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新井一二三年輕時在北京留學，當時正值中國剛改革開放不久。在新書《我和中文談戀愛》中，她回憶了學習中文、愛上中文、體驗中國生活的個人故事。這其中尤其值得一讀的，是她對於中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搖滾樂發展歷史的個體記憶。

因爲疫情，各類演唱會、音樂會、話劇演出受到不少影響。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不完全統計，3月份全國有近8000場次演出取消或延期。而這似乎並沒阻擋人們的熱情，如今大家紛紛想出各種應對方案，比如《歌手》的雲錄製、摩登天空的“宅草莓”雲音樂節、坂本龍一的雲音樂會等。不少宅在家裏的樂迷影迷們也開始重溫起過往經典。

日本作家新井一二三在最近新書《我和中文談戀愛》中，也回憶了諸多往事。這些往事，既是作者學習中文、愛上中文、體驗中國生活的個人故事，同時也是一段珍貴的歷史記錄。新井年輕時在北京留學，正值中國剛改革開放不久，許多事物正在悄然興起，並改變着人們的精神和物質世界。這其中尤其值得一讀的，是她對於中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搖滾樂發展歷史的個體記憶。

1980年代初在北京，新井因緣際會認識了許多搖滾青年。那時候，流行音樂剛剛在中國興起，“黑豹樂隊”和“唐朝樂隊”還沒有誕生，崔健還沒有成爲“中國搖滾樂教父”，北京搖滾剛剛進入“不倒翁”和“七合板”時期，樂隊裏的年輕人還在摸索着自己的路。她在那個時候認識他們，卻沒有意識到這些年輕人正在創造歷史。

1990年1月，崔健在北京工人體育館舉行第一次個人演唱會。1990年2月，“唐朝”等六個樂隊在首都體育館演出自己的作品，中國搖滾從地下走到地上。如今30年過去，這些記憶在每個個體身上留下了怎樣的印記？

人活着，自然而然地變成一本歷史書。這是新井後來寫作此書的感受。她以一個外國作家的身份寫中文，有趣，讀來新鮮好玩。

因爲她來自中文世界之外，那位置又會偶爾給她帶來旁觀者清的眺望，從而使她擁有了一扇哆啦A夢的任意門，從容觀看歷史。新井見證了中國第一支搖滾樂隊的誕生，見證了第一個高峯期，見證了香港九龍紅磡體育館演唱會的輝煌，也見證了九十年代中國搖滾的轉折，而這些經驗與記憶，都將與時代和歷史緊緊地纏繞在一起。

下文經上海譯文出版社授權摘自《我和中文談戀愛》一書。

原作者 | [日] 新井一二三

整合｜風小楊

《我和中文談戀愛》，[日]新井一二三著，上海譯文出版社，2020年1月

當年跟我互稱“小三子”“小武子”的丁武

翻身爲大名鼎鼎“唐朝”樂隊的主唱！

2016年年初，日本著名的音樂評論家、早稻田大學教授小沼純一先生來郵件問我：能否在即將召開的研討會上談談1980年代中國的次文化、青年文化？因爲對方是音樂專家，我便自然地往音樂的方向去想：能否談談1980年代中國屬於次文化、青年文化的音樂？然後想到：1980年代中國屬於次文化、青年文化的音樂，難道不是有當年的“不倒翁”，也就是後來組織“唐朝”樂隊出大名的丁武他們的故事嗎？

1985年在北京，認識到當地頭一批搖滾分子們的始末，我在中文書《獨立，從一個人旅行開始》中的《青春，北京的搖滾分子》一章裏寫過。在剛剛留學結束，回國後不久的1986年年底出版的日文書《中國中毒》裏也有一篇題爲《北京的搖滾少年》。誰料到，沒有幾年工夫，他們一個一個地走上中國搖滾樂的大舞臺，尤其當年跟我互稱“小三子”“小武子”的丁武翻身爲大名鼎鼎“唐朝”樂隊的主唱！

唐朝樂隊

對了，對了，好像是1994年，我住在香港時，“唐朝”和當年所謂的“魔巖三傑”即竇唯、何勇、張楚，在九龍紅磡體育館舉行演唱會，博得了當地歌迷的瘋狂喝彩。我趁機對丁武進行訪問，發表在當地雜誌上了。在訪問裏，他給我講，當年如何組織樂隊，後來又怎樣從地下爬到地上的。記得我拍的他的頭像，還登在雜誌封面上。那篇訪問，後來收錄在哪本書裏了？把它找出來，在研討會上用日文去講，也許能夠補充這方面的日語資料。

但是，找來找去，我以往出版的二十多本中文書裏都沒有那次的訪問。虧我這些年在臺灣、大陸出的書主要針對日本社會、文化的觀察；有關華語圈的專書幾乎沒出過。雖然在《獨立，從一個人旅行開始》一書裏，有一部分談到我在中國留學時的經驗，但是分量不多，在《青春，北京的搖滾分子》中真正談到他們的部分其實不到一千字。

儘管如此，我去中國見面的幾個年輕編輯、記者都異口同聲地提到那一段，說道：“新井老師，你好像是伯樂呀，怎能看出來他們後來會成爲大明星呢？”果然，我那些老朋友們真的出名，成爲了一代中國人都知道的明星了。

實際上，我根本不是什麼伯樂，也沒有什麼眼光，當年在中國首都，想搞搖滾樂的就只有屈指可數的那一批人，包括丁武和後來被稱爲“中國搖滾樂教父”的崔健。

怎麼辦？二十年以前的雜誌文章，我在文件夾裏都沒找着。另一方面，我在網絡上查看得知，他們受到的評價似乎愈來愈高，如今已開始寫進歷史記述中，被譽爲“中國搖滾史的大神級人物”了。

老天不負有心人。我忽然想起來，住家隔壁的日本國立一橋大學圖書館收藏着大量有關中國的資料，香港殖民地時代末期的重要雜誌，它該整套都有。我聽過一位老師講：一橋大學的前身東京商科大學創立的時候，合併了舊東京外國語學校，而曾在那裏執教的漢語老師們，則個個都出身於江戶時代的開放港口長崎，家族代代擔任日中翻譯官，包括鄭成功弟弟後代的家族在內。如此的歷史，估計跟圖書館裏特別豐富的中國研究資料有關聯吧。總之，離我家走路五分鐘就到的地方有著名建築師伊東忠太設計的一橋大學圖書館。伊東也是個歐亞大陸探險家，就是他發現了雲岡石窟。

1930年竣工的一橋大學圖書館，是羅馬風格的石頭建築，想利用館藏資料的話，只要填寫表格、出示身份證就能進去。果然在“雜誌棟”五樓的開放書架上，有我二十年前寫給香港雜誌的文章，而且在正對面的書架上，還有整套《新青年》，是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刊，成爲“五四”文學重要園地的雜誌。我隨手拿出其中一本打開看，結果大喫一驚；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領袖瞿秋白，第一次從法語原文翻譯過來的中文版《國際歌》之歌詞與簡譜，就登在那一期。太巧了！因爲“唐朝”樂隊的代表作品之一就是搖滾樂版《國際歌》。

“北京有搖滾樂嗎？”

“我今天上街認識了一個當地小夥子，說是搞搖滾樂隊的。他約我明天去看他們排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在北京外國語學院的留學生樓，住在我隔壁房間的日本留學生千繪，有一天問我。那年代，留學生樓一層接待處牆上貼的“工作人員須知”中有一項說：內外有別。意思是，中國人和外國人身份不同，適用的規則也不同。如果違反，會有麻煩。所以，一般中國人對外國人是敬而遠之的。我們留學生認識到的當地人，除了老師以外幾乎只有學生，跟社會青年相識的機會不多，何況是搞搖滾樂的。

“北京有搖滾樂嗎？”當初我不敢相信，因而出於加倍的好奇心，第二天和千繪以及兩個女同學，一塊兒去了位於王府井北端的首都劇場。那裏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根據地。

他們上演的老舍原作《茶館》非常有名，我看過後印象特別深刻，有件事記得很清楚：在每一個場面，無論到了什麼時代，茶館牆上一樣貼着字條說：莫談國事。那天在劇院旁邊的樓梯下，等着我們的是一個高瘦個子的小夥子，穿着牛仔褲，挺酷、挺帥的。他自我介紹說叫嚴鋼，然後帶我們上劇場外面的樓梯，一直爬到最高層去。那兒是劇場天花板上的閣樓，本來應該是當倉庫用的空間，再上去就是屋頂陽臺。當天，那空間裏有七個小夥子，都二十出頭，個個都高瘦，個個都留着長髮，個個都微笑着。

我後來想起的他們，臉上永遠是笑容。也許跟那年北京的風氣有關吧。改革開放剛剛啓動，大家對未來抱着既謹慎又誠懇的希望。中國人仍然普遍貧窮，但給人很乾淨的感覺。七個小夥子是：嚴鋼、李力、王迪、丁武、小季（李季）、小臧（臧天朔）、秦奇。他們有一套搖滾樂器，電吉他、電貝斯、電子合成器、鼓，等等，是我在北京第一次看到。那天王迪唱萊昂納爾·裏奇的Hello，李力則唱蔡琴的《恰似你的溫柔》，小臧就彈鍵盤唱自己寫的一首《我祈禱》。大家異口同聲地說：“想聽儘可能多的外國流行歌曲，最好是搖滾樂，拜託。”我們當場就答應：“好啊，好啊，從日本帶來的音樂卡帶全都拿來借給你們聽。”

臧天朔（1964年3月6日-2018年9月28日）

後來，我幾乎每天下課以後，都到首都劇場閣樓去看他們排練了。說排練，他們並沒有具體的演出計劃。其實，當時在中國大陸，還沒有中國人、中國樂隊公開演奏過搖滾樂。1981年，日本的GODIEGO樂隊在天津演出，算是搖滾樂在中國的先驅之一。第二年穀村新司帶領的ALICE樂隊在北京演出。然後，就是以Careless Whisper一首歌轟動全球的英國威猛樂隊，1985年4月在北京工人體育場演出。但是，當地人組織的搖滾樂隊能否舉行公開演唱會，當時仍然是個未知數。所以，平時快樂的七個小夥子們，一被問到日後的計劃，就變得寡言，搖搖頭，嘆息。

1985年4月10日，威猛樂隊（Wham!）來到北京工人體育館演出，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支來中國演出的西方流行樂隊。

我當時剛到北京才半年左右，還聽不大懂中國話，尤其是兒化音很多的北京話。何況，天黑了以後，他們喫着晚飯彼此說的竟是四川話！說起來都很神奇，雖然個個都在北京長大，但他們多數人的母語卻是四川話，因爲父母是四川人。大夥兒算是同鄉，彼此的家長又都屬於同一個文藝工作團，以致小朋友們在同一個院子裏，同一個單位宿舍里長大。他們從小受中西音樂的薰陶，怪不得給人很有修養的印象。音樂世家的子弟們，是到了青春期才發現西方搖滾樂的。在那七個人當中，好像只有丁武的父母親不是四川人。除了我以外，只有他聽不懂四川話。結果，我們倆單獨說話的機會較多了。可以說，那一段時間，丁武是我的中文家庭老師，記得他也教過我唱一首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是把毛澤東思想比成革命舵手的。

那年在北京，託改革開放之福，個體戶餐廳開始出現，在西單大街南邊，開了個家庭經營的川菜館。七個搖滾青年結束了一天的排練以後，就去那裏喫飯喝啤酒，氣氛比凡事死板、動不動就給女服務員喊“沒有！”的國營餐廳放鬆得多了。至於還在地下的年輕搖滾分子們，則在人行道上放置的摺疊式圓桌邊盡情喫魚香肉絲，喝北京啤酒，談中西音樂，不亦樂乎。

“不倒翁”樂隊——重見搖滾老哥們

將近十年以後，我在香港重見了丁武。他已經是“唐朝”樂隊的主唱，中國很有名的搖滾音樂家了，那次來香港參加 “一九九四搖滾中國樂勢力”演唱會。二十餘年後的今天，那晚的演出被說成是“中國搖滾樂最輝煌的時刻”。

丁武

丁武的父親是祖籍江蘇的空軍老幹部，母親則是北京人。我記得他有一次帶我去看過住在老胡同裏的姥姥。他自己是1962年12月30日在北京出生。他的創造能力，顯然最初發揮在美術方面。下課以後去少年宮參加繪畫班，丁武認識了後來的樂友王迪。

有一天，他聽到朋友放的迪斯科音樂而受到震撼，覺得非常美，馬上去王府井樂器店買了一把二十塊錢人民幣的國產木吉他。然後，就跟王迪兩個人一起上私人辦的古典吉他學校，除了學演奏技術以外，還學了樂譜、和聲、樂理等。丁武說：“一開始就想搞搖滾樂的，但我是畫畫兒出身，知道搞藝術基本功非常重要。”

另一方面也有現實的需要。當年北京市面上根本沒有搖滾樂譜賣，所以只好向中央美術學院的留學生借卡帶，然後邊聽邊一首一首地記譜下來，用他們的術語就是“扒磁帶”。他天天跟王迪一起“扒”音樂磁帶，很快就學會唱披頭士、滾石樂隊、美國鄉村音樂等的十幾首歌了。當時他們不懂英文歌詞，只懂旋律與和聲而已。

我覺得，他們跟普通的中國人或者跟西方的搖滾青年稍微不同，因爲特認真、特老實，甚至給人很單純的印象。這也許就是藝術家氣質了。

The Beatles

1982年，丁武從學校畢業。在當年中國，工作是由國家分配的，他被分配到職業高中去教美術，王迪則被分配到世界音樂畫報出版社上班。他們倆組織了第一個樂隊叫 “蝮”，是取自李白的一首詩。丁武說：“那種蟲子能爬得很高，我們要學它的精神。還有，披頭士也是一種蟲子，甲殼蟲吧。”

搞樂隊需要樂器和設備，光光有工資是遠遠不夠的，於是兩個美術青年天天畫一張兩毛五的風箏，設計掛曆，還畫插圖，幾個月後纔買到第一把電吉他，一百五十塊錢人民幣。然後也要買貝斯、鼓、錄音機、麥克風、音響、磁帶……他說：“當時在北京搞搖滾音樂的人很少，在外面碰到彈吉他的人就覺得特別親切，馬上聊起來。就那樣聽到了北京歌舞團有吹小號的崔健，還有文工團宿舍子弟組的樂隊，那就是早期的‘不倒翁’。”

在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職業音樂家都屬於國家單位，正如所有作家、演員、運動員一樣。那麼，沒有獨立音樂家的概念，更何況是搖滾樂隊。他們想搞樂隊，想演奏搖滾樂，想公開演出，都需要錢。可怎麼辦？正好，中國流行音樂開始興起，各文工團也需要新的設備了，於是美國一家樂器行在北京舉行展銷會。丁武一個朋友在會上認識深圳一家公司的負責人，大膽地向他提出成立私人文工團的建議：公司先給他們提供樂器、設備和排練場所，然後他們演出給公司賺錢。就那樣，1984年“不倒翁”樂隊正式成立，丁武、王迪都馬上辭職來參與了。

“不倒翁”樂隊

記得丁武曾告訴我：“北京老百姓，拿畫畫兒的叫傻子，拿搞音樂的叫瘋子。我離開單位開始搞音樂，媽媽說，你現在是又傻又瘋了。”也有道理，在當年中國，離開單位意味着連身份都變得很可疑。好在三十年後的今天，一度教他母親慨嘆不已的“不倒翁”樂隊，居然被中國的年輕一代肯定爲“不僅是內地第一支嘗試用電聲器演繹現代音樂的樂隊，也是內地搖滾真正意義上的奠基者”（《中國搖滾編年史》）。我就是那個時候認識他們，卻沒有意識到小夥子們正在創造歷史。他們不僅是音樂藝術方面的先驅，也是音樂產業化的先驅，引進、推動了西方式的音樂家以及音樂產業的概念。

但是，離開原屬單位，不僅失去了工作而且還失去了住房。怪不得 “不倒翁”中幾個人就住在首都劇場閣樓的排練場裏。他們的財物很少，衣服只有一套，內衣只有兩套，用手洗好了就拿到屋頂陽臺上去晾曬。儘管如此，只要能搞自己喜歡的音樂，他們很快樂，臉上永遠掛着甜蜜的笑容。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他們的生活方式給我的印象：活得瀟灑。

記得有幾次，北京歌舞團的小崔即後來的“中國搖滾教父”崔健，帶着小號來排練場。他當時跟歌舞團的同僚們組織“七合板”樂隊，乃七個成員繫着蝴蝶結領帶合唱。他們灌過一張唱片，最著名的一首歌是美國電影《畢業生》的插曲《斯卡伯勒集市》。還有，本來在廣播交響樂團拉大提琴，當時正轉向要成爲演員、歌手的孫國慶，則像“不倒翁”成員的大哥那樣，經常來排練場跟他們聊天，或在角落裏一個人彈吉他。然後到了傍晚，大家一塊兒出外，到那四川館子或者到西四延吉冷麪店，喫魚香肉絲或者喫朝鮮冷麪和麻辣狗肉。最後是誰有錢就誰付錢，顯然採用一種共產制度。當時在北京還沒聽說過什麼AA制。

電影《畢業生》（1967）

深圳是中國最早期的經濟特區，公司方面決定派“不倒翁”樂隊到深圳一家酒店去演出，連火車票都買好以後，卻臨時取消計劃了。我估計，公司老闆想的是浪漫矯情的港臺流行歌曲，可是小夥子們要搞的是自己創作的搖滾樂，兩者之間存在的不是小誤會而是大鴻溝，果然越談越糾纏。

公司關閉了首都劇場閣樓的排練場，失去了窩的幾個人只好去北京火車站過夜。薪水都停發，使得一窮二白的丁武全身起了疹子，乃營養不足所致。他真的連喫餛飩的兩毛錢、坐公共汽車的五分錢都沒有，是我認識的人裏面最窮的一個了。一個原因是他家人不在城裏而住在郊區南苑機場附近的空軍幹部休養所。最後“不倒翁”解散，他們早期的夢破滅。

中國第一支搖滾樂隊

1985年8月底，我離開北京，轉學到廣州中山大學去了。臨走之前，丁武給了我一張水彩畫，是在天藍色的底上摹寫敦煌石窟壁畫的，其中有仙女彈着琵琶。我把大張畫兒捲起來用手拿着上飛機，不小心忘在頭上的櫃子裏了。第二天打電話去中國民航局詢問，沒結果，我長期爲此感到遺憾。

香港的電臺用我聽不懂的廣東話播音。還好，那年很流行一首國語歌，乃著名公益曲《明天會更好》。我多年以後才得知那是羅大佑作曲、張艾嘉等人作詞、由六十名臺灣歌手合唱的。當時只知道這是一首普通話歌曲，根本沒想到是臺灣歌曲。我的中文還挺差的，取得信息的能力也很有限。每晚每晚重複地聽着《明天會更好》，除了歌名以外，歌詞只記住了一句“媽媽張開你的眼睛”，其實應該是“慢慢張開你的眼睛”。羞愧！

到了廣州，我收到了丁武他們去“走穴”的消息。但“走穴”是什麼？十年以後在香港訪問他，我才搞懂究竟是怎麼回事。他說：“當時，文藝團體的改革開始了，大家要自己賺錢，自力更生了。所以，紛紛打一些歌星、影星的牌子去賣票，然後組織兩個小時的節目，在小地方的體育館演出雜技、小品、相聲、流行音樂。說是活躍祖國各地的文化生活，其實內容特別雜。”丁武幫文工團彈吉他，有港臺音樂、西方電影音樂、京劇樣板戲《紅燈記》等。最長的一次，從錦州一直到九江，他隨團走了整整兩個月，最後收到了三百塊錢。當時，一次演出給他五塊錢人民幣。“走穴”讓他接觸社會，去全國各地轉，在舞臺上鍛鍊，也讓他賺錢生活。但是，他說：“從純音樂的角度來看，特別沒有意義，是純娛樂。”

同一時期，崔健也搞過流行歌曲。然後，1986年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的“世界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會”上，崔健帶領丁武的老朋友王迪等幾個人，第一次以樂隊形式上舞臺，第一次公開演唱《一無所有》，成爲中國搖滾樂的第一炮。現在，網絡上就可以看到那晚的演出。崔健穿的褲子，一個褲腿長，一個褲腿短，是故意弄出來奇形怪狀的。

他彈着電吉他，聲嘶力竭地唱着自己寫的《一無所有》。藝術的力量很驚人，臺下的聽衆一下子聽明白了，那是一首屬於他們的搖滾樂曲。丁武說：“他的《一無所有》影響了很多人。我們從搖滾樂的形式出發，當時才找到了方向和內容。”

崔健1986年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公開演唱《一無所有》

1987年，丁武拉上一家汽水公司的投資，跟王菲的第一任丈夫竇唯等人成立了“黑豹”樂隊，便開始寫自己的作品。早期的“黑豹”還採用文工團模式，擁有好幾名歌手，主要唱外國歌曲。隨着丁武對各種流派的搖滾樂慢慢有了鑑賞力，他想要擺脫文工團模式，想要搞純粹的搖滾樂隊，更想要創造自己的東西。於是他離開“黑豹”而獨自去新疆走了兩個月。

回到北京，丁武認識了一個主修中國歷史、當時來華留學的美籍華人郭怡廣（Kaiser Kuo），通過跟他長時間的對話，瞭解到西方搖滾樂發展的歷史，並被“進步搖滾樂”的人文氣息強烈吸引。最後，他們另找美國人薩保和湖南人張炬，成立了“唐朝”樂隊。四個成員的平均身高超過一米八，而且都披着長及腰部的直髮，可以說是中國視覺系樂隊的先驅，既帥又酷。

黑豹樂隊

那是1988年。“唐朝”是中國第一支重金屬搖滾樂隊。關於“唐朝”這一名稱，丁武說：“當初只覺得這個名字很好聽，而且我們都留着長頭髮，特像中國古代的大俠……唐朝的中國多開放，吸取世界各國文化，藝術發展，社會穩定。唐朝又是中國最長的朝代，是文人的世界。”他從新疆絲綢之路回來以後組織了“唐朝”樂隊，似乎不是偶然。到了後來，他把樂隊成員比做《西遊記》的登場人物，自己始終是唐僧，是要西行取經的和尚。

當時是中國搖滾樂的第一個高峯期。原屬於“不倒翁”的秦奇從日本進修回來，在西四的星光酒吧舉行了第一個由中國人主辦的地下搖滾音樂會，也就是北京當年所謂的“派對”。然後，幾乎每個星期都有“派對”，搖滾樂隊也多起來了。所謂的“八十年代現代派”青年們，包括畫畫的，搞戲劇的，都騎自行車到“派對”場地集合。結果，搖滾分子開始和其他前衛藝術家交流。例如，1988年夏天，行爲藝術家溫普林在長城舉行的“大地震”，乃用布把長城包起來，並把音響擺在長城上，由“唐朝”等六個樂隊演出整整一天。以藝術院校學生爲主的觀衆多達四五千人。

1988年10月15-16日，溫普林在北京慕田峪長城編導策劃了一場以“告別二十世紀”爲主題的大型藝術活動，彙集了當時北京各大藝術院校和文藝團體的青年藝術家。這場活動後來被人們稱爲“大地震·包紮長城”，成爲80年代中國嬉皮精神的經典記憶，甚至被喻爲中國的“伍德斯托克”。

從地下到地上的搖滾樂

今天在中國的網絡上看得到的“搖滾樂編年記”可不少。1990年1月，崔健在北京工人體育館舉行第一次個人演唱會。那也是中國官方第一次正式批准的搖滾音樂會。同年二月，首都體育館的“一九九○年現代音樂會”由“唐朝”等六個樂隊演出自己的作品。丁武說：“那是中國搖滾從地下走到地上的標誌。現場有很多國內外記者，叫我們終於受到關注。”

同一年，“唐朝”作爲大陸搖滾樂隊，第一次跟商業機構（臺灣滾石唱片公司）籤合約，演出機會漸增。1992年年底發行的第一張專輯《唐朝》在大陸賣了五十萬張，在中國香港、中國臺灣、韓國、新加坡也同時發行，總銷量達二百萬張。

二十年後，有很多中國人說《唐朝》就是他們的青春，不足爲怪。“唐朝”的作品一方面跟當代西方的重金屬搖滾樂接軌，另一方面洋溢着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憧憬和驕傲，其實它表達的是認同的危機和對此緊迫的渴求。聽着“八個樣板戲”長大的“幹校的孩子”，在標題作品裏插入京劇唸白般的一段，表現出既陽剛又華麗的中國想象。

丁武用高音喊：“憶昔開元全盛日，天下朋友皆膠漆，眼界無窮世界寬，安得廣廈千萬間。”聽起來彷彿京劇的同時，也讓人聯想到英國皇后樂隊主唱佛萊迪·摩克瑞（Freddie Mercury）的歌聲，有一會兒“東入西出”一會兒“西入東出”的感覺。他們樂曲的特點就是格局大，藝術性高，既有世界性，又有中國風。

網絡上有人評《夢迴唐朝》道：“世界其他地方，沒有人能寫這樣的歌詞。”丁武說過，他組織“唐朝”之前，上了郭怡廣的西方搖滾音樂史課，被“進步搖滾樂”的文人氣質吸引，決定走這一條路了。果然他是說到做到的。

皇后樂隊

他也在那次的訪問裏說過：“太多不愉快的事情發生了，愉快的事情很少。不敢去回憶，又擺脫不了。每件事情記得特別清楚，像噩夢似的。”

“唐朝”樂隊的第一張專輯叫《唐朝》，歌詞裏出現很多很多的“夢”，而其中不少是“噩夢”。例如《飛翔鳥》一首唱：“永遠沒有夢的盡頭，永遠沒有不滅幻想。想當年狂雲風雨，血洗萬里江山。昨夜的夢，就在眼前，就在眼前，飄來飄去沒有盡頭，飄來飄去沒有盡頭。”相信對他們而言，《夢迴唐朝》起了難得的療傷效果。

1993年成立的“北京迷笛音樂學校”給從全國各地來北京的搖滾青年們傳授現代音樂的理論和實踐，丁武也常去當講師。自己摸着石頭渡過了搖滾一條河，他對後輩很慷慨，被稱爲搖滾前輩丁武老師乃有憑有據。1994年2月“唐朝”赴德國柏林參加“中國文化藝術節”，12月17日則參加香港紅磡體育館的演唱會。看到如今大夥兒對那晚“中國搖滾樂勢力”的高度評價，我不能不感嘆：歷史是後人寫的，當晚在場拍手叫好的香港歌迷們也恐怕沒想到自己正在做“中國搖滾樂最輝煌時刻”的目擊者吧。但在內地說“唐朝是我們的青春”的老粉絲們，往往就是重複聽現場錄音聽到卡帶斷裂的。

1994年香港紅磡體育館演唱會

1990年代以後，搖滾樂在中國不再屬於地下了，但也沒有融入主流文化。雖然勢力大幅度擴張了，還是屬於小衆的。在不容易的情況下，“唐朝”的專輯還是每隔幾年就問世：《演義》（1998）、《浪漫騎士》（2008）、《沉浮》（2010，迷你專輯）、《芒刺》（2013）。成員時而變動，只有丁武一直在。

談到“唐朝”的歷史，常被提到1995年貝斯手張炬因車禍去世的不幸事件。其實，早一年他們來香港的時候，我也在尖沙咀的酒店房間見到過張炬。比丁武小七八歲，外貌白胖的張炬有小弟脾氣，如日本SMAP組合的香取慎吾。他事事都要擁護丁武大哥，於是還責難過老孃的不是。藝術才華洋溢的年輕人，僅僅二十五歲就離開人間，叫大家覺得豈有此理。不過，炬炬的魅力好像超乎了一般人。1997年，“唐朝”樂隊、張楚、竇唯、高旗等參加錄音，發行了一張合輯就叫《再見張炬》。可以說，身後被朋友們想念懷念的中國搖滾樂手，無人出張炬之右。同時，丁武對他的感情之深和感情之真，也令人印象深刻。

張炬（1970年5月17日-1995年5月11日）

轉眼之間，又過了二十年。如今，在中國多如牛毛，少說都有幾千支的搖滾樂隊的成員及歌迷中，沒有一個人不知道丁武和“唐朝”。甚至有不少人說，“唐朝”是中國最有名的搖滾樂隊。

丁武都五十多歲的人了，可是在網絡上看最近的照片，高瘦的身材沒變，長髮也沒剪短，更甚者仍保持着那小孩兒般的笑容。

據悉，這些年他成家有了個女兒，也重新拿起畫筆來開始畫畫，在北京798藝術區等地方辦過畫展。丁武畫自己少年、青年時期的回憶，相信對他自己，對他粉絲會起類似於精神分析的療傷效果。另外，他也練古琴、尺八等傳統樂器，果然是名副其實的搖滾藝術家了。他還在管虎導演拍的走紅電影《老炮兒》裏客串過。

“唐朝”樂隊的活動沒有閒下來，反之比過去還活躍。除了在北京以及中國各地舉辦演唱會以外，近時還去過新西蘭、斐濟、北非等地演出。這在中國搖滾樂自從1990年代中期起全盤低落，當年許多明星沒落失蹤的情形下，該說是可圈可點的好成績了。2013年問世的專輯《芒刺》，貫穿全輯的主題是環保和反戰。

時代變了，中國變了，可是丁武沒有放棄演唱《國際歌》。在2015年太湖迷笛搖滾音樂節的視頻裏面，有丁武帶領的“唐朝”演奏搖滾樂版《國際歌》，許多年輕聽衆一起合唱的場面。《國際歌》至今是“唐朝”樂隊的代表曲之一，也在中國搖滾樂經典一百首排行榜上佔第十四名的位置。顯然這一首搖滾樂曲，在中國次文化的語境裏，一貫具有獨特的意義。在排行榜上，也有“唐朝”樂隊的其他歌曲如《夢迴唐朝》《太陽》《飛翔鳥》《月夢》，證明丁武實現了早年的夢想，把真正屬於自己的作品創造出來，並牢牢刻印在聽衆的心靈上了。

丁武不向商業主義低頭，要堅持走“藝術搖滾”的路線。他在一個娛樂新聞節目裏說：在凡事數字化的時代，唱片公司要講效率，要計算成本，主張多用電腦，叫他們只好自己演奏，自己當錄音師，結果做一張專輯需要幾年的時間了。可見，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困難需要克服。

電影《北京樂與路》（2001）中出現的雜誌《我愛搖滾樂》。以九十年代末北京地下搖滾爲背景的電影《北京樂與路》是香港班底與北京搖滾樂文化的奇異組合，曾引發樹村樂隊的聯名抵制。

曾經的年輕人經過中年走進老年，要失去的東西自然不少，但有時候也會意外地收到時間送來的禮物。看老朋友依舊活躍，可以說是其中之一吧。三十年後，在網絡上看到丁武仍然是跟當年一樣的搖滾帥哥，仍然爲自己的理想奮鬥，我真高興得有點兒想哭了。他在電視訪問裏說，四十九歲纔有的女兒叫他“從心裏深處發出來的愛，增多”，讓老朋友覺得心裏溫暖。

我這回看得很清楚了：搖滾樂跟漫畫、動畫不同，它似乎有超越時空的反主流本質。換句話說，無論時代的主流遷到哪個方向去，搖滾樂永遠屬於次文化。多虧早稻田大學舉辦國際研討會而邀請我參加，這一次我在心靈上走了一趟回憶和重新認識北京搖滾樂創世紀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