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南非：全球“大隔離”下的種族隔離陰霾

2020年寒假伊始，我從北京出發飛抵南非約翰內斯堡探親，並希望借假期完成有關南非視覺和表演藝術的田野調研。兩個月已經過去，沒想到因爲疫情的全球蔓延，我還滯留在這裏。作爲非洲最國際化的城市之一的約翰內斯堡也因爲新冠疫情，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春節前後，南非尚未有確診的新冠肺炎相關病例的報道。因爲國內疫情緊張，身邊許多中國企業和華人都在四處募集醫療物資包機發往中國。記得當時已經有學者提醒華人社羣不要過度採購醫療物資，因爲非洲的公共醫療體系十分脆弱，一旦疫情在這片大陸蔓延，後果將不堪設想。短短一個月之後，非洲大陸40多國發現新冠病例。南非的第一例病例3月5日確診，然後一直呈現幾何式增長，在三週左右的時間迅速上升至1000例、並出現死亡病例。與意大利等老齡化社會不同，非洲的年齡結構普遍更爲年輕化，但更大的挑戰在於許多國家有免疫系統疾病的人羣基數較大。以南非爲例，全國有至少七百萬人感染艾滋病，每年還有至少50萬肺結核新增病例。受基礎設施所限，大部分非洲國家並不具備對民衆進行大範圍檢測的能力。這也是爲什麼截至目前，尼日利亞、剛果（金）等幾個非洲國家的本地病例報道中以政府部門的高官爲主。人們普遍認爲，在非洲媒體中公開的確診感染數字可能並不具備很高的參考價值。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不間斷影響非洲多個地區的霍亂，到2014年在西非大面積爆發的埃博拉，大規模的瘟疫一直是是當代非洲國家面臨的巨大危機，在全球公共意識層面卻鮮有關注。正如許多學者指出的那樣，病毒本身不能辨識國籍、身份和階層，但每一次瘟疫的爆發都帶有強烈的等級色彩，進一步加劇着社會不公。

一種“中產病”？：疫情下的南非式幽默

在疫情全球蔓延的初期，相對歐美地區而言，非洲各國是新冠疫情傳播較緩的地區。二月初的時候，整個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只有塞內加爾和南非兩個國家能夠檢測新冠病毒。記得著名的南非籍脫口秀主持人Trevor Noah還曾在節目中開玩笑說，“看，非洲人民再一次被世界遠遠拋在了後面。”從第一例確診病例開始，南非的社交媒體上就充斥着有關新冠肺炎是個“中產階級”病的各種段子：“雖然我們不知道那些得了新冠肺炎的人是誰，但我們知道他們都去歐洲度過假”；“作爲一個連護照都沒有、甚至從沒用過電子郵件的人，我第一次覺得自己和一種來自國外的流行靠得這麼近”。的確，南非最初的確診病例幾乎都有歐洲旅行史，最早發現的幾個病例來自同一個赴意大利的十人旅行團。

自3月5日起，南非總統拉馬福薩和衛生部長已先後多次召開新聞發佈會或發表公共演講，向公衆確認，目前所有發現的病例及其家人、醫生、同事、以及子女就讀學校的師生均已得到妥善的安置和隔離。不過在這些新聞和公共報道里，似乎有一類人從未被提及，那就是生活在這些中產家庭中的女傭。南非專欄作者Haji Mohamed Dawjee 尖銳地發問：“這些中產家庭的女傭們被妥善安置了嗎？她們去哪兒自我隔離？是在繼續工作還是會被髮配回家？”南非的許多中上層家庭都有住家的黑人保姆。據不完全統計，整個南非至少有一百萬人口從事家政相關工作。過去幾年中，我們在南非租住過的白人家庭中也幾乎都有住家的女傭，她們很多人在房東家工作生活已經超過幾十年。令人感到彆扭的是，即便他們是已年過半百的中年人，房東也會一直沿用種族隔離時期的稱呼，稱這些住家女傭爲“girls”，稱家中的園丁爲“boys”。種族隔離時期，黑人在城市裏能找到的工作種類非常有限，女性基本就只能白人家裏做女傭。直到今天，來自其他非洲國家的女性移民，因大多數沒有正式的工作籤，也只能從事類似的工作。而在疫情應對的相關新聞中，對於這部分人羣的安置情況，幾乎成了一種令人尷尬的“沉默”。

疫情爆發以後，一段拍攝於約翰內斯堡Ilovo地區的一位白人女性教她所管理的公寓中的黑人員工洗手的視頻在網上引起了巨大的爭議。在視頻中，她先是稱呼女性員工爲“girls”，後由改口“女士們和先生們”，並告訴這些員工，在洗手的時候可以唱一首“生日快樂歌”，或者也可以試試“更非洲”的歌曲“Shosholoza”。這個視頻最先由黑人喜劇作家Lesego Tlhabi發佈在網上，後來包括DA 政黨Lindiwe Mazibuko和傳媒人士 Redi Tlhabi等公衆人物紛紛轉發評論，並認爲這個視頻充滿了“種族主義”的意味。有網友評價，“是這些人，每天把你們混亂不堪的房間打掃得一塵不染。現在你卻要用對待幼稚兒童的方式，來給他們上一節 ‘衛生課’。”

一位金髮白人女性教黑人員工洗手的視頻被上傳到網上，引發有關種族歧視的討論。

Jedediah Britton-Purdy 在近期發表於雅各賓（Jacobin）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新冠肺炎的爆發，揭示了一場以“撤離能力爲標準的階層等級體系”。而這種以“撤離能力”或者“隔離能力”爲標誌的階層體系，在當代南非社會一直是一種顯性存在。所謂“南非夢”，指的就是擁有足夠的財力可以保障家庭徹底擺脫對基礎設置和公立體系的依賴，例如，能夠將孩子送往私立學校、爲全家人購買私人醫療保險、在後院裏擁有自己的發電和供水系統等等。總之，一直以來，“南非夢”的核心定義就是一種從公共領域中“隔離”的能力。疫情爆發以後，住在高牆大院裏的中上層家庭，除了開始在家辦公以外，原有的生活節奏似乎並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他們甚至可以和往常一樣在家進行體育鍛煉，因爲網球場和游泳池正越來越多地成爲約翰內斯堡高檔私人住宅的標配。

“你笑了，但這是真的”（“You Laugh But It’s True”），是出身南非黑人聚居區索韋託（Soweto）的脫口秀明星Trevor Noah的Netflix首秀的標題。它典型地體現了人們如何經常通過“南非式幽默”來排遣嚴重的社會不公和公共基礎設施的缺失給普通人帶來的無奈和絕望。南非全國近六千萬人口中，10%的人擁有國民收入總值的三分之二，有55%的人（大約三千多萬人）月收入低於82美元；全國有82%的人沒有醫療保險，完全倚賴脆弱的公共醫療體系。而要應對此次疫情，公立系統的醫療資源顯然是遠遠不夠的。根據金山大學社會安全與管理教授Alex van den Heever的估計，作爲基礎設施相對完備的非洲國家，南非全國公立系統中目前只有448個可用的重症牀位，而私立系統中有2479個剩餘重症牀位，數量遠遠超過公立系統。目前，南非七百萬感染艾滋病的人口中，有三百萬人尚未能接受任何治療。疫情的發展無疑將進一步加劇醫療體系的癱瘓。

近年來，南非社會不斷爆發以“倒下主義”（Fallist Movement）爲代表的底層社會運動。從2015年開始，南非的校園中相繼發起了 “羅德斯倒下運動”（Rhodes Must Fall）、“學費必須下降運動”（Fees Must Fall）等一系列旨在破除殖民遺產、追求社會平等的運動。在南非人特別是年輕人中，似乎已經確立了這樣一種共識：作爲全球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當代南非社會愈發嚴重的貧困和不公是結構性的，迫切需要改變。

從2016年開始，學界出版了一系列有關Fallism的書籍，對“倒下運動”進行了及時地呼應、總結與反思，這些研究的一個共性，是特別注重挖掘當下時代變遷與代際記憶和南非歷史的關聯。

“國家災難狀態”

3月15日傍晚，我們守着電視直播，等待總統拉馬福薩就新冠疫情發表全國講話。

原定七點的講話推遲兩個小時後終於開始，拉馬福薩宣佈南非進入國家災難狀態（national state of disaster），開始實行旅行禁令、關閉學校、禁止高風險地區旅客入境、取消百人以上聚集活動等一系列措施，他說，“共和國的民主歷史上，從未面臨和今天一樣嚴峻的形式。”

消息一出，原本平靜的城市似乎一下子大變樣。原先社交媒體上瀰漫的輕鬆情緒逐漸演變成一種劍拔弩張的焦慮。金山大學醫學院有學生檢測出新冠病毒陽性，學校緊急宣佈學生需從宿舍中撤離。因不滿學校在未做全面檢測的前提下要求所有南非學生撤離宿舍、可能會在返家路途中帶來更多傳播風險，法律系兩名學生連夜將學校告上法庭。最終在照顧國際學生的前提下，法院維護了學校的決定。不過，全國所有的學校關閉之後，根據南非的網絡基礎設施情況，像其他國家和地區一樣改爲遠程授課是根本無法實現的。南非的網絡通信費用十分高昂，學生們回到各自家中，即便他們中有些人使用智能手機，也沒有辦法支付網絡授課的流量費用。

我們租住的公寓樓位於繁忙的Rosebank地區，經常接納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和短期訪問的住戶。總統全國講話之後，全樓的住戶紛紛拖着行李搬走，一夜之間，平日滿滿的停車場裏竟只剩下零星的幾輛車。教會宣佈取消復活節的大型活動，南非國家藝術節決定改爲線上舉行，同志馬拉松、兩洋馬拉松等超級馬拉松賽事也紛紛取消。娛樂與創意產業的媒體人在社交媒體上發起“#KeepYourTicket”的話題，號召人們不要申請退票，幫助遭受重創的創意產業度過難關。然而，面臨真正“災難狀態”的，似乎是另外一羣並不怎麼使用推特等社交媒體的人。

南非城市開普敦長街打出鼓勵市民儘量居家、不外出的標語。圖片來源：Ashraf Hendricks

里尼在我們住的公寓大樓裏擔任清潔工。她和公寓幾乎所有員工一樣，生活在南非最大的黑人聚居區之一索韋託。每天清晨，她要花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的時間換乘兩班小巴車到達酒店，然後負責清潔10間以上的酒店房間。她每月工作25天，共收入3000蘭特（大約1400人民幣）。作爲一名單身母親，除去每月的通勤花費1300蘭特，剩下的所有費用要來撫養兩名8歲和9歲的學齡兒童、和一個八個月大的嬰兒，同時還要贍養平日幫她帶孩子的年愈七旬的母親。她八歲的女兒還常年患有嚴重的皮膚病。可能因爲年齡相仿，我在約堡停留的兩個月中，里尼經常來找我聊天，詢問我中國的情況。不管我如何描述這次新冠病毒的嚴重性，她似乎一直覺得這件事離自己很遠，“你去過我生活的索韋託，應該知道那裏有很多比Corona更危險的病毒吧。”她經常半開玩笑地這樣打趣。

在南非，有1100萬人生活在非正式的棚戶區（informal settlement）中。在這些棚戶區裏，通常全家人擠在一個鐵皮屋中，沒有基本的電力和衛生保障，更沒有24小時新聞和網絡不間斷更新新冠肺炎的發展狀況和注意事項。疫情將不會以“常規”的方式影響這些人的生活，他們不會像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多數人口那樣應對這次危機——四處購買口罩、洗手液、去超市排隊囤積食物。如果真的必須全部在家、不能出門，他們的感染風險可能更高。總統全國講話之後，社交媒體上開始流傳當地Woolworth超市的冷藏食品架被拿空的圖片，我拿給里尼看的時候，她淡淡地說，“我從沒有去過這家超市。他們的東西太貴了。”

3月19號清晨，我們住處附近的一家酒店發現一例確診病例，樓下一下子停了數十輛救護車。我們也開始緊急找房、尋找人員流動量相對較小的住所。搬走前我去找里尼，給她灌了一瓶我之前買好的洗手液，讓她叮囑家裏的孩子要多加小心，儘量不要去教堂等公共聚集的場所。里尼說：“經理讓我們從明天開始不用繼續上班了，也不知道下次再見到你，會是什麼時候了。”說實話，把洗手液拿給里尼的時候，我心裏充滿矛盾。因爲我知道在她生活的地方，連潔淨的飲用水都成問題，強調用流水洗手20秒以上，是一件多麼奢侈又諷刺的事。

因爲公寓已經基本搬空，酒店不再需要那麼多工作人員，里尼和其他大部分工作人員開始了無薪待崗的狀態。剛來酒店工作不久的里尼，最擔心的是自己會因爲疫情爆發被裁員。而即便酒店不裁員，每天乘坐私人小巴（每輛小巴容量14人，但嚴重超載狀況十分普遍）數小時往返索韋託和桑頓城區工作的里尼，也要面臨極大的感染風險。疫情爆發之後，每天早晨酒店給剩餘的工作人員發放一個口罩，在下班時讓他們按照規定丟棄在特定的垃圾桶內。而在幾個小時的通勤時間裏，他們卻是毫無保護措施的。爲了防止物資丟失，酒店的清潔工在下班時候還要接受安保和管理人員搜身。所以，爲了讓里尼要把洗手液帶回家給孩子，我還需要手寫一份“物品贈予說明”給酒店管理人員。

最後一天工作日，平日裏快樂健談的里尼，顯得憂心忡忡

另一段“隔離”的歷史

總統第一次全國講話之後，我們之前聯絡的租房中介紛紛告知政策調整，原先看好的住所處於凍結狀態。情急之下，我們在AirBnB應用上按照地圖搜索，最終找到了一家離約翰內斯堡市區稍遠的、可以即刻自主入住的住處。

這個新的住處位於哈特比斯波特（Hartbeespoot）大壩，當地華人習慣上稱之爲大湖區，距離約翰內斯堡約一小時車程。週五結束了一週的網課，我們決定出門瞭解一下這個之前完全不熟悉的小鎮，希望能找一個人少又空曠的公共場所休息一下。哈特比斯波特由圍繞着大湖的幾個小鎮構成，在沿着湖邊開車兩小時繞了一圈之後，我們發現佔地兩千多公頃的大湖岸邊，竟然全部被私人住宅區用鐵網佔領，毫無供公衆使用的休憩空間可言。在地圖上反覆搜索後，看到小鎮有兩家可以跑步的公園，到了門口才發現這裏的公園也是私人所有、每人收取100蘭特的門票費用。正當我們對這樣高度私有化的城市規劃和結構感到震驚的時候，有一位同樣來自約翰內斯堡的白人女性走過來跟我們打招呼，她感嘆着：“只有這裏纔有‘像樣’的公園，在約翰內斯堡，可完全沒有這樣安全和放鬆的去處！”

這位女士的話令人匪夷所思。約翰內斯堡城內有大量免費開放的公共空間，公園和草地用地佔了整個城市面積的十分之一。而這位女士之所以發出這樣的感嘆，大概是因爲這些公園已經成爲許多無家可歸的黑人流浪人員聚集的場所。種族隔離期間，約翰內斯堡城區只允許白人居住生活。1994年種族隔離結束之後，各大公司、銀行和金融機構逐漸撤離老城區。雖然政府在近年來實行了新城項目（Newtown Project）等利用文化藝術的方式振興城市的計劃，卻收效甚微。因爲治安原因，許多白人幾乎從不涉足約翰內斯堡的老城地區。在他們的認知中，這些公共空間就像《犯罪天堂》、《黑幫暴徒》等南非電影裏刻意描繪的那樣，充滿了暴力、不安和危險。

這段短短的小鎮居住經歷，也成爲我這學期開設的《非洲文化與社會》課程的一段小插曲。在準備有關“南非電影與種族隔離”這一講的直播課程時，我順手查找了以哈特比斯波特爲代表的小鎮的相關史料，發現原來這裏的湖岸線雖爲國家所有，但租約幾乎全部掌握在白人手中。幾年前，曾經有當地黑人居民試圖請願改變這一現狀，一直未果。更有甚者，在一些度假村和餐館中，業主援引“保留進入權”（“Rights of Admission Reserved”）條例，拒絕黑人旅客進入。2018年，一位黑人居民在一家傳統上以白人爲主的遊艇俱樂部遭到毒打，引發了該地區一次抗議種族主義的遊行。

在種族隔離結束25年之後，膚色和階層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人們生活的空間、以及在特定空間中生存的方式。在疫情造成的全球“大隔離”的時代，種族隔離的歷史也不斷地浮出地表，與愈加複雜和緊張的空間政治盤根錯節。

四處可見的高牆電網，是南非城市建築的“特色”之一。攝影：程瑩

全境Lockdown！

3月23日，南非的新冠肺炎病例一日內激增五成。傍晚時分，總統拉馬福薩再次進行全國演講。從3月26日子夜開始，南非實行爲期21天的全境大封鎖。封鎖期間，除了緊急就醫和購買必備食物，不得外出。

消息一出，我們在AirBnB上預定的小區業主委員會決定拒絕外來住客。於是，剛剛搬來不到一週的我們，又要搬家了。緊急狀態下已經不可能在一天之內租好新的房子，幸好有朋友因爲疫情原因無法返回南非而暫居國內，慷慨地將自家房子借給我們暫住。以最快速度收拾好行李，我們再次開車返回約翰內斯堡。

在加油站停車加油時，我們儲備了一些食物和飲用水。加油站的工人們並沒有口罩，他們用普通的頭巾和圍脖遮掩口鼻。除此以外，這一路上似乎並沒有什麼異常。和平日一樣，大大小小的十字路口和紅綠燈下，站着些許乞討的路人。先生一邊開車一邊問我：“如果明天開始全面全境嚴格限制出行，那這些人該怎麼辦？”

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對於這些每天都面臨飢餓和疾病威脅而別無選擇的人，又意味着什麼？在總統發表這次全國演講以前，朋友發來南非軍隊提前進駐我們所在的豪登省以應對緊急狀況的圖片。當地華人社羣的討論中，瀰漫着種種可能發生暴亂的隱憂。

全境封鎖的消息宣佈之後，40名開普敦Khayelitsha棚戶區居民在市政廳臺階上以一米的距離抗議，要求政府在實施全國封禁措施前提供飲用水。圖片來源：Mary-Anne Gontsana

封城前一天，我打電話給居住在約翰內斯堡滕比薩（Tembisa）的津巴布韋移民朋友安德萊，詢問她的近況。她告訴我，原定月底返回津巴布韋的計劃因爲南非封鎖而不得不放棄；這幾天津巴布韋的醫療系統人員也因爲政府面對疫情完全無所作爲而不得不發起罷工。不過她的家人們並不聽她的勸告，依然在參加週末的教會活動。

安德萊是五年前跟隨她的姐姐坐小巴車從津巴布韋的布拉瓦約（Bulawayo）跨越國境線來到南非的。除了父母仍舊留在津巴布韋幫忙照看姐姐的幾個孩子，她們姐妹七人全部在約翰內斯堡生活，主要靠做家政工人和打零工維持生計。安德萊居住的滕比薩，是許多來自非洲其他國家的外來移民聚居的地方。大約一個月以前、南非尚未有新冠病例報道的時候，我曾在週日清晨和家人散步時遇到過一次津巴布韋社羣的教會活動。他們當時在位於城市北部一家農場的池塘邊祈禱和洗禮。有朋友曾提及，他們之所以選擇在叢林、水邊等單獨的戶外處所進行祈禱活動，除了宗教文化原因，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來自津巴布韋的移民經常會被本地人的教會和宗教場所排斥。在與他們聊天的時候，幾位來自津巴布韋的成員關切地問及當時在中國蔓延的新冠疫情，並真誠地告訴我，他們會一起爲我們祈禱。

在過去兩週裏不斷因爲疫情原因更換住處、打包搬家的時候，我時常想起這一幕。外來移民聚居的滕比薩經常被本地媒體和公衆認爲是混亂和骯髒的地方。當亞裔面孔因爲疫情在許多地方被排斥和誤解的時候，這些同樣生活在異國他鄉的人卻給了我一份樸實的善意。當我寫下這段文字的時候，距離南非開始全境封鎖還剩下四個小時的時間。外面的街道出奇地安靜。希望這些曾給我慰藉的陌生人，也在這樣的時刻同樣被記掛、被惦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