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京市疾控中心傳染病地方病研究所副所長賈蕾介紹,目前北京已經確診的新冠肺炎患者中,平均每個病例有十幾個密切接觸者。曹文棟表示:“以前患者的武漢接觸史是一條十分典型的判定依據,現在時間越來越長,我們發現有的病例並沒有武漢接觸史,所以北京近期要求所有返京人員自行隔離觀察14天,也相當於提高了防控標準。

在近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國家衛生健康委疾病預防控制局一級巡視員賀青華強調對密切接觸者進行管理,是當前“戰疫”的重要措施和有效的管理手段之一。而準確、及時地追蹤到這些密切接觸者,需要一線的流行病學調查員(以下簡稱“流調員”)開展大量、細緻的流行病學調查工作。

“戰疫”當前,以往並不大爲人所知的流調員越來越多地進入了公衆關注的視野。以北京爲例,從疫情暴發至2月18日24時,全市已經累計排查出2075例密切接觸者。隱藏在這些數字背後的流調員,究竟是如何進行工作的?

近日,北京青年報記者走進北京疾控部門,爲您揭祕流調員“大海里精準撈針”的故事。

本文出場人物

本文出場人物

王全意

北京市疾控中心傳染病地方病研究所所長

從2002年10月起,一直在北京市疾控中心從事傳染病監測工作,多次獲得北京市科技進步獎。

賈蕾

北京市疾控中心傳染病地方病研究所副所長

從1999年8月起在北京市疾控中心參加傳染病防控工作至今,有較爲豐富的現場流行病學調查工作經驗。

蔡偉

海淀區疾控中心傳染病地方病控制科科長

從2001年起至今,在海淀區疾控中心從事疾病控制工作,有較爲豐富的現場流行病學調查工作經驗。

曹文棟

海淀區疾控中心傳染病地方病控制科專職流行病學調查員

從2009年至今,在海淀區疾控中心從事疾病控制工作,有較爲豐富的現場流行病學調查工作經驗。

善於追問

是每名流調員的“基本功”

北京市疾控中心傳染病地方病研究所副所長賈蕾介紹,目前北京已經確診的新冠肺炎患者中,平均每個病例有十幾個密切接觸者。可以說,找出這些“密接者”最基礎的功夫就是“問”,不厭其煩地問、事無鉅細地問,諸如出差轉機的細節、參加會議的人數、房屋住所的面積,家裏人口的情況……從這些瑣碎的信息中沙裏淘金,去粗取精,然後順藤摸瓜、抽絲剝繭、觸類旁通,逐步聚焦到所要尋找的密接目標。

如果說每個“密接者”都像“隱藏”在深林裏的一根草,那麼上述工作正是尋求“曠野迷蹤”的第一步。2月10日上午10點57分,海淀區疾控中心傳染病地方病控制科辦公室裏,流調員曹文棟正在與一名男士通話,那名男士回老家時乘坐了與確診病例同一趟的高鐵列車,當時正在海淀醫院隔離觀察。

曹文棟在交談中得知,這名男士在列車裏全程佩戴N95口罩和護目鏡,沒有與確診患者同一車廂,感染的概率較低。雖然這名男士的核酸檢測結果還未出,曹文棟仍花了半個小時時間,詢問了更多的信息。“這只是一個大概的瞭解,如果核酸檢測結果是陽性,我還會繼續給他打電話追問細節,因爲也有可能是通過其他途徑感染的。”

畢業於首都醫科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曹文棟,從事疾控工作已經10年有餘,他把流行病學調查的過程比作警察辦案。“患者提供的信息可能只是‘某天跟朋友喫了個飯’,我們要通過細問,像放電影一樣幫患者在腦海中形成完整回憶。有沒有聚餐?通過什麼交通方式前往?把車停到了哪裏?進了飯店是在包間還是開闊的大廳,跟誰坐在一起?……所有的細節都要做記錄,這些都是判斷後期密切接觸者的依據。”

捋清傳播鏈條

需要“順藤摸瓜”“抽絲剝繭”

流調的基礎工作思路就在於摸清傳播鏈條:是誰傳給患者、患者又將病毒傳染給了哪些人。這個過程往往需要流調隊員不斷順藤摸瓜、抽絲剝繭,而層層撥開迷霧的過程每天都在上演。

上月底,海淀區疾控中心接到報告,一名患者核酸檢測爲陽性。隨後,曹文棟和同事們立即前往醫院,對這位患者進行調查。這位患者與他的妻子、孩子、母親共同居住,他最先發病,成爲這起案子中的“指示病人”(流調術語,指某起聚集性病例中率先發病的患者),也就是1號患者。但是,這一家子近期未曾去過武漢,1號患者又是如何被傳染的呢?

正當曹文棟一籌莫展之際,1號患者在追溯前14天行程時透露,發病前一週,他曾經帶着妻子前往一位親戚家喫飯,當天的飯局包括這位親戚的妻子在內一共4人,停留時間大概兩三個小時。由於當時正處於疫情早期,患者還未足夠重視,其間未採取防護措施。這引起了曹文棟的高度重視,他立刻把這位親戚和他的妻子也列爲密切接觸者。這樣,1號患者最終確認有5個密切接觸者。

第二天,曹文棟和同事對這位親戚也做了流行病學調查,發現原來他常年在武漢工作,這次是回北京過年。曹文棟立刻提高警惕,馬上對他採集了咽拭子以驗證假設,結果,核酸檢測呈陽性。“基本可以斷定,他就是這起病例中的0號患者(流調術語,一般指第一個被病毒感染,並開始散播病毒的患者),而且極有可能就是這起病例的傳染來源,還是個無症狀的感染者。”

緊接着,就是要摸排這位0號患者的密切接觸者,工作的範圍又擴大了。據0號患者介紹,聽說他從湖北迴來,期間有好幾個親戚朋友都曾來家看望。曹文棟對0號患者回京後接觸的所有人進行排查發現,他的密切接觸者有10人左右,幸運的是,經過從最後一次接觸開始算起爲期14天的追蹤和健康監測發現,這些密切接觸者暫時都沒有發病。

通過兩天的調查,這起家庭聚集性病例的傳播鏈條一目瞭然:0號患者是從湖北來的第一代病例,他的妻子、女兒以及1號患者是第二代病例,1號患者回到家之後又傳染給了他的母親和女兒,這兩人屬於三代病例。

讓流調對象“敞開心扉”

需要“攻心計”

新冠肺炎潛伏期較長,調查員需要掌握患者和密切接觸者半個月內的一切生活軌跡。賈蕾介紹,由於涉及大量生活隱私,部分被調查者出於種種顧慮,往往會刻意隱瞞某些經歷或細節。但這些細節對於找出潛在患者的影響巨大,因此調查員們各有自己的“攻心”技巧,逐步引導被調查者主動配合。

“流調工作幹多了就會有一種直覺,可以從對方的表情、語氣、肢體動作等方面大致判斷出來是否講了真話。”海淀區疾控中心傳染病地方病控制科科長蔡偉說,碰到有所隱瞞的被調查者,最主要的就是讓他們明白這種疾病的危害,“早一天說實話,周圍的人早一天得救。晚一天說實話,周圍的人感染概率就越大。”

現代生活節奏較快,很多人連前幾天做了什麼都未必記得清楚,更不要說半個月前的細節。對此,蔡偉也摸索出了一套經驗:對於年輕羣體,可以藉助其手機上的通話記錄、聊天記錄、支付信息、外賣信息等,串起完整的鏈條。至於老年羣體,則可以根據其生活習慣來判斷,“比如海淀有一位確診的老人,身體狀況不太好,近期沒有出過北京,考慮到在公園遛彎、逛超市被感染的概率微乎其微,剩下的可能性就是與他人一起喫飯被感染。”

果然,蔡偉在調查中發現,1月9日,這位老人曾與一位有武漢旅行史的人員共同用餐,1月12日老人又參加了另一個飯局,隨後同桌喫飯的兩名老人相繼發病。蔡偉判定感染從這兩頓飯開始,海淀區疾控中心據此很快就找到了所有的密切接觸者,包括其家人以及同桌就餐者等,並進行隔離觀察。

當然,這些只是目標明確的密切接觸者。還有一類隱藏的密切接觸者,調查員們需要耗費巨大的精力才能找出他們。賈蕾舉了個例子:某患者A跟朋友B出去喫飯,B作爲密切接觸者可以很快被找到,但與A鄰座的陌生人C可能比B與A的距離還要近,存在更大的感染風險,然而A根本不知道C的存在,C本人對此也一無所知。

“因爲人員是流動的,傳染風險就大,所以我們提議大家不要出門,減少聚集,也希望大家能夠理解。”賈蕾透露,“有一回,隊員調查出來的密切接觸者有90多人,爲了找到這些人,我們兩個同事愣是打了整整一天的電話。搞流調工作,就需要我們電話不離手,問題不離口,煩不得。”

“武漢旅行史”這一判定

依據越來越不典型

眼下全國各地優秀的醫護人員正集中在武漢,與當地人民並肩奮戰。而在北京,隨着時間的推移以及返京人數越來越多,每個人返京前後接觸的情況也越來越複雜,有些人沒有明確的武漢接觸史也會被確診爲新冠肺炎。

曹文棟表示:“以前患者的武漢接觸史是一條十分典型的判定依據,現在時間越來越長,我們發現有的病例並沒有武漢接觸史,所以北京近期要求所有返京人員自行隔離觀察14天,也相當於提高了防控標準。”同時,曹文棟表示,排查範圍也在擴大,“要儘可能將更多的疑似病人納入進來”。

患者的流行病學情況越來越不典型,流調員對判定方式又做出了哪些調整?對此,曹文棟透露,比如有的病人可能沒有武漢相關的流行病學史,但是在胸片中能看到病毒性肺炎的表現,有相關的症狀,做快速檢測也排除了其他的肺炎病原體,診斷的時候就要慎之又慎,“實在無法排除的,就暫時納入新冠病人管理,不能放過任何一個可疑的病例”。

這樣一來,意味着排查難度也加大了。“患者沒有武漢旅行史,確診的概率相對會低一些,但也不是沒有可能。”曹文棟表示,沒法確定感染來源的時候,必須事無鉅細,“患者前14天甚至更長時間,每一個時間、地點、人物、事件以及接觸的方式等等,都要詢問得特別詳細,這也是難點所在。大家看到,北京的確診病例報告速度放緩了,但是我們排查病例的工作量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

流調工作

是“全國一盤棋”

北京市已經建立了聯防聯控機制。部分病例的密切接觸者比較分散,以上述海淀區確診的老人爲例,密切接觸者包括老人的家屬、參與飯局的人員等等,需要一個個排查。蔡偉表示,他們會把相應人員的信息分發給涉及的全市各區,大家協同管理。

此外,還有一些病例的密切接觸者涉及全國多個省市。以飛機爲例,由於機上爲密閉空間,一旦確診病例乘坐了某次航班,其涉及的密切接觸者就比較多。賈蕾表示,對於這種情況,調查員們會一一找出密切接觸者的位置,給其他省份發協查函,將其信息轉給相應省份,確保密切接觸者無論走到哪裏都會接受管理,關於疫情防控工作,全國皆是一盤棋。

蔡偉也收到過來自江蘇、內蒙古等省份的協查函,“主要都是一些外省確診病例的密切接觸者,已經抵達北京。我們要根據對方提供的信息快速找到密切接觸者,將其信息發給社區,由社區進行落實,監督密切接觸者進行隔離觀察。”

賈蕾說,每一個病例調查結束,流調隊員就要寫出一份流調報告。而數據分析組會深入挖掘這些數據背後的信息,“比如分析家庭傳播的概率,就可以採取相應的措施去防止家庭傳播,也可以通過數學模型來預測疫情走向。”

北京市疾控中心傳染病地方病研究所所長王全意補充:“比如一個人之前從來沒有出過門,只是突然去樓下逛逛,他就被感染了,又找不到感染源,就可能是出現了社區傳播,這就不是以輸入爲主的階段了,就需要提醒有關部門採取更加嚴密的防控措施。”

最後,賈蕾將流調報告的數據比作一塊塊小磚頭:“可以說,正是通過流調數據的‘小磚頭’,壘起了整個流行病學完整的信息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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