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比尔·布龙：自由很危险，但不应否定它

摘要：布龙：在美国有一句非常常见的话——“自由不是免费的”。布龙：因为“天堂之门”制造的那场恐怖的大规模自杀就发生在我创作《夜袭动物园》之前的几年。

比尔·布龙用了14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部40万字的长篇小说。他精心设置了一个2052年的反乌托邦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英国已经脱离欧洲，哈里王子恢复了君主统治；一个名为“天堂之门”的邪教组织影响着民众的思想，它让人们相信人类需要消除位于较低层级的动物，才能通往更高层级的世界；主人公卡斯伯特尝试在伦敦动物园拯救最后一批幸存的动物。

《夜袭动物园》，作者：比尔·布龙，译者：黄瑶，版本：未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3月

卡斯伯特是个瘾君子，食用一种名为“弗洛特”的药物。因此，即使他能够从水獭看似毫无意义的“嘎咕嘎”叫声中听到它们的心声，医生也只认为那是药物带来的幻觉反应。但卡斯伯特坚信那不是幻觉，他相信能够听懂动物语言是祖父传授而来的能力，而在那些“低等生物”的话语中，他听到了一种诉求，也听到了自己死去弟弟的声音。他开始做一件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把动物们从园区里解放出来。于是，水獭、狮子、黑猩猩、企鹅等各种动物被陆续释放出来。它们的身上带有野性，刚走出牢笼，或者想着去大街上搞一场破坏发泄，或者要袭击卡斯伯特，豺狼和山羊之间还会相互攻击。看起来，世界变得更加混乱，但即使如此，卡斯伯特依旧坚持着自己的使命。

“自由不是免费的”。比尔·布龙引用了一句美国俗语，表达自己的写作意图。

为了能更好地塑造这些边缘居民的语言，比尔·布龙在十四年的时间里，将自己曾在伦敦贫民窟和世界各地遇到的方言俚语混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种新的词汇。伯明翰方言、黒乡方言、圭亚那英语、英格兰克利山区的方言俚语等多种语言的融合让《夜袭动物园》的原著在英语评论界遭受了一些质疑。翻译过后，中文读者无法感受到这种语言上的困惑。但《夜袭动物园》的故事，还是能给我们带来许多反思，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保守主义日趋明显的世界环境中。

比尔·布龙，记者，作家。作品曾多次出现在《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时代》等报纸杂志上。2002年担任耶鲁大学常驻研究员，教授小说创作和新闻学。《夜袭动物园》是他的第一本小说。

一本长篇小说的写作过程

新京报：这本小说花了你14年的时间，为什么这么久？

比尔·布龙：进度缓慢的一部分原因是当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要兼任丈夫、大学教授、一位新父亲等多个角色。而另一个原因则是我比较懒惰。这就是说，我很多时候都不得不努力找时间去写作。

我是个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人，写小说这件事对我来说，也总是有些可疑——我相信很多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作家都有这种感受。但我也一直是个相当缓慢的作家，这是我的天性。我喜欢雕琢复杂、有趣，充满艺术性的句子，这是个急不得的事情。

最后，当我真的决定动手写《夜袭动物园》的时候，尽管听起来挺蠢的，可我的目标就是能够在临死之前写完它。与死亡相比，14年，可短得很呢。

新京报：在这14年里，现实世界里发生的事件会影响你的写作思路吗？比如说，小说里的英国脱欧已经变成了现实。

布龙：是的，会影响很多。不过，英国脱欧的影响其实很少，我在这之前就写完了这本小说。我非常担心我们西方所谓的“强人”在世界各地的崛起。英国脱欧之前，我就在美国看到了这股势力的崛起，例如克林顿家族还有布什家族的那些裙带关系。我在常春藤名校耶鲁大学教书，很巧的是，当时乔治·布什总统的女儿也在那里上学，这些强大的政治家庭的存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似乎意味着一种真正的、民主理想的腐败。遗憾的是，当时的我并没有想到，事情会变得如此糟糕。

新京报：帕梅拉·戴蒙德和玛丽·盖茨吉尔（作者的两个朋友）有在修改小说方面给出很多建议吗？

布龙：她们很支持我的想法，但也极为挑剔。这本书我写了两次，几乎完全是出于玛丽·盖茨吉尔的建议。她是一个很著名的美国作家。

新京报：现在有一些中国读者已经读完了这本小说。

布龙：这让我很兴奋。

新京报：但是……他们多数人都在反映，这本小说实在是太长了。

布龙：哦，当然是这样。不过，我相信这本小说的确需要写这么长，它包含了很多细节，它是一本关于上帝复活的小说，我也有很多话想在小说中表达出来。

新京报：所以，你会担心人们对长篇小说失去耐性，读者越来越少吗？

布龙：我希望不会，当然，我知道自己对此没有任何的控制权。这本小说在英国和美国都广受好评，我对它在评论界获得的巨大成功十分惊讶（这对一本处女作来说很不寻常）。当然，我不能保证每个人都对这本书感兴趣，但我相信，在中国，也有其他的小说在被评论家们赞扬的时候，会有很多读者去反映“它太长了”。

方言和俚语的消逝

新京报：《夜袭动物园》的句子结合了许多俚语、方言和圭亚那英语。你使用过这些语言吗？你想通过它们达到什么样的艺术效果？

布龙：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当我住在伦敦的时候，我听到许多英国俚语和方言，并且，我在那些非常贫穷的人周围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些人通常被卡尔·马克思称为“流氓无产阶级”。英国是个很特别的国家，因为即使在距离它很近的地方，也有着自己独特的俚语和方言。我父亲是个英国人，他就来自于一个有着自己独特方言的地区，所以，有很多语言我都是从他身上学到的。

另外，我还认识不少居住在伦敦的圭亚那人，实际上，我也做了一堆相关的研究，给那些对方言有兴趣的人打电话咨询，查找资料，尤其是那些由19世纪民俗学家编纂的古书，这些书会列出一长串的方言词语和相关术语。

新京报：你认为《夜袭动物园》达到了你的预期效果吗？

布龙：是的！我认为是这样。而且我非常喜欢它。很高兴它现在已经成为我身后的一段过去了。因为我写它的时候简直像得了病，我认为它会杀了我，好在，我挺了过来——虽然不知道是怎么挺过来的。现在，要是写新书的话，我会很愿意写两本比这短得多的小说。

新京报：就方言和俚语的使用而言，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作家？

布龙：这不太好回答。我一直对世界各地的文学都很感兴趣，也喜欢那些大世界里的潜在角落——也就是地域文学。我的妻子Annmarie Drury也是一位诗人和翻译家，她翻译了很多非洲诗歌，在动物描写方面，她给我的影响也很大。在大学的时候，我选修了英语文学和中国翻译文学。

老实说，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我想到的也是莎士比亚，狄更斯，李白和王维。我最喜欢的当代作家，应该是南非的库切和美国的哈金。我也很喜欢一些新兴的文学作品——也喜欢那些通常不被认为是作家的人所写的东西，在美国，这类人往往被称为“圈外作家”。

新京报：但在今天，方言正在逐渐消逝。比如在中国，普通话正在挤压方言的生存空间。

布龙：这听起来很悲惨。在美国，我们也有类似的问题，即印第安人语言的消逝。这些语言已经消失或濒临灭绝——你知道最讽刺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那就是这种用来形容语言文化消失的单词，同样用于描述动物灭绝。

自由不是免费的

新京报：在《夜袭动物园》中，你描写了“天堂之门”这个邪教组织。既然你都把故事的背景设置在2052年了，为什么不直接虚构一个邪恶组织，而是要查找资料、书写一个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邪教组织呢。

布龙：因为“天堂之门”制造的那场恐怖的大规模自杀就发生在我创作《夜袭动物园》之前的几年。它让我非常着迷。我想试着想象一下，如果邪教组织继续存在，并且在成熟度和权势上不断成长，那么会发生什么。顺便说一下，现在还是有一些“天堂之门”的成员生活在世上。我认为它现在已经不会构成什么威胁了，但它还是有一批追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