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除了以往遗留在网络上的痕迹，大病众筹是基于熟人社交的，在熟人圈子中，各类信息是比较透明的，那么互联网众筹平台也能从中挖掘一个人提供的信息的真实度。近日，德云社相声演员吴鹤臣突发疾病，家人通过网络大病筹款平台“水滴筹”发起百万众筹，却被指有房有车，引发争议。

近日，德云社相声演员吴鹤臣突发疾病，其家人通过水滴筹发起众筹。很快就有声音提出质疑，包括患者有房有车为何也发起筹款，平台是否提前核实该病症所需治疗费等内容，等等。吴鹤臣的家人很快做出回应，表明自己并非“诈捐”，水滴筹公司也表示将加强审核。

长期以来，“装穷众筹”一直是热门话题，其中有平台审核不到位问题，还有此种模式的天然缺陷。原子智库特约作者、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研究员刘远举据此撰文，分析大病网上众筹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行的解决之道。

以下是刘远举文章的主要内容：

1、大多数人的大病众筹都是在自己的阶层内求助，很少有人能打破信息壁垒，扩大传播。造成恶劣影响的“明星级捐赠事件”，确实会影响公众的捐赠热情。诈捐的不但谋财，也是在害命。

2、救急与救穷的界限十分模糊，如何判断因人而异。平台需要做的是，公示募捐者的经济情况，说明实际需求，账目公开，把判断权交给捐赠人。

3、既然向大众募捐，就要让渡一部分隐私权。众筹平台在数据上与各类第三方平台合作，能够发现一个人的真实财富水平。这在技术上并不难，成本上也较低，这是将来要努力的方向。

以下是刘远举文章的正文：

近日，德云社相声演员吴鹤臣突发疾病，家人通过网络大病筹款平台“水滴筹”发起百万众筹，却被指有房有车，引发争议。目前国内有大约二三十家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据不完全统计，已有逾百万大病家庭通过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发布了求助信息，但在帮助贫困患者的同时，也出现一些诈捐或信息隐瞒等问题。

大病众筹：难以打破的阶层壁垒

有人认为，吴鹤臣这种明星众筹会挤压普通人的大病众筹空间。其实准确说吴鹤臣并不算明星，只能说引发了“明星级捐赠事件”。问题的本质是，明星级捐赠事件会不会影响普通人？

大病众筹、个人大病求助，靠朋友圈、QQ群转发接力扩散，在社交媒体传播，本质是基于社交的。社交是一个信息壁垒很强的事。一个白领的朋友圈中能有几个农民工，而一个富士康打工妹的朋友圈中，又能有几个CEO呢？

扩散能力与影响群体，两个因素会极大影响最终的筹款金额。不同阶层在这两方面截然不同。我观察过朋友圈中的很多众筹发现，求助者的家庭背景和阶层，几乎决定了他筹款的上限。一个农民工，或大学刚毕业初的年轻人，能筹到的钱也就5、6万左右，人均20-50元。当然，我这个数据只是个人观察，但另一些数据可以佐证我的观察，比如看下面这张宣传图，水滴筹筹的平均筹款额也1万元左右。

所以，一般人的筹款范围是很小的，那种十几万、几十万筹款的例子其实很少。大多数人的大病众筹都是在自己的阶层内求助，很少有人能打破信息壁垒，扩大传播。吴鹤臣其实不算明星。他的职业特点是：收入不高，影响力较大，知名度较高，所以能快速筹集资金。

此外，教师、记者、医生等职业地位较高、职业群体认同高、但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也能打破信息壁垒，获得全社会性捐赠，他们是众筹平台最大的潜在受益群体。

朋友圈中一天看到5个众筹，前几个可能会捐钱，到后面自然就麻木，捐钱的可能性很小。放在更长时间段看，每个人的捐赠都有一个大概额度，一个月中出现几次，前面的捐赠会挤占后面的预算。明星知名度大，其众筹能占据很多人的朋友圈，自然对其他众筹形成挤压。

从这个角度讲，他们的确会影响普通人众筹。也应该看到的是，这种“明星级众筹事件”是极少数，从总量来看对普通人的影响不大。

但是，明星捐赠事件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一旦出现争议，就会伤害到众筹救治的根本。早前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调查显示，受负面新闻影响，46.3%被调查者对互联网募捐的真实性和安全性存疑；10.2%的被调查者认为层出不穷的“骗捐门”耗损公众同情心，导致个人募捐无人敢信。这就直接会影响到人们的捐赠意愿，筹款难度提升，筹款金额下降。从这个角度，那些诈捐的不但谋财，也是在害命。

不过，是否诈捐，界限本身也是模糊的。

救急与救穷：边界很模糊

大病众筹该帮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并不简单。帮助到何种程度，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有亲疏之分。

关系亲近的同事、朋友、人们会倾向于多帮助一些；朋友的朋友，一面之交的朋友，就会少捐一些，但不会要求卖房、卖车。由亲到疏，帮助会逐步减少，而对募捐者的要求则会增加。那些素未谋面的网友，要求可能是求助者先卖房，这在网上很常见。

这个要求不能说不合理，中国人的积蓄都放在房产，第二套自不必说，可以视为纯粹的财产。即便第一套，市区与郊区，就能有上百万差价。这些流动性差的大宗资产，算不算可支配财富呢？至少北上广价值几百万的老居民楼里，就住着很多退休金微薄的老人，他们不会搬到郊区。所以，他们为自己辩白说不能卖房，可能并非全无道理。

捐赠者自身情况也会影响到对捐赠的看法。生活在大城市，富有的捐赠者，会觉得维持一辆轿车代步，是生活的必须；而生活在农村，月收入3000的人会觉得，你自己有病，就该把车卖了，为什么不能坐公交？

人在面对疾病的时候，求生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愿望，那就是：重回岁月静好，恢复到过去的生活。这是一个奢望吗？我觉得，并不是。“回复原来的生活”意味着，一个城市人还维持自己的车，不卖车，与一个本来没有车的人，借助大病众筹新买一辆车，其实质与情感上，并不一样。帮助一个朋友，回复到他自己原来的生活，的确也可以说是帮助的应有之义。

但中国贫富分化很大，各地区、各阶层经济条件差异也很大，于是对某个人、某群体看来是“救急”之举，“回到原来生活”，对另一个人来说就是“变富”。再加上亲疏之分，捐赠者自身的背景等等情况，何谓救急，何谓救穷，边界其实很难定义。

具体到吴鹤臣的情况，根据当地居委会出具证明，吴鹤臣的两套房分别在父母和爷爷的名下，属于公租房，无法出售。一般而言，房产都是指可出售的房产，公租房并不具备财产性质，所以，称自己无房并无欺诈。此外，吴的父母均退休，名下并无财产，存款15万元也已全部用于儿子治病。至于车辆，吴父瘫痪，且住在昌平，吴的妻子现在要来往奔波，的确是生活所需。

吴作为德云社演员，或许小有名气，但从曲艺行业规律来看，没自立门户，收入可能的确只有声明中所说每月6000。从他未在北京购房来看，并不符合人们想象中的明星的概念。现在，吴作为家里的经济顶梁柱，突然倒下，未来日子还长，所以，这种情况下，起码在我看来，发起众筹是可以接受的。

中国很复杂，争论难免，但有一点是可以做到的，那就是尽量透明。需要公示经济情况，说明实际需求，账目公开，把判断权交给捐赠人。

“互联网+”忽略了什么

目前，各平台一直在信息真实性方面积极探索。2018年10月，爱心筹、轻松筹和水滴筹联合发布《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自律倡议书》。

根据自律公约，平台应加大前置审核的力度，审核疾病情况、治疗花费情况、家庭经济状况（主要是工资收入、房产、车辆、金融资产等信息）、预期款项用途、基本医疗保障情况、商业保险保障，以及获得其他救助的情况。并与相关政府部门、医疗机构、社交网络企业、社会组织等各方主体形成合力，推动建立统一的“个人大病求助信息”公示系统。

事后措施上，平台应建立失信筹款人黑名单，对涉及编造或夸大求助信息、隐瞒个人财产信息、病历造假、医疗款挪作他用等行为的恶意筹款人，以黑名单形式公示。对进入“失信筹款人”黑名单的，各平台不再为其提供服务，并视情节上报相关政府部门以及征信机构。

这个机制很好，但落地或许很难，因为各方协调成本太高，更不用说，意愿也不高，比如对医院来说，何必惹这个麻烦呢？

网络众筹平台可以看作“互联网+”与慈善模式的结合。但在商业模式创新时，人们往往只看到形式上对传统的替代，却忽略传统模式的一些潜在作用。

传统慈善机构有一个隐形的机制，就是发掘信息。交易成本理论中，交易之外很大的一个成本就是发掘信息的成本。也正因为要完成这件事，所以慈善机构本身是要从募集的资金中收取一定的管理费的。

几年前，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秘书长于秀红称，15%到25%管理费是合理的募捐成本，当时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王海京也对外表示，募捐成本（“项目支持费”）一般不超过6.5%。这当然引发口诛笔伐，不过，慈善机构要保证信息的真实，的确是要花钱的。

正因如此，在传统的线下慈善要发起募捐并不容易，一般人几乎没有可能独立发起募捐。往往是媒体先报道，然后才能募款活动。媒体除了传播的作用，使得捐款成为可能，还有一个潜在的作用就是媒体为情况的真实性作背书。媒体本身也是需要成本的，一次采访，也是需要经费的，媒体承担了这个费用。

“互联网+”，使得发起募捐变得容易，却忽略了传统慈善机构发掘信息这个环节。目前，几家头部平台都是零收费，这既能侧面反映出某个环节被省掉了，同时也意味着平台缺乏动力去做这件事。

互联网平台责任不足

传统线下慈善机构是用自己的商誉作“抵押物”，向公众筹款。网络众筹平台，自身虽然有商誉，但由于是众筹形式，本身只是信息中介平台，并不强调自己介入到担保真实的工作中。

根据公开法律文件《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中显示：“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在显著位置向公众进行风险防范提示，告知其信息不属于慈善公开募捐信息，真实性由信息发布个人负责”。所以，国家没有强制要求网络平台对个人求助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审核，以及平台对资金进行监管。

所以，互联网大病众筹平台，在维护商誉上，动力不足。比如，诈捐事件，人们声讨的是具体发起捐赠的人，质疑不会集中于平台，平台也无事后追究能力。但如果是传统慈善机构的话，人们会质疑机构为什么没做好真实性的审核。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诈捐。彻底的诈骗属于刑事犯罪，公安机关也破获过类似案件。

真正困扰大众的是那些模糊地带的问题。对于这类模糊地带，平台并无太好的事后追究办法。平台提款期最长一个月，钱毕竟是要用来救命的，无法拖延。一旦转到救助者账户，只要不违法，处于模糊地带，是无法追回的，捐赠者也无法反悔的。

成本上，没有对信息发掘收费；模式上，商誉担保变弱；惩罚上，也没有好的办法，所以互联网平台可谓既无资金、又无动力、又无能力，信息真实性必然更差。但是幸好互联网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强大的数据能力。在这方面，可以做的事还有很多。

大数据与担保

人会在网络上留下痕迹，一个人的贫富、不管是在支付宝、在微信支付，在还款记录、消费记录中，是能留下痕迹的。既然向大众募捐，让渡一部分隐私权，这应该是合理的。众筹平台在数据上与各类第三方平台合作，能够发现一个人的真实财富水平。这在技术上并不难，成本上也较低，但是有诸多商业、法律上的问题有待逐步探索、解决。

除了以往遗留在网络上的痕迹，大病众筹是基于熟人社交的，在熟人圈子中，各类信息是比较透明的，那么互联网众筹平台也能从中挖掘一个人提供的信息的真实度。

实际上，现在的各个平台，也是有这个机制的，那就是熟人、朋友出面担保真实性。不过，这种背书，只具有了担保的形式，但却不具备担保的实质，形同虚设。因为一般来说，担保都必须付出、承担风险，没有风险的担保没有任何意义。既然是熟人，筹款又是面向所有潜在的网民，那么，谁愿意站出来，指控有误导呢，最多就是不捐，不转发。所以，这里的关键是出资担保。

对于十万以上的众筹，可以设定一个担保金额，比如， 10个朋友，每个朋友出2000元抵押担保，共计2万元。这笔钱可以比提款押后更久，比如，众筹资金是30天后提款，而担保金可以押后2个月，一旦真实性受网民质疑，平台就扣下这部分钱，返还给网民，虽然只是部分金额，但会使担保行为更加真实。这个时候担保人数、金额，就能显示出一个人求助情况的真实性。担保并不是涉及借钱，对求助人来说，也更加容易。相互勾结，虚假担保的可能性并不大，这需要的交涉成本太高。依靠熟人群的识别，比大数据更可靠。

水滴互助、水滴筹创始人沈鹏将于5月11日在原子智库“中国益公司”企业社会责任促进项目的愿景演讲中，讲述企业价值，社会责任、未来期许，共塑“中国益公司”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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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智库·腾讯新闻出品 | 第287期

实习运营编辑：何筠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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