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乔克

凡有支持者，必有反对者。学衡一派是新文化运动的铁杆反对者。梅光迪、吴宓、胡先骕认为新文化运动为“模仿西人，仅得糟粕”，攻击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为诡辩家、模仿家、功名之士、政客。

1922年1月，《学衡》杂志创刊，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一批任教南京东南大学的学者主持其事。此后，以《学衡》为中心，聚集起一批志同道合者，他们办刊物，做研究，反对新文化运动，形成一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独具特色的思想流派，史称“学衡派”。

学衡派的出现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动。他们以反对新文化运动者的“话语霸权”起家，主张中西思想融通，弘扬传统文化，坚持保守主义的立场制衡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这一点在《学衡》的简章中开宗明义道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判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

《学衡》一创刊，就将矛头对准新文化运动派所倡导的白话文。梅光迪在第1期发表《评提倡新文化者》一文，说陈独秀、胡适等“其言教育哲理文学美术，号为‘新文化运动’者，甫一启齿，而弊端丛生，恶果立现，为有识者所诟病”。胡先骕连载批评胡适的长文《评〈尝试集〉》，将其开新文学风气的作用一笔抹杀，说胡适“复摭拾一般欧美所谓新诗人之唾余”，断定《尝试集》的价值与效用为负。胡先骕劝告青年不要模仿“颓废派”，“今日新诗人创作新诗之方法错误”，说明此路不能。吴宓也在第4期刊出《论新文化运动》。批评白话文虚妄夸张，自立体裁，非牛非马，不中不西，使读者不能领悟，必将造成国粹丧失，文字破灭，国将不国，凡百建设皆不能收效。

《学衡》出版后，立即招来新文学阵营重要人物的批评。1922 年 2 月，周作人在北京《晨报》发表《评〈尝试集〉 匡谬》，鲁迅也撰写了《估〈 学衡〉》，沈雁冰（茅盾）在《时事新报》刊出《评梅光迪之所评》，批评学衡派的陈腐之见，只不过是“左近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鲁迅语）。

确实，学衡派出现的1922年，新文化运动派已经占据思想文化界的主流话语，白话文也于1920年通过教育立法进入小学一二年级课本。学衡派虽然得到王国维、陈寅恪等部分知识分子的认同，却难以取得思想文化界的主流地位，其曲高和寡，不追随时代潮流的悲剧命运可想而知。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是传统文化。以发扬光大中国文化为己任的学衡派，坚守中华民族本位文化的信念，尊重传统信仰，反对激进主义否定传统文化，秉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柳诒徵是学衡派享有盛誉的文史学家，其《中国文化史》近年来重新受到关注，颇受赞誉，影响很大。他在书中开宗明义探求中国文化的真精神，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就是天性出发的人伦，所谓人伦就是维护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等级秩序。

对待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态度上，学衡派成员具有普遍的共识。吴宓、陈寅恪等与柳诒徵的观点互相补充。王国维投湖自杀后，吴宓在《学衡》出了两个专号，认为王国维身上寄托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吴宓在两首诗中写道，王国维自沉是效法屈原的殉“君臣”之“大伦”。陈寅恪在一首《挽王静安先生》诗中同样说明王国维自沉是效屈原投水。

针对新文化派激烈反对传统文化，他们主张正确对待历史和过去的文化，持同情的理解态度。柳诒徵说，今天的中国是过去中国的发展，传统不论好坏，都会影响到今天。因此重要的问题是对旧文化要有所因袭而又不能全部因袭，要明确选择的原则。吴宓提出发展的传统观带有极强的思辨色彩，最能体现学衡派的共识及得失。吴宓认为，人是生活在传统中的，传统是现在中国的过去。人不能脱离现在，自然也不能脱离传统。所谓进步是传统的不断吸收与适应。他指出，进步是传统的不断吸收与适应。在这里吴宓深刻地认识到文化的发展进步，只能是传统的进步与发展。

吴宓，陕西泾阳人，留美期间获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与梅光迪、胡先骕等学者组成学衡派

吴宓还提出了传统的现代性转换的重要思想。他说，当今时代，无视世界潮流而固守旧文化，必阻碍国人的进步，但是尽弃旧物，又不免失去国性。正确的方法，是依世界潮流，“于旧学说另下新理解，以期有裨实用”。就是要借用现代西方学说对传统进行重新解释，以实现现代性转换。

梅光迪曾把学衡派的文化保守主义行为看作是人文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展开。学衡派的主力人物，如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人，多师从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尊奉其师为治学根源，视新人文主义作为其思想资源。

白璧德（1865—1933年），长期任教于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是20世纪初美国文学批评界的泰斗，新人文主义领袖。白璧德抨击自然科学对人文学科的侵犯，呼吁节制情感，回归人性和传统，恢复人文秩序。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超越了西方本位论，主张综合东西文化。他尤其喜爱东方文化，经常引用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来阐释自己的哲学。白璧德及新人文主义对学衡派成员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文化观念和文学批评。

《国学研究院》，2001 年，陈丹青，油画，纵180 厘米，横 225 厘米。

现代中国的学术争论，必援引西方思想作为助力。胡光迪、吴宓、胡先骕等学衡派学人批评胡适等新文化派的重要论点，就是后者引用的西方学理并非欧美文化的正宗和精华。如吴宓在《论新文化运动》一文中说中国的新文化简称之曰欧化。清末光绪以来，欧化则国粹亡，新学则灭国粹。“言新学者，于西洋文明之精要，鲜有贯通而彻悟者。”“西洋真正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互相裨益之处。可以兼蓄并收，相得益彰。诚能保存国粹，而又昌明欧化，融会贯通，则学艺文章，必多奇光异彩。”吴宓认为对西洋文化的选择，“当以西洋古今博学名高者之定论为标准，不当依据一二市侩流氓之说，偏浅卑俗之论。”学衡派认为青年一代盲从这种浅薄之说，导致学风、校风败坏，学潮高涨，社会动乱。梅光迪致信胡适，要他对此负责，说“学生之黑暗，足下辈之‘新圣人’不能辞其责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