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声唱》的反讽、现实与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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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声唱》的反讽、现实与新的问题

“到底是要提供一个影视剧的脚本，还是回归纯粹的文学写作。如何平衡二者，大约是凡一平需要考量的事情。毕竟，鱼与熊掌，实难兼得也。”

新批评

广西作家凡一平的长篇新作《蝉声唱》，有一个内在的“情节核”，即“身份互换”。多年前在县医院出生了两个幼儿，因为医生的疏忽而成了不同家庭的宝贝。又因为一次偶然的意外事件，揭开了埋藏三十三年的秘密——顺藤摸瓜，劣迹斑斑的蓝必旺有着“富二代”的身份，而一直以“富二代”身份现身的罗光灯则成了地道的农民。互换了身份的蓝必旺一落千丈，从温柔富贵乡跌落到一贫如洗还欠着外债的农家。对于罗光灯而言，则瞬间从被高利贷追打的赌徒变成了拥有亿万身家的公子哥，于是有了种种荒诞的行径。这种种荒诞行径越是不近情理，就愈发显示出凡一平所讲述的俗套故事背后，隐藏着的反讽力量的强大。

作为编剧的凡一平，心知肚明此类“情节核”的运转秘密，却认真地讲好这个俗套的故事。与其说罗光灯是那个拥有反讽意义的角色，不如说凡一平才是反讽角色背后掌控傀儡的命运使者。他故意保持着看似愚蠢且自欺欺人的浮夸姿势，而内里却是在用旁敲侧击的方式来实现他现实主义的追求：用荒诞来凸显现实的残忍与不公，用反讽来表达对现实的批判与介入。

《蝉声唱》意图揭示出城乡差距带来的巨大影响，投射在蓝必旺和罗光灯的身上，就变成了赌徒与公子哥的鲜明对照。自然，这仍旧被安排在凡一平的“命运框架”中——他用极鲜明又强烈的对比，把命运带来的错愕化归在现实生活中，看似戏谑，却内里藏着巨大的悲哀与深沉的怜悯。他要用命运的神奇力量，来窥探城乡差距、身份与社会阶层的现实，去矫正因“变形记”而产生的误解和偏差。

蓝必旺错误地成长于罗家，因家资丰厚而获得了良好的教育，不但留学国外还多才多艺，俨然是一个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形象；相反，罗光灯在乡下疯狂地野蛮生长，养成了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习惯，沾染上赌博恶习——命运之手神奇地改变了二人的身份，把一个学识、教养都俱佳的公子哥，放在了穷乡僻壤，同时把另外一个粗俗、恶劣的乡下不良少年，置于优渥的生存环境中，二人立马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凡一平并不试图用三十三年过往的岁月来求证出身差异带来的社会不公，而是要用此后的系列故事来明示身份也即所谓的“资源”对个人产生的巨大影响。

《蝉声唱》用命运来包装一个俗套的故事，却要以此书写阶层差异与社会公平问题。当历史的发展将“二代”作为一种身份呈现出来，就意味着各种资源的分配即将宣告完成。凡一平似乎要以命运之名将“二代”打入冷宫，去体验底层人士奋斗的辛酸、苦楚与惨痛，实则是以命运反转的方式再次确认了身份差异所导致的阶层与社会公平问题。这依旧是如今社会的重大现实。

在论及凡一平的写作时，傅元峰将之归入“故事中心主义”的谱系，指认了其创作“专注于讲故事”的特点。汪政则称赞他的作品对人物塑造的贡献，认为是“让小说回到起点”。被研究者们经常论述的“故事中心主义”的证据之一，是凡一平醉心于悬念迭生的侦探故事，其中凶杀、犯罪、探案等都是常用的技巧之一。在《蝉声唱》中，谋杀依然存在，但已经是次要的因素。罗光灯暗杀同父异母的弟弟，既可以看作是资本的血淋淋现实，也可以看作是现代罪恶的一种。当然，尽管形式有所变换，不变的则是“故事中心主义”指向。讲述一个可读性强的故事，胜过了讲述本身，这可谓是《蝉声唱》的一大征候。

作为身兼影视编剧的凡一平，在通过《理发师》《寻枪》等影视作品获得了曝光率和现实利益的同时，也使他的文学写作陷入困境之中。讲述一个好的故事本身也是文学的诉求之一，但迷醉于讲述一个好读的故事，则显然是在削弱小说的文学性。检阅《蝉声唱》，二十四节内容可以看做二十四个影视场景，它的可视性甚至超过了它的可读性——每一小节都是一幕戏剧所在，阅读时的“观感”很强，而文学的审美陶醉则急剧减弱。对人物内心的刻画也呈现出简单化的嫌疑。另外，故事的推进与发展，层层叠加，节奏很快，更像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而非是“为了什么而讲故事”，即便它也对社会现实、阶层分化等问题进行了批判。

如果不是编剧的身份败坏了凡一平的文学感觉，那么这种写作就很难理解。影视剧对故事性的强调，对鲜明人物形象的重视，使得剧本只作为脚本，不管是人物还是内里的思想，都需要演员来完成，留给编剧的余地和发挥的空间极小。作为一项综合性的事业，编剧在影视系统的存在感实在太过于渺小；作为一项个人性、私密性的事业，文学又在写作的过程中大到无视其它存在的境地。到底是要提供一个影视剧的脚本，还是回归纯粹的文学写作。如何平衡二者，大约是凡一平需要考量的事情。毕竟，鱼与熊掌，实难兼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