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邢必力

爱国实业家杨俊生

上海东北面的复兴岛，是一座小小的岛屿，1949年5月的一天，蒋介石就从那里离开了大陆，去了台湾。今年是上海解放70周年，我逗留在复兴岛上，不仅听闻了蒋介石离开时的一步三回头，也听说了一段银行家与企业家相互支持，发展民族造船业的佳话。

岛上，原先有一家大中华造船厂，其创办人是杨俊生，系江苏淮安人。1906年他以公费生身份留学日本。期间，他和一批留日爱国青年一起参加了同盟会。有一次，孙中山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中国的海岸线那么长，河流那么多，但航行在河海上的兵舰船只哪一只不是外国造的？如果我们自己不建立造船工业，何以立国？”

1919年，他从日本的东京帝国大学船舶工学科毕业后，应聘到当时日本最大的造船厂长崎三菱造船厂担任工程师，兼任三菱造船所工业学校教师。但他念念不忘孙中山先生的嘱托，1924年，杨俊生宁愿放弃优厚的待遇，带着日本妻子、女儿回到了千疮百孔的祖国。1926年10月，杨俊生在复兴岛（现共青路130号）创建了大中华造船机器厂。

杨俊生创办的大中华造船机器厂，虽然资金有限，厂内技术人员不多，但杨俊生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一股子闯劲，居然搞得风风火火。在10年时间里，船厂除为国民党海军建造了几艘小炮艇外，还先后建造了“长风”（1927年）、“正大”（1930年）、 “天赐”（1931年，当时沪崇航线上最大的船舶）、“大达”号（1934年，当时国产吨位最大、设备最完善的）等客货轮和“天行”号破冰船等。当时上海民族造船业除了江南造船所外，皆属小打小闹的修船厂，但大中华造船厂能建造2000顿级以下船舶。

大中华造船厂复原油画

但天有不测风云，1936年杨俊生承造“大达”轮时，资金周转发生困难，欠了英商瑞镕船厂订造主机的费用，约有一万元。偏偏这家瑞镕船厂，平素与大中华是竞争对手，便将大中华告上法院，要求将大中华宣告破产。除这家英商企业外，中国银行、金城银行等，都是大中华的债权人。金城银行曾贷款给船厂34000元，这时也无法收回。

杨俊生无奈提出，愿将大中华船厂全部财产，计国币197149元及应收债权计国币26820元，总共国币223960，加上未完工程，拟请各债权人改组营业，所有债务作为结清。如各债权人不愿按以上办法承受财产，则设法将全部财产及未完工程召盘拍卖，所得款项分偿于各债权人。

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听说大中华的困境后，十分同情杨俊生的遭遇。他与杨既是同乡，又在日本留学时就已结识，所以无论从从私交，或从维护民族工业的角度考虑，周作民都很愿意帮忙。

有“金融不倒翁”之称的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

周作民先请在上海开设会计师事务所的谢霖（曾任交通银行帮理、总秘书）查账，了解大中华的技术水平和经营情况。经谢霖调查，该厂经营向来讲究诚信，技术过硬，这次问题是资金不足、计算不精造成的，他对周作民说：“杨技术很好，但不精财务。例如承造浦口渡轮一艘，计价十五万元，而成本约达二十万元，安得不亏。其长处则工精料好，不肯马虎。”他建议金城银行给以资金上的支持，进行重组。

周作民当即答应。事实上，金城银行放款的一个原则，就是尽力扶植本国的民族企业。周作民认为，如果大中华船厂破产，不仅对中国造船工业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与他长期致力于扶持民族企业的宗旨不符，而且原先的贷款也无法收回，更谈不上收益了。

于是，周作民果断同意投入资金，接办改组。另两位实业家卢作孚和范旭东，在周作民的劝说下，也愿意相助。实际上，他们相互之间在事业发展中有过业务往来，早已合作多年，大中华就为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几次造船修船，也为范旭东的厂子制造过锅炉、屋架等。

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

周作民与卢作孚、杨俊生等人经过磋商，于1936年6月8日，将大中华造船厂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定为25万元，金城银行担任12.5万元，民生公司担任12万元，素来不对外投资的范旭东也投入5000元以示支持。公司推举周作民为董事长，卢作孚为常务董事，杨俊生尽管已没有资本，但周作民仍提议他担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

杨俊生仍旧担任总经理，这使他极为感奋，一心努力干好事业。他收到25万元资本后，以15万元清理债务，剩下10万元作为流动资金，度过了难关。

中华造船厂在承接业务过程中，一些大的工程项目常常需要提供担保，以前因为没有可靠担保人，而被别家公司抢了生意去的情况时有发生。现在，周作民对船厂改组后的发展极为重视，经常过问经营状况，多方照顾其业务，造船厂的经营条件与前大不相同。金城银行可以利用自己的资力和声誉为其担保，使船厂业务大为拓展。1937年4月，中华造船厂承接青岛市政府委造的一艘单叶蒸汽铁壳拖轮，造价23万元，合同签订后，青岛市政府来函要求金城银行提供担保，银行方面遂按要求为船厂担保。

金城还积极为船厂提供抵押透支，解决其资金上的困难。如1937年6月初，中华造船厂以厂内所存之钢铁原料790吨及制成品为担保，请金城银行开出信用状，向国外订购钢铁约2650吨，约值国币100万元，并按六五折计算，作为抵押品向金城银行商借透支款项65万元。周作民当即同意抵押透支，双方签订合同。

金城银行汉口分行大楼

有了自家的船厂，金城银行自然肥水不外流，直接委托船厂承造工程。如1937年5月26日，汉口金城银行与中华造船厂签订合同，由造船厂承造汉口金城戏院钢房架工程，工程造价共计国币32141元。但合同对工程质量、工期、建筑材料、损失赔偿等，却不因为船厂是自家人而马马虎虎，相反都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定。

近代新式银行家与企业家的关系，给双方都带来了利益。金城银行提供的一系列帮助，对于中华造船厂缓解资金上的困难、争取业务等给予了有力的支持，使企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可惜好景不长，八一三事变后，中华造船机器厂被日军强占。日本人想拉杨俊生落水，表示可以将船厂还给他，但杨不为所动，一口拒绝。汪伪要员周佛海也出面要杨俊生担任伪职，他更是不睬不理，闭门谢客。抗日战争结束后，大中华造船机器厂重整旗鼓，继续发展。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党员经常找杨俊生宣传党的政策。杨也已经看穿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因此既没有迁走机器，也未抽逃资金，而是保护好工厂，终于迎来了光明到来的那一天。

而解放前夕去香港的周作民，也在1950年6月回到大陆，是当时唯一一位返回大陆的著名银行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并特邀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他的墓地在今宋庆龄陵园内，据说，也是周总理特别批准的。