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沈逸】

作爲一個國際關係背景的研究者，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是一個基本的背景知識。但是作爲一箇中國人，傳統文化，以及教育程度，確實限制了我在某些方面的想象力。

比如，雖然已經和美國打過很多次的交道，但始終很難真正明白，作爲當今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的行動可以多麼的突破規則和邊界的限制，可以有多流氓。

記得2013年斯諾登這個典型的“吹哨人”出來爆料，美國有監控全球網絡通訊的“棱鏡”系統時，已經有點驚掉下巴的感覺了；沒想到，這卻遠遠不是以欺詐、撒謊、偷竊爲職業天賦技能的中情局之流的底線：2020年2月，當中國正在抗擊新冠疫情的時候，來自《華盛頓郵報》的一篇報道不僅再度刷新了下限，而且，還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一個問題，即美國爲何以一種近似不可理喻的執拗，盯着華爲不放。

根據2020年2月11日《華盛頓郵報》的深度報道：本世紀的情報之變（The intelligence coup of the century），中情局確實可以插手正常商品，預設後門，監聽盟友的下作勾當。根據報道，一家名爲Crypto AG的瑞士加密設備製造商，在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向120多個國家銷售了數百萬美元的加密設備。它的客戶並非美國的敵人，而是美國的盟友，其中包括巴列維時期的伊朗、由美國情報機構扶持的拉丁美洲軍政府、被美國確立爲南亞民主櫥窗的印度，冷戰時期在南亞扶持用來對抗蘇聯影響擴大的巴基斯坦，甚至還包括西方宗教的中心梵蒂岡。該公司出口的硬加密設備是這些客戶用於政府信息機密通訊的關鍵設施。



2月11日《華盛頓郵報》深度報道：本世紀的情報之變（The intelligence coup of the century）

但是，確鑿的材料顯示，這家公司，是中情局祕密擁有的，並且與西德情報部門有高度機密的合作關係。他們的工作方式，是在這個公司的產品中“預置後門”，通過實施算法污染等方式，就相當於建築商給你造了一棟房子，但卻有個只有建築商纔有鑰匙的密道，想什麼時候聽就什麼時候聽，想聽什麼，就能聽到什麼。這些信任了美國的盟友，因此就在美國情報機構面前裸奔。

從已經有的材料看，這場行動的目標清單上，至少涵蓋了1979年伊朗人質危機，1982年馬島戰爭，1986年柏林迪斯科爆炸案，還有追蹤南美獨裁者的暗殺行動，逮捕利比亞官員。

每一件都算得上改變歷史進程的大事，在這些大事背後，都有一雙美國的耳朵。

Crypto AG和CIA的密謀

美國這一行動的開端，源於對一個人的關注。他叫鮑里斯·哈格林，Crypto AG的創始人，也是一位發明家。出生於俄羅斯，布爾什維克掌權後逃到瑞典。1940年納粹佔領挪威後，他再次逃往美國。一同帶來的，還有他的發明，一臺M-209機械加密器。雖然沒有那麼精細和安全，但因爲其便攜、手動使用方便，能夠完美適應部隊行動而受到了美軍的青睞。二戰爭期間，美國陸軍與哈格林的工廠訂購了多達14萬臺M-209加密機。戰爭結束後，哈格林帶着對美國的一生忠誠，返回歐洲重開了工廠。



Crypto創始人鮑里斯·哈格林(BorisHagelin)和他的妻子於1949年抵達紐約。1940年納粹佔領挪威後，哈格林逃往美國。（貝特曼檔案館）

20世紀50年代初，哈格林開發了一種更先進的密碼機，難住了美國密碼破譯人員，他們不得不認真對待“哈格林問題”。這時候，另一個重要人物出現了，就是威廉·弗裏德曼（WilliamFriedman），他被認爲是美國密碼學之父。他從20世紀30年代起就認識哈格林。1951年，在弗裏德曼的精心安排下，哈格林與美國情報機構達成祕密協議，要求協議哈格林只能將最先進的加密機賣給美國批准的國家，其餘的國家只得購買老舊的系統。對於加密機的銷量損失，美國將支付70萬美元的補償金。

1967年，Crypto AG公司推出全新的電子加密機H-460，其內部工作原理全部由美國國家安全局設計。美國國家安全局並沒有安裝粗糙的“後門”，也沒有祕密地對這些設備進行編程，讓它們拿出加密密鑰。他們的做法，是從加密的核心，算法入手，開發出了一套低配的加密算法。這種算法對外人當然是安全的，但是，對編制Crypto簡配算法的美國情報機構來說，他手上就是有一把萬能鑰匙的，大大簡化了破譯用戶加密信息的過程，從時間來看，如果沒有這把鑰匙，可能要花上幾個月，但有了鑰匙，同樣的任務就會縮短到幾秒鐘。



1967年，Crypto發佈了H-460，一種全電子機器，其內部工作裝置是由美國國家安全局設計的。（Jahi ChiKwendiu/“華盛頓郵報”）

從公司的歷史看，爲了更好的控制這家公司，1970年，CIA和西德的德國聯邦情報局（BND）通過在第三方的“白手套”收購了Crypto公司，確保相關情報工作能夠乾的更加徹底。僅僅到了1975年，Crypto公司的銷售額就從五年前的1500萬瑞士法郎增長到了5100萬瑞士法郎（約合1900萬美元），這些利潤都被CIA和BND瓜分了。因爲害怕遭到曝光和失去了德國政府高層的支持，BND在90年代初東西德統一時，將公司的股份以1700萬美元的價格賣給了美方。

“在賊的眼中，全世界都是賊”

一般來說，找到了第一個線頭，我們可以合理想象，從中嚐到了甜頭的中情局，不會這麼快收手的。事實上，在冷戰後，中情局還開了一家名叫In-Q-Tel的風險投資公司，專門用於孵化可以爲美國情報圈提供價值的創業企業，比較出名的包括在網絡安全行業非常風光的“火眼”公司。

最近，聽說美國知名的網絡企業思科公司，正準備收購“火眼”公司。思科公司本身，在斯諾登的材料裏，與美國的棱鏡計劃，可是頗有些故事的。當然，火眼在斯諾登出來爆料後，已經拍過胸脯保證自己的清白了。但是，一如Crypto公司本身也並不是真的瞭解中情局是如何控制自己的，這樣的保證真的靠譜，可以相信，且不需要覈實麼？

換個角度，如果說斯諾登事件打開了美國的“竊聽宇宙”，CIA和Crypto公司的合作可算是這個“宇宙”中一顆耀眼的星星。這星星浮出水面，確實照亮了美國，或者說，精確的說，某些美國情報圈出身的人，比如，現任國務卿彭佩奧的邏輯，這種邏輯可以很簡單的概括爲“我是賊，所以別人都是賊”。這在彭佩奧的世界裏，不是什麼不能說的髒事兒；當然，也因爲如此，所以在他們的眼中，優秀如美國都這麼幹了，其他國家肯定也會這麼幹。這已經不是賊喊捉賊了，而是在賊的眼中，全世界都是賊。

這也回答了人們一直以來的疑問，爲什麼美國會死盯着華爲不放。有美國自己的實踐墊底，自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再加上一直以來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偏見，對共產黨國家的刻板印象，自然認定中國也會這麼幹，如是，人們自然也就看到了對華爲的窮追猛打。

而對中國崛起的焦慮，進一步加劇了美國的這種錯誤認知。畢竟對於美國人來說，這是一個艱難的選擇：如果承認中國不是靠竊取知識產權，就得承認中國的體制比美國優越，承認中國人比美國人聰明，這是對美國體制優越和種族優越的雙重打擊，怎麼能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呢？

所以華爲產品一定安裝了“後門”，所以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成就一定是“偷來的”，所以中國的崛起一定是走了“邪路”。美國人用一套自洽的、精妙的邏輯，論證了“太陽是方的”。並且沿着這個錯誤方向一路狂飆，怎麼可能得到正確的答案？或者說，他們要的從來不是答案，而是爲自己的行動找到各種理由。

對於中國來說，需要清醒地認識到，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不要再試圖叫醒美國，試圖化解美國的這種錯誤認知。要知道，美國的這種認知非“一日之寒”，是和它的整個體制牽連在一起的。所以對於美國人來說，這不是誤會，我們美國之所以找不到中國“偷竊”的證據，不是沒有證據，而是中國把證據藏得太好了，總有一天我們會找到這樣的證據。

這是典型的美式思維、美式霸權。美國總有這麼一些人，身體已經進入21世紀，但腦袋還停留在冷戰時期，他們杜撰故事，炮製新聞，在世界各地尋找和製造對手和敵人。所以我們要做的，是做好長期鬥爭的準備。儘管“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但搞好中美關係，責任在美方。畢竟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對美國極端自我中心的自私自利奉陪到底，無法接受美國無條件地保持自己的優勢，不給其他國家基本的尊重。

中國有一千條理由搞好中美關係，這是我們的態度，但一如王毅外長在慕尼黑峯會上溫婉而堅定的表達的那樣：美方所有針對中國的指責都是謊言，都不是事實。但如果把這些謊言的主角換成美國，那麼這些謊言就會變成事實，就是真相。我們希望美國這個超級大國不要太喪失自信，更不要喪失理智。



2月15日，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在第56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表演講。圖片來源：外交部網站

喬治·凱南曾經說蘇聯是那種對理智的邏輯不敏感，但對實力的邏輯極爲敏感的國家；其實美國自己又何嘗不是呢？對上一個因爲結構性的相對衰落而日趨焦慮至神經質，且還習慣性不放棄耍流氓的超級大國，中國顯然要做好更多和更充分的準備。這不僅是爲了中國，也是爲了世界，爲了一個更加美好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所不可避免的艱鉅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