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布龙:在美国有一句非常常见的话——“自由不是免费的”。布龙:因为“天堂之门”制造的那场恐怖的大规模自杀就发生在我创作《夜袭动物园》之前的几年。

比尔·布龙用了14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部40万字的长篇小说。他精心设置了一个2052年的反乌托邦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英国已经脱离欧洲,哈里王子恢复了君主统治;一个名为“天堂之门”的邪教组织影响着民众的思想,它让人们相信人类需要消除位于较低层级的动物,才能通往更高层级的世界;主人公卡斯伯特尝试在伦敦动物园拯救最后一批幸存的动物。

《夜袭动物园》,作者:比尔·布龙,译者:黄瑶,版本:未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3月

卡斯伯特是个瘾君子,食用一种名为“弗洛特”的药物。因此,即使他能够从水獭看似毫无意义的“嘎咕嘎”叫声中听到它们的心声,医生也只认为那是药物带来的幻觉反应。但卡斯伯特坚信那不是幻觉,他相信能够听懂动物语言是祖父传授而来的能力,而在那些“低等生物”的话语中,他听到了一种诉求,也听到了自己死去弟弟的声音。他开始做一件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把动物们从园区里解放出来。于是,水獭、狮子、黑猩猩、企鹅等各种动物被陆续释放出来。它们的身上带有野性,刚走出牢笼,或者想着去大街上搞一场破坏发泄,或者要袭击卡斯伯特,豺狼和山羊之间还会相互攻击。看起来,世界变得更加混乱,但即使如此,卡斯伯特依旧坚持着自己的使命。

“自由不是免费的”。比尔·布龙引用了一句美国俗语,表达自己的写作意图。

为了能更好地塑造这些边缘居民的语言,比尔·布龙在十四年的时间里,将自己曾在伦敦贫民窟和世界各地遇到的方言俚语混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种新的词汇。伯明翰方言、黒乡方言、圭亚那英语、英格兰克利山区的方言俚语等多种语言的融合让《夜袭动物园》的原著在英语评论界遭受了一些质疑。翻译过后,中文读者无法感受到这种语言上的困惑。但《夜袭动物园》的故事,还是能给我们带来许多反思,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保守主义日趋明显的世界环境中。

比尔·布龙,记者,作家。作品曾多次出现在《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时代》等报纸杂志上。2002年担任耶鲁大学常驻研究员,教授小说创作和新闻学。《夜袭动物园》是他的第一本小说。

一本长篇小说的写作过程

新京报:这本小说花了你14年的时间,为什么这么久?

比尔·布龙:进度缓慢的一部分原因是当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要兼任丈夫、大学教授、一位新父亲等多个角色。而另一个原因则是我比较懒惰。这就是说,我很多时候都不得不努力找时间去写作。

我是个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人,写小说这件事对我来说,也总是有些可疑——我相信很多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作家都有这种感受。但我也一直是个相当缓慢的作家,这是我的天性。我喜欢雕琢复杂、有趣,充满艺术性的句子,这是个急不得的事情。

最后,当我真的决定动手写《夜袭动物园》的时候,尽管听起来挺蠢的,可我的目标就是能够在临死之前写完它。与死亡相比,14年,可短得很呢。

新京报:在这14年里,现实世界里发生的事件会影响你的写作思路吗?比如说,小说里的英国脱欧已经变成了现实。

布龙:是的,会影响很多。不过,英国脱欧的影响其实很少,我在这之前就写完了这本小说。我非常担心我们西方所谓的“强人”在世界各地的崛起。英国脱欧之前,我就在美国看到了这股势力的崛起,例如克林顿家族还有布什家族的那些裙带关系。我在常春藤名校耶鲁大学教书,很巧的是,当时乔治·布什总统的女儿也在那里上学,这些强大的政治家庭的存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似乎意味着一种真正的、民主理想的腐败。遗憾的是,当时的我并没有想到,事情会变得如此糟糕。

新京报:帕梅拉·戴蒙德和玛丽·盖茨吉尔(作者的两个朋友)有在修改小说方面给出很多建议吗?

布龙:她们很支持我的想法,但也极为挑剔。这本书我写了两次,几乎完全是出于玛丽·盖茨吉尔的建议。她是一个很著名的美国作家。

新京报:现在有一些中国读者已经读完了这本小说。

布龙:这让我很兴奋。

新京报:但是……他们多数人都在反映,这本小说实在是太长了。

布龙:哦,当然是这样。不过,我相信这本小说的确需要写这么长,它包含了很多细节,它是一本关于上帝复活的小说,我也有很多话想在小说中表达出来。

新京报:所以,你会担心人们对长篇小说失去耐性,读者越来越少吗?

布龙:我希望不会,当然,我知道自己对此没有任何的控制权。这本小说在英国和美国都广受好评,我对它在评论界获得的巨大成功十分惊讶(这对一本处女作来说很不寻常)。当然,我不能保证每个人都对这本书感兴趣,但我相信,在中国,也有其他的小说在被评论家们赞扬的时候,会有很多读者去反映“它太长了”。

方言和俚语的消逝

新京报:《夜袭动物园》的句子结合了许多俚语、方言和圭亚那英语。你使用过这些语言吗?你想通过它们达到什么样的艺术效果?

布龙: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当我住在伦敦的时候,我听到许多英国俚语和方言,并且,我在那些非常贫穷的人周围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些人通常被卡尔·马克思称为“流氓无产阶级”。英国是个很特别的国家,因为即使在距离它很近的地方,也有着自己独特的俚语和方言。我父亲是个英国人,他就来自于一个有着自己独特方言的地区,所以,有很多语言我都是从他身上学到的。

另外,我还认识不少居住在伦敦的圭亚那人,实际上,我也做了一堆相关的研究,给那些对方言有兴趣的人打电话咨询,查找资料,尤其是那些由19世纪民俗学家编纂的古书,这些书会列出一长串的方言词语和相关术语。

新京报:你认为《夜袭动物园》达到了你的预期效果吗?

布龙:是的!我认为是这样。而且我非常喜欢它。很高兴它现在已经成为我身后的一段过去了。因为我写它的时候简直像得了病,我认为它会杀了我,好在,我挺了过来——虽然不知道是怎么挺过来的。现在,要是写新书的话,我会很愿意写两本比这短得多的小说。

新京报:就方言和俚语的使用而言,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作家?

布龙:这不太好回答。我一直对世界各地的文学都很感兴趣,也喜欢那些大世界里的潜在角落——也就是地域文学。我的妻子Annmarie Drury也是一位诗人和翻译家,她翻译了很多非洲诗歌,在动物描写方面,她给我的影响也很大。在大学的时候,我选修了英语文学和中国翻译文学。

老实说,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我想到的也是莎士比亚,狄更斯,李白和王维。我最喜欢的当代作家,应该是南非的库切和美国的哈金。我也很喜欢一些新兴的文学作品——也喜欢那些通常不被认为是作家的人所写的东西,在美国,这类人往往被称为“圈外作家”。

新京报:但在今天,方言正在逐渐消逝。比如在中国,普通话正在挤压方言的生存空间。

布龙:这听起来很悲惨。在美国,我们也有类似的问题,即印第安人语言的消逝。这些语言已经消失或濒临灭绝——你知道最讽刺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那就是这种用来形容语言文化消失的单词,同样用于描述动物灭绝。

自由不是免费的

新京报:在《夜袭动物园》中,你描写了“天堂之门”这个邪教组织。既然你都把故事的背景设置在2052年了,为什么不直接虚构一个邪恶组织,而是要查找资料、书写一个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邪教组织呢。

布龙:因为“天堂之门”制造的那场恐怖的大规模自杀就发生在我创作《夜袭动物园》之前的几年。它让我非常着迷。我想试着想象一下,如果邪教组织继续存在,并且在成熟度和权势上不断成长,那么会发生什么。顺便说一下,现在还是有一些“天堂之门”的成员生活在世上。我认为它现在已经不会构成什么威胁了,但它还是有一批追随者。

天堂之门,美国邪教组织。相信能够通过集体自杀的方式跟随海尔波普彗星之后的外星飞船。1997年曾有39名成员集体自杀。

新京报:在书里,黑猩猩们也制造了一场混乱。它们从动物园跑出来后袭击了女王蜡像馆。我想这应该不是偶然吧?

布龙:是的,我是一个反对君主主义的人。我坚信英国王室应该永远放弃他们的权力。君主立宪制是一个毫无必要的,并且充满危险性的遗留物。它扮演着一个仁慈而暴政的公共角色。他们和君主制都是历史的一部分,那他们就应该留在历史里。

新京报:那么,即使卡斯伯特释放出来的动物们会冲上街头、实施破坏,你还是坚信要把它们释放出来吗?

布龙:在美国有一句非常常见的话——“自由不是免费的”

(Freedom isn’t free)

。我认为我的小说集中描述了自由所需付出的巨大代价。自由,有时可能比我们期望的要危险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为自己和周围的人去否定它。即使自由是危险的,但是,逃离自由或者把自由囚禁起来的做法对人类的灵魂来说更加危险。

新京报:这是因为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吗——就像动物园里的豺狼和山羊那样?

布龙:我认为这本书想表明的是,在我们社会最底层的人中,无家可归者、吸毒者、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精神病患者是上帝说话最清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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