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短期内势必会对中国经济运行产生严重冲击，由此已有很多研究机构预测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速较去年四季度有所下降（2003年“非典时期”中国经济增速也曾大幅下降，2003年二季度GDP同比增速由一季度的11.1%降至9.1%），与此同时，鉴于中国在全球经济和供应链中已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相应全球经济运行也必将受到疫情的巨大干扰，目前市场普遍预期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被疫情拖累0.2-0.5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Wind

截至2018年末，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接近16%，伴随经济总量比重的持续提升，中国在全球供给链中的重要性则以更快的幅度和速度在提升，例如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27%，高出GDP占比近11个百分点，而按照哈佛大学的编制的各国出口商品复杂度排名情况，中国出口商品复杂度已由加入WTO之前的39名提升至19名，显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位置也在快速提高；另外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最大的商品出口国，第二大商品进口国，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因此，本次疫情对中国供给能力的短期冲击，一定会外溢性影响全球供给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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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疫情的短期冲击之外，从长期而言，伴随中国经济运行主要问题已经由总量问题转为结构性问题，相应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跨境资本流动以及贸易对手结构等方面都已发生趋势性变化，这些趋势性变化本身也会带来全球供应链的调整。

中国人均GDP已经升至1万美元以上，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上方，高收入国家的既有经验显示，伴随一国国民收入的上升，该国居民的跨境消费需求会大幅上升，其中包括旅游、保险、教育等服务性支出均将持续上升，此规律在我国也存在。例如，目前我国一年的商品贸易顺差已由峰值的5800亿美元降至4800亿美元，下降了1000亿美元，同时一年的服务贸易逆差则已升至3000亿美元（其中我国居民一年的境外旅游支出就接近2300亿美元），相应造成我国国际收支中经常差额已处于趋势性下降。在这一趋势性变化下，近三年来，我国国际收支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即不含储备的资本和金融账户差额已经由之前的逆差转为顺差，换而言之，跨境金融资本对于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大幅提高了国际收支的波动性，相应给政策层增加了施策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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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2018年以来，受美国单边主义的干预，逆全球化程度不断上升，全球贸易格局的趋势性变化进一步加速，在此大环境的变化下，中国一年的进出口总额由峰值的4.65万亿美元降至4.58万亿美元，一年的出口总额也由2.5万亿美元以上降至下方，一年的进口总额由峰值的2.15万亿美元降至2.07万亿美元，同时中国与美、欧、日间的双边贸易规模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综上，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内生出的内、外需内涵及结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外贸格局变化，加之全球贸易格局也正在发生大变化，实际上中国的变化始终是内嵌在全球调整之中，并且相互影响，这些变化均会推动全球供应链的深度调整，并且调整的范围不断扩大。

此次疫情对中国的短期冲击，势必将进一步加速全球供应链的调整，而如何应此次加速调整，就成为与防控疫情同等重要的事情，而且与疫情应对的短期性不同，积极应对全球供应链调整不仅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且更事关中国经济转型和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与否。如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顺利，尤其是中国的高端制造业顺利成长，那么中国在本次全球供应链中的位置还将继续提升，本土制造业产成品还会成为保持经常帐长期顺差的基本力量，并且还能吸引全球直接投资继续布局中国，由此，我国国际收支的长期稳定状态就有了基本保证。

但我们应该客观认识到，在本次全球供应链的深度调整过程中，各国制造业的升级呈现出激烈竞争态势，谁能抢得先机，谁就能在全球新增点确立之后，在全球供应链中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因此，在高端制造业成型得势之前，还需要其他部类提供支撑和保证。具体而言，近期五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简称《意见》）就是体现之一。

本文对《意见》提出的“金融30条”措施不再做具体赘述，只是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对《意见》本身的宏观意义做进一步分析。

首先，长三角地区对于全国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上海作为金融中心对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更为重要。截至目前，长三角地区的GDP占全国比重为23%，但其工业和金融业占全国的比重均接近30%，即全国三分之一的工业和金融业的增加值来自长三角地区；而上海的金融业增加值又占到长三角区域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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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长三角地区的具有较好的工业基础，为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长三角具有对外便利、运输条件好等先天的地理优势，同时一直都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域，更被外部熟悉，加之该区域的微观经济主体活性较强，这些都为高端制造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得长三角有望成为新的增长极。

第三，上海在金融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优势，加之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区域历来就是包括外部资本在内的各类资本的聚集地，将上海定位于国际金融中心更有利于发挥上海的金融优势。

第四，长三角高端制造业的先走一步，一定与金融支持离不开，而且按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宗旨，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身就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而《意见》的“金融30条”将上海的金融和长三角一体化合在一起，正是这个一体两面的体现。

第五，《意见》的“金融30条”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金改优先权”的制度性安排，除了能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之外，还能提高中国金融市场对外部资本的吸引力，有助于跨境资本在中国的稳定性，此点对于我国波动性正在上升的国际收支稳定至关重要，而国际收支的稳定对于市场对中国的预期和信心至关重要。

因此，上海的金改优先意在以高端制造业为首的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而由此促进的中国金融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的开放和以高端制造业为首的产业链的升级，则是我们应对全球供应链调整所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