就是說，這些地方的貧困戶，或許有可能比其他貧困縣的小康之家生活得還要好。

這就涉及到一個概念：相對貧困。人們之所以會對江蘇省的數據有質疑，其實跟每個人的個體體驗差異有關。

比如，有些人雖然喫穿不愁，但因爲家庭發展壓力（如進城買房）比較大，並不覺得自己進入了"小康"；從國家的層面來看，脫貧的標準是"兩不愁三保障"，而對另一些人來講，有可能買一輛車纔是奔小康，我這套房子現在只有80平米、明年再買120平米的--住得更寬敞纔是奔小康。

在中文內涵裏，"小康""大同"等詞彙，算是美好生活的一個理想狀態。問題是，美好生活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區都有差異。過去"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就是美好生活的象徵，但現在肯定不是。

所以，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是無止境的，脫貧和小康也是有標準的。面對脫貧攻堅切實的脫貧戰果，不能依據每個人不同的體驗和觀察而輕易否定。

某種程度上講，在最後的衝刺階段，江蘇開了個好頭--曬出自己的精準扶貧賬，才能讓我們看清前路去途、距離夢想的實現還有多遠。

說實話，中國的反貧困鬥爭成績舉世公認，這沒什麼不好意思的。然而，中國特色的反貧困經驗，比如結對幫扶、駐村工作、開發式扶貧等，一般人並不太關心，但這至關重要。

在島叔看來，經驗千萬條，核心就一條：有千千萬萬的基層幹部無怨無悔地奮鬥在扶貧一線。幾乎每個反貧困經驗的實施，都離不開基層幹部；每一個脫貧數字背後，都凝聚着廣大扶貧幹部的心血。

所以說，我們在2020年昂首步入全面小康，首先要感謝這些可敬可愛的扶貧幹部；在未來更長線的發展問題上，我們更要珍視他們"踏破萬水千山"而得的寶貴經驗。

文/珞珈散人

編輯/點蒼居士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國家一直是一個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發展型國家。中央雖然在20世紀80年代就進行了有計劃的扶貧開發，但其基本導向仍然是開發式的扶貧，通過經濟發展來解決貧困問題。這一扶貧思路在"一窮二白"的發展中國家，是再正確不過的。

但它也存在着難以逾越的困難，即扶貧的精準問題。一方面，開發式扶貧有可能造成"大水漫灌"，非貧困人口也會享受扶貧資源。甚至越有能力的人越有可能獲得扶貧資源，從而導致扶貧開發的"精英俘獲"現象。

另一方面，對於一些沒有發展條件的家庭，無論投入多少扶貧資源，都不可能脫貧，"輸血式扶貧"的效率也較爲低下。

進入21世紀後，中國開始向公共服務型國家轉型。通過"以城帶鄉、以工補農"戰略，國家不僅不再從農村汲取資源，還輸入了大量資源。尤其是義務教育、合作醫療、最低生活保障等普惠性公共服務政策的出臺，爲絕對貧困人口的"兜底"提供了可能。

十八大以來，我們國家之所以能夠提出"精準扶貧"，是因爲新中國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已經解決了大部分人的溫飽問題，並建立了全世界最龐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剩下的貧困人口，確實只是"少數"了。

再經過一段時間努力，實現低保和貧困線的"雙線合一"後，即便是脫貧攻堅戰結束了，貧困人口也可以獲得制度"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