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基層社區書記：希望能少一些形式主義工作

摘要：董守芝說，社區工作壓力大，工作人員恨不得一個人變成幾十個人去工作，她的電話基本都是保持24小時在線。在這個過程中主要是遇到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居民對於社區人員開展排查工作的不理解，甚至會遭到居民的謾罵，另一方面，現在的檢查工作要防止各種形式主義。

（原標題：口述｜武漢基層社區書記：這裏距離華南海鮮市場只有兩公里）

這３天開展集中拉網式社區排查，讓董守芝的手機響的更頻繁了，一個電話接一個電話，傳來居民的求助、同事的反饋以及領導下發任務的通知。

2月16日，武漢市部署開展爲期3天的集中拉網式大排查，落實五個“百分之百”舉措，即“確診患者百分之百應收盡收、疑似患者百分之百核酸檢測、發熱病人百分之百進行檢測、密切接觸者百分之百隔離、小區村莊百分之百實行24小時封閉管理。”

60歲的董守芝是江漢區唐家墩街西橋社區書記。西橋社區距疑似疫源區華南海鮮市場僅2公里左右，受疫情影響較爲嚴重。自疫情工作開展以來，她一直負責組織社區消毒、安排物資發放等林林總總的工作。

董守芝說，社區工作壓力大，工作人員恨不得一個人變成幾十個人去工作，她的電話基本都是保持24小時在線。忙碌中，她也爲一些形式主義的工作煩惱，希望這樣的工作可以少一點。

2月19日，3天期限已至，董守芝和同事們在抓緊工作，做最後的“衝刺”。19日14時許，董守芝和副書記王娟送一戶家人的三名密切接觸者前往密接隔離點。

“通過三天的排查，我們終於可以將五類人羣‘清零’，我感到很欣慰。”董守芝說。

以下是蔡守芝口述：

聽到肺炎的消息，有點緊張

江漢區唐家墩街西橋社區是一個1.6萬餘人口的“混合型社區”，老年人居多。社區距疑似疫源區華南海鮮市場僅2公里左右，受疫情影響較爲嚴重。社區工作人員加上我共有25名，再加上後來下沉到社區的基層幹部50多名，需要負責整個社區7351戶，包括11個老舊小區，6個物業公司以及3個自治物業服務區域的工作。

2019年年底，我們聽說了有關肺炎的消息。2020年1月1日，華南海鮮市場被休市，那時，我們開始有點緊張，畢竟官方說疫情發源於華南海鮮市場，距離我們很近，所以我們決定進行大掃除，清樓道、清屋頂、清死角。我們用小壺裝着84消毒液對整個社區基本進行消毒，做消殺、保潔、垃圾的清理清運等工作。

而且當時知道華南海鮮市場是傳染源的時候，居民的反應不是很強烈。

經過排查，我們社區沒有在華南海鮮市場上班的人。但後來我們有居民去武漢協和醫院看病，後來醫生詢問得知他是某酒店工作，需要專門到華南海鮮市場進行採購食材。

1月23日武漢“封城令”開始之後，我們社區工作人員都開始緊張起來，大家也都全力以赴處於工作狀態，用廣播24小時播報疫情、通告。

看到“封城令”後，我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首先我們想的不是自己，這不是爲了彰顯自己有多麼高尚，當時是想到這場疫情對武漢是場很大的考驗，對經濟可能也是一次很大的衝擊。

董守芝（中）正與小區工作人員安排密接者前往隔離點工作

社區有了確診患者

一開始我們沒有防護服，甚至連口罩都沒有，我們也不敢上門排查。我們通過微信、打電話等方式，讓網格支部、物業公司發現疑似就上報發熱病人。對於被上報的居民，我們就鎖定分類，該送醫院送醫院，該送隔離點就送隔離點。

一旦遇到發熱病人，我們就會讓他們到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做檢查，分診到發熱門診做CT和核酸檢測。

“封城”後，居民對於疫情的反應也不是很強烈，後來也是因爲身邊的鄰居被確診新冠肺炎患者，他們纔開始緊張起來。

1月25日，我們社區發現了第一例確診新冠肺炎病例。當時一位在江漢區某菜市場門口修鞋匠的老婆婆打電話說，她老公被確診新冠肺炎，想要去住院，但是“一牀難求”，他們想要社區幫助。後來經過協調，這名確診患者住進醫院。

看到第一個病例出現後，我想可能馬上就有第二個了，我們也不知道還會有多少人是疑似新冠肺炎患者。

比如，前幾天電話聯繫一些居民，情況還好好的，但是昨天打電話就說出現疑似症狀了，還有些居民根本沒有出小區也被感染了，我們根本控制不住。

1月25日之後的四天時間裏，每天被感染的人很多，社區幾乎每天會增加十幾個疑似新冠肺炎患者。直到2月10日之後，數量上升的情況纔有所好轉。

截至2月20日，我們社區共有確診新冠肺炎患者53名，其中10餘名重症患者，疑似新冠肺炎患者93名，11名居民因新冠肺炎死亡。

居民的事無小事

我們每天的工作太多了，真的快崩潰了。

2月10日，武漢市在全市範圍內所有住宅小區實行封閉管理。對新冠肺炎確診患者或疑似患者所在樓棟單元必須嚴格進行封控管理。

社區工作壓力很大的。除了摸排的壓力，更多的是如何保障居民生活的壓力。社區的工作人員恨不得一個人變成幾十個人去工作，我的電話基本都是保持24小時在線。

由於實行住宅小區“一門式”管理。每天早上8點30分至下午5點30分採取分時段分樓棟錯時外出管理，每戶家庭每3天可指派1名家庭成員外出採購生活物資1次，其餘人員除生病就醫、疫情防控工作和保障公共事業運行需要外，一律不得進出。下午5點30分至次日早上8點30分採取全封閉管理，所有人員一律不得進出,緊急情況撥打求助電話，經許可後，可臨時登記進出。

對於行動不便的、獨居的高齡老人和殘疾人，我們安排了工作人員給他們送菜，三天送一回。其他居民則自發組織的“團購”方式進行解決。

最初，很多社區工作者有些恐懼情緒。畢竟家裏都有孩子和老人。2月19日，我們有一個社區書記打電話跟我說，“我們能不能把小區那個路口封一下，有些居民出去買菜實在沒有辦法阻止。”她一邊打電話一邊哭，我聽到心裏很難受。

我一天最多可接上百個電話，有時候我回家還沒進門，就不斷有電話打進來。只有在凌晨2點一直到第二天早上6點，沒有突發事情的情況下，我可以稍微休息下，其他時段全是電話，響個不停。

居民們都是帶着希望打的電話，我必須接。盡我們最大的努力溝通協調，在疫情面前，居民的事都是大事。

他們打電話主要跟我反饋需要買菜、買藥、心理焦慮、看病、發熱等事情，甚至還有家裏煤氣沒有了，外來務工人員沒有飯喫等情況，都會打電話到我這來。

我記得，有一個低保戶居民因爲存摺拿不出錢，他讓我們借他300元，他說要把存摺押在我這裏，我說我們不要你的存摺，我給了他300元，以解燃眉之急。

當然也有一些居民不太理解我們。曾有一個居民打電話埋怨我們不給他協調牀位。他說政府讓我們找社區，你不給我協調牀位就不行，開始罵我們。我們聽了表示理解，因爲他家裏有病人，但我們也很無奈。

社區既要做封路的工作，又要做保障民生的工作，同時對特困戶要上門慰問，送藥上門，做體溫檢測摸排工作、發佈疫情。

一開始是遇到最大的問題是“一牀難求”，居民打電話讓我們解決住院問題，我們也沒有辦法，我們最無奈的就是看到居民一牀難求，我心裏像刀子割一樣。爲了他們的牀位，我們是見縫插針，每天在協調羣裏只要看到哪家醫院有空缺牀位，我們就立馬“搶”名額。

2月10日之後，由於陸續建立了方艙醫院，雷神山醫院、火神山醫院等都投入使用了，“住院難”的情況也慢慢緩解了。

“敲門行動”

2月16日起，社區開始進行集中拉網式的大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