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横店集团决定征用八面山。主峰自不消说,山麓之矮山、缓坡及耕地也都在征用之列。旧四十四都的祖坟大多在此范围,因此,我也得为祖宗们搬个家了。

1214,浼了小牛、天福两人上山。祖父母的坟墓在70年代做南江水库八面山支渠时从浅山迁至老鸦崖下,再迁则不烦多事。而父亲的坟茔,当初为永久计,用了几包水泥,砌以八面山独有的坚硬花岗岩,费了不少劲,也费了不少时间,方才打开。捡取骸骨时,我不愿在近旁看。待至收拾完成,见包裹好的骸骨如五六岁儿童般大小,不免陡增伤感,对父亲的追怀便如潮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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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讳洵龙,字己达,又字永长,民国4年生。祖母所生五男六女十一人,多早夭,成人者惟四女一男。父亲排行居二,上有一姐,下有三妹。

由于人口众多,经济拮据,上学便成了奢侈之事。父亲九岁上学,到十六岁辍学,断断续续共上了一年半学。先后在本村和夏溪滩就读。本村就读时,那请来的私塾先生是赵宅人赵荣林。

赵荣林,字鸣皋,虽为我父之师,却只比我父年长四岁,且所教的时间合起来才一年左右,但两人的师生情谊却一直维系到1965年赵先生去世。我的名字就是他起的。我原由算命先生取名“魁元”,与状元同义,生在岁首的缘故吧。但赵先生认为姓名三字均为平声,笔画也多寡悬殊,且含义直白,遂改成现名。1964年夏,赵先生肺疾渐笃,还到我家休养了一段时间。他特别推崇竹林七贤,常在我家竹林中坐而论道,侃侃而谈中似乎自己就是那嵇康阮籍之辈。那时正当暑假,赵先生就在躺椅上教我律诗绝句的作法,教我《古文观止》中《陈情表》等名篇。但他那满腹经纶对初一学生而言,无异于对牛弹琴。

父亲的读书生涯随着四十一岁的祖母难产遽亡而终止,其时父亲年方十六虚岁。自九岁至十六岁,虽有七年之久,但由于只在农闲时去读,读书时间合起来才一年半。

虽只上了一年半学,但那国文水平远远超过当下的高中生。那时是真正的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及家中现成教材的情况决定教学进度。我父在一年半里,不仅学完了启蒙的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及《六言杂字》《幼学琼林》等,还读完了四书,学过《古文观止》的大部分篇目。

我从事教学已二十余年,教过小学、初中、高中的各年级,还在电大教过《大学语文》《写作》和《现代汉语》,也算教过大学生吧。其中,从事高中语文教学已整整十七年,从父亲的语文学习经历和效率中,深感当前语文教学的小慢差费。首先,这和教材的低幼化、泡沫化相关。我们使用的教材和传统教材一比较,其文学、文化特质及容量、质量,相去不知几许。在人生记忆力最佳的少年时光,应该让他们学习值得咀嚼、终生受用的诗文。我以为在这一点上,传统教材远优于现行教材。其次,是教法的机械呆板、千篇一律。再次,考试 “伪语文化”,貌似考语文,实则和语文的特质渐行渐远。当然,这些都受制于教育的理念体制等,欲加改造,非一日之功。

一家子有七口人,祖父既要养活一大家子,又要忙着扩大家业。其时新房刚立了一个架子,这于房屋而言,只完成了一半,要安居所耗还不菲。对祖父来说,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缺少中馈、处处需钱的家。因此,父亲的辍学就十分自然了。

父亲虽然离开了学校,但终其一生,有空即与书为伴。晚年喜看《清夜钟》之类的书籍,有时在竹躺椅上看着看着就鼾声大作睡着了。与人交谈多睿语,时不时引用古人名言。一手柳体楷书也颇见功力。

父亲体格魁伟,以力大闻名。重修石狮桥时,正是而立之年,挑天平四百多斤重的山石,相当于五百六十市斤,超出了杠称的称量能力,一时之间,名传四方。瞬间负重,或许有人能超越五百市斤,但长时间挑运,非一般人所能办到。

为了生计,也为了跑码头长见识,父亲还替本地的富商当过长途挑夫,到温州宁波挑私盐和棉花。

到台州挑私盐最为惊险。因为盐是政府控制的征稅物资,从台州到东阳,关卡林立。为免盐兵围追堵截,货主往往要求挑夫白天休息,晚上赶路;不走大道,专拣荒僻小道。或遇缉私盐兵,则慌不择路,在丛山密林中辗转,被盐兵打死者也有之。但只要活着,这担子就不能丢。那私盐为天平一百五十斤,合二百多市斤,再加上箩筐及随带生活用品的分量,这担子总重在二百三十斤上下了。试想,温州到东阳五百里路程,挑着那重担走大道尚且不易,在深山密林中穿行,其艰辛又当如何?

相对于挑私盐,到宁波挑棉花危险性少得多了。但由于同样的重量,棉花体积大,刮风下雨天气,也相当辛苦。

生产队时期,挑栏肥,也常在四百市斤上下。因此,父亲所用的挑栏肥工具——“络架”就需特别坚实。我为他用枣木特制了两副。他使用的锄头洋镐等农具比一般的粗大厚重,别人没法用。

六七十年代,送公粮到良渡粮站,其时手推独轮车还不普遍,大多数人肩挑送粮。一般人挑两箩,约合一百七八十市斤,父亲则箩筐相叠挑四箩,有三百五六十市斤。去世前两年,七十一岁了,已生过一场病,身体远不如前了,还从八面山挑下了一担重达二百六十多斤的松桠。由于他挑的分量一般人无法承受,因此也无人能接担,他也只能独自一人挑到目的地。他说,那担子不论多重,只要站得起来迈得开步,重量大小是无所谓的。

力气大的人耐久性也往往较好。父亲干活总以活计的进度为限,从不考虑吃饭时间的迟早。有时到了下午一二点钟,还不见回家吃饭。晚上七八点钟回家是常事,他非得把那活干完了才收工。汗流如注的炎炎夏日,一般人在大太阳底下干活,得常常喝茶水解渴,可父亲好像特别耐渴,很少饮水。

父亲干活速度并不很快,但十分仔细。如割柴割草,被割之处必定溜光;如整地,必定平整如镜。土地承包到户后,他常嫌我干活只图快太毛糙,经常替我返工。

生产队时,父亲老是当耕田手。一个生产队里,犁耙耕耖全会的人不过四五人,耕田手的地位相对高一些。父亲喜欢干这活,倒不是地位的原因,而是干这活相对自由,又不用自带农具,而且与另一耕田手吴祥智十分投机,一起干活时间过得快。此外,这还同父亲对牛的感情有关。我家自解放前就饲养耕牛,那耕牛归了公,但对耕牛的感情却依旧未变。父亲常说牛是为人类付出最多的动物,牛的忠诚、温厚和善良远非其他动物能比,一定要善待牛。生产队养牛是固定几户养的,个别养牛户农忙时没有将牛喂饱,父亲那刚直的性子就会上来,和那养牛户理论。在耕田的间隙,也常常牵着牛去吃草,而这并非耕田手的职责。

父亲一生中担任的最高职务是生产队的副队长。他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以无官一身轻为人生信条。担任这个副队长也是迫于众人信任,盛情难却。既然担任了此职,他那嫉恶如仇、宁折不弯的性格就免不了得罪人。虽然读书不多,但很有几分读书人的迂腐和固执,这中间又多少掺杂着中国农民的淳厚、质朴和善良。

家庭经济状况一直处于东支西绌捉襟见肘的困境中。为了改善家境,父亲曾到本省的龙游、开化、衢州,江西的横峰、贵溪,安徽的祁门、黟县、休宁、屯溪等地做工。由于没有手艺,只能凭气力做普工挣钱。

到徽州做工是在60年代初,那时饥荒威胁着许多人的生命。父亲也得了长期严重缺乏营养引起的浮肿病,脸部和腿脚如同被蜂螫过一般肿胀,但只需略略补充营养便可退去。那时野菜树皮已成了主食,粮食极为珍贵,政府配给的米皮糠就成了退浮肿的“良药”。米皮糠,顾名思义,是稻谷脱壳后成为糙米,再由糙米加工成食用米过程中产生的介于糠与米之间的灰白色衍生物。那东西我也吃过,炒过以后香气扑鼻。但如果放到现在来品尝,可能另当别论了。


春种秋收之时,父亲和姨父还常到大智寺打短工。大智寺占地较广,仅和尚夏炳火一人,年过花甲了,收种时根本忙不过来。连襟俩给他干活没有工资,纯粹是为了填饱肚子。那夏炳火用长了虫子的陈年面粉给连襟俩擀面条吃。夏氏一边唱着歌,一边擀面条,那鼻尖上的鼻水挂了几寸长。现在的人看到这里,可能连饿三天,龙肝凤髓放在面前也无法下咽。那是因为现在的人没有经历过的岁月,没有体味过那咬肌噬骨的饥饿感。在活命成为头等大事的时候,讲究卫生就成了奢侈的事,我们没有理由嘲笑先人们为了最基本的生存而作出的选择。我姨父常说,眼不见为净,咽下三寸(指喉咙)便有气力。在那样的生活艰难中,这何尝不是一种积极的生活理念和生存方式?

当时许多村人多到皖赣两省谋生。村人吴贵达是个木匠,约父亲到皖南打工。去了两个月左右,寄回一封信及五十元钱。这是父亲生平很难得的家书,因为父亲文化程度虽然不低,但动笔的机会极少。人一旦不习惯做某件事的时候,往往不会去做。父亲之吝于动笔,原因大概在此吧。

那一年回家过年,义乌下了火车后,已经没有到横店的汽车。天寒地冻,大雪纷飞,父亲就挑着担子步行八十华里回家。带回的是工地上丢弃的铁钉、铁丝、蚂蝗钉之类,还有徽州特产的毛竹匦。那些铁钉铁丝蚂蝗钉都在1974年房子转向大修中被我利用了,那些小的毛竹匦用于盛菜籽之类,大的作了我到湖溪一中读书时的带菜器皿。这些东西不值钱,但分量颇重,挑到家里后,被母亲数落了一通。带回的除了这些东西外,还有徽州的民情风俗掌故。

父亲带回这些东西,纯是节俭的天性使然。他容不得暴殄天物,自小就不宽裕的家境造成了他惜物如金的习惯。他常用朱子格言“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自勉且身体力行。一件长衫穿了几十年,一双解放鞋和一双半筒套鞋穿了十几年。那自奉的节俭是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的。

父亲五十岁的春节是在江西度过的,推想可能与工期紧张或节省路费有关。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不在家过年。打工期间,还到过苏州、南昌、景德镇等地。但终其一生,足迹未出浙苏皖赣四省。

八面山周围是旧属四十四都的范围,人口密集,山林稀少,烧一日三餐的柴禾就成了问题。民谚云:“有囡不嫁四十四,半年稻茬半年刺。”说的就是这里的柴禾以农作物的秸秆和棘刺为主。因此,到外地割柴是这儿人们每年的必修课。

入秋以后,周边的南上湖、烈光坞、后岩坞、广上、后山店、后山坞、白竹坞、王潭等地陆续开山。所谓开山,就是划出部分山林开禁,可以自由割柴。每当此时,人们就像迎接重大节日,早几日就开始做准备工作,结好稻秆缚,磨快砍柴刀,修整好扁担縆索。开山那天,带上番薯和蒸饼,穿上草鞋,凌晨二三点钟就结伴出发了。因为开山的时间就那么一二天,必须抓紧时间。

父亲出去割柴的场景我实在是太熟悉了。别人下午三四点钟就到家了,而他还是老习惯,过了吃晚饭时间还是不见人影,让人担心。但他那一担柴草有时抵得上别人的两担。有几次浼了表兄沈明忠前往。后来用上了手推独轮车,但下陡坡时反而增加了危险。1976年,到南上湖水库里边的广上割柴,在下水库大坝时摔倒,骶部被路上石块戳了一个创口。此后发炎发烧,大约过了半来个月才痊愈。其时我在横店中小学任教,住在我那里,常念叨祖父是六十三岁那年去世的,他也快到那年纪了,况且杜镜清(后山店东村人,看相颇有名气,我曾认他为“亲伯”)给他所批的“八字”云:“六十二岁,过后再批。”言下之意,那六十二岁是一道鬼门关,迈不过去的。我则以生死岂有前定宽慰他。他也比较达观,一拿起书来,在与古人的神交中就渐渐释怀了。

外地的柴要不辞辛劳去割,八面山的柴自不会放过。别人不敢或不愿要的棘刺就成了父亲的目标。凡经他割过的地方,必像剃刀刮过一样。那时八面山的柴草远不如现在茂盛,要割就得寸草不留。从山林恢复的角度看,这当然是不利的。

一路写来,似乎大都与父亲的力气大相关。而这确也是父亲助人的一大资本。1958年,许多人被派到现在已淹于横锦水库库底的浦潭挑运木炭,被派的村人许锡林还年轻,气力还不是很好。父亲就自己挑了一段路后,返回去替他挑。生产队里施肥的时候,有劳动力的人家总是先把自家的肥料先挑出去——因为这肥料也要按照肥度计算分红的。那些没有劳动力的人家只能眼看着自家的肥料不能变成人民币,心里够焦急的。父亲就帮这些人家解决困难。

这个“挑”字似与父亲的命运有着不解之缘。198646日晚七时,我刚从天台回来,表妹夫赵明亮来了电话,说父亲在下午挑黄沙到“老倌”(村内地名,因有土地公公土地婆婆石雕像而得名)时吐血。闻此消息,十分震惊,急忙赶往横店医院,父亲失血后面色蜡黄,叔父洵苗和表兄嘉昌在病床旁陪着。医院诊断是胃出血,是胃底静脉破裂所致。住了六天后出院了。这一年父亲七十二岁了,这次大病使其元气大伤,一年后就去世了。

病后在我这里住了一段时间,在名老中医张锡林那里吃了几个方子的中药。那年的夏收秋种,他还是拖着病体去干活。大病之后,气力大不如前。以前根本不当一回事的谷担,挑起来也有些吃力了。

延至次年春,身体每况愈下,做了几回胃镜,确诊为胃癌。是长年累月的艰苦生活和三餐不定时对身体的报复。去世的前几天,他的腹部坚如石块。他说疼痛之时,腹内如同刀砍斧斫。正是他异乎寻常的忍耐力,才减轻了我们不能为他分担痛苦而产生的痛苦。

捱到1987427010,父亲终于离开了这个既让他痛苦又让他留恋的世界。父亲一直到去世,头脑都十分清醒。去世前五分钟,还担忧我疲劳支我去睡觉。

父亲平静地走完了他的一生。这一生,并没有轰轰烈烈的传奇故事,也没有跌宕起伏的曲折经历。但父亲身上,似乎汇聚了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所具有的许多特点,憨厚质朴,敦诚善良,勤劳节俭,坚忍负重,乐天安命,与世无争。但耿介自持中又有几分固执迂腐,宽厚仁爱中又有几分妇孺情怀,嫉恶如仇中又有几分不近人情。人,就是那么复杂。父亲所经历的生命时段,是中国历史上变革最为剧烈的时期之一。对突如其来的社会变革,对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父亲免不了迷惘困惑。我想,父亲最适宜于那种平和安详的农耕盛世。对于任何一个生命来说,其悲剧的色彩远大于喜剧的因子,对父亲那样典型的中国农民而言,更是如此。因此,写父亲,我的笔前所未有地沉重。对于父亲,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许多难以言表的情感。我无意拔高父亲的形象,也无意矫饰,为尊者讳。我只想用我拙笨的笔和辞不达意的文字将我记忆中的父亲如实记录。每当想到父亲,那穿着长衫的高大身影就浮现在我的眼前,久久挥之不去。在父亲去世12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表达对他的怀念。

 初稿于1999.4.27父亲一纪之忌日

 整理完稿于2008.3.20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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